本书是作者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一段工作上的尖锐交锋，及介绍香港办报的情况作为札记。写法也照香港的习惯，每篇都很短，以便于读者在上下班途中，随便翻翻。香港实行的是与大陆不同的制度。一九九七年以后，也还是“一国两制”。香港办报的各种作法，不可能全适用于内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大陆的新闻界还是值得借鉴的。

一 准时开机

二 减去十岁

三 谁服从谁

四 “经”“文”之争

五 核电风波

六 招聘启事

七 狠抓体育

八 奖从何来

九 精选头条

十 开辟“马经”

十一 敢花“大钱”

十二 用纸之道

十三 百万签名

十四 港督妙招

十五 社会新闻

十六 旅游广告

十七 走向“杂志”

十八 起用新人

十九 不拘一格

二十 也讲温情

二十一 评说内地

二十二 从严治馆

二十三 再谈“全球”

二十四 叶飞之女

二十五 一放一收

二十六 港九之间

二十七 母子公司

二十八 甘冒风险

二十九 把好京城

三十自 愿晚婚

三十一 昼夜餐馆

三十二 三教九流

三十三 不怕近“黑”

三十四 五道防线

三十五 “苦”度年关

三十六 使用电脑

三十七 电子分色

三十八 三次赴穗

三十九 港沪大桥

四十 一变则通

四十一 两个“老总”

四十二 密斯特麦

四十三 培养名家

四十四 第三职业

四十五 通话安全

四十六 弃商从文

四十七 港人之虑

四十八 股市风云

四十九 校友相助

五十 澳门之行

五十一 雅俗兼容

五十二 有限自由

五十三 开放程度

五十四 知识更新

五十五 一怒伤人

五十六 有线传真

五十七 冷热变化

五十八 报社用车

五十九 舆论监督

六十 监督方式

六十一 隐性特权

六十二 舆论交锋

六十三 职业道德

六十四 公私车屋

六十五 力求特色

六十六 再谈特色

六十七 桥牌专栏

六十八 人人动笔

六十九 报纸属性

七十 收尾的话

一 准时开机

按时出报，在内地办报也是要努力做到的。但作为一社之长，毕竞不必为此操那么大的心。到了香港《文汇报》，这却成了我抓的头等大事；而且集中全力，一连抓了三个月之久。

在香港，报纸不是“邮发合一”的，而是靠三千名报贩在街上零售的。港人，尤其是那些“打工仔”(泛指所有靠工资过日子的工人和职员)，稍有一些文化的，大都有个习惯，清晨走出家门，先得买份报纸，在路上或在茶楼里，边“行”边看，边吃边看。住家与工作地点远的人，一早五六点钟就得启程。所以报纸必须在这之前，就得出现在报摊上。在香港岛中环区一条大街上，有处本埠报纸的集散点。十二位区代理(即三千名报贩的上一级批发商)每天在那里把几十种报纸汇集到一起，分好数，搭配全，用自备汽车，争分夺秒地赶送到各个报摊。我上任的第三天，就到那里走了一遭。听到区代理对《文汇报》最强烈的责备，就是常常不能按时出报。并且了解到，几家财大气粗的“畅销报”，给区代理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对其他报纸不能“等”，到时候不来，就甩掉，放在第二或第三批送出。这么一来，销路便大受影响。

《文汇报》本来有条规定：清晨三时半至四时必须开机印刷。但往往做不到。从中环参观回来，与报社其他领导一商议，决定今后必须在三时半前保证开机，四时一刻之前把销往九龙的第一批报纸，准时送到中环。

因为要抢发每天的最新消息，报纸过早截稿是不行的。我们把截稿时间定在了深夜二时半。这也就是说：从截稿到开机仅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只要任何一个小小的环节耽误了，准时开机即告吹。在这一小时内，版面编辑，排字师傅，制版技师，往往为一两处改动，在楼里跑上跑下，连坐电梯都嫌慢，那股紧张劲真像前沿指挥部一样。

以前，《文汇报》也响亮地提出过“出早报”的口号。但因为职责不清，赏罚不明，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在编辑部、印刷厂、广告课、校对课之间，为此时常互相埋怨。经过了解，我不无风险地断言：过去延误出报时间，责任首先在编辑部。一边对发稿、排字、校对、制版、印刷、发送等环节都订出了责任制，一边带领编辑部一批骨干，在截稿后，从中环一直看到九龙最远的一处报摊。到那里时，已经是清晨五时许，报摊只来了两种报，一种是“东方”，一种是“文汇”，可惜我报只有五份，报摊主人解释道：“就因为你们常常不能准时出报，我不敢多进啊!”这使大家更切实地了解到，不能准时开机对报纸的销路影响有多大。上班后头三个月，我每夜都逐个环节地去查看。这个“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报纸的销量随之明显地上升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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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是我刚从香港返京后写的，时间已过去十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那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曾是中共中央委员)叛逃美国，经我驻美大使多次好言要劝，他死不回头，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经中央决定，定他为叛徒，开除其党籍。一九九六年，他还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六百多页的香港回忆录，极力美化自己，就此，有人做专门揭露。

我在香港工作时，许家屯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与他有好几次尖锐的交锋，现在可以补上。不过，这本小册子的主旨，还在于介绍在香港办报的情况，算不上经验总结，只是信手拈来，作为札记。写法也照香港的习惯，每篇都很短，以便于读者在上下班途中，随便翻翻。香港是个十分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报业也很兴盛。五百万人的地区，竟有中文报纸三十八家之多。报纸每天的总销售数，多年来一直在一百五十万份左右，竞争非常激烈。

在香港，报社都是企业，都叫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出版的报纸，无论是办报人，还是读报人，都把它看做是一种商品。不过，任何一家报纸的大老板，又都不是单纯地以赢利为目的。在香港，尤其如是。

香港无论哪家报纸，都有它的政治背景，可是谁也不肯承认这一点。广大读者在这方面大致还是心中有数的。他们把众多的报纸，划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左派报纸”，一类是“右派报纸”，还有一类是“中间色彩”更浓的报纸，尽管每家报纸都以“公正、客观、翔实”自诩。

我是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的，职务是副社长兼总主笔，这个职位决定我既要管编辑方面的事情，又要管经营方面的事情。在我写的几十篇札记中，自然会涉及到这两方面。不过，我不想把它截然分成两部分。因为这两大业务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香港实行的是与大陆不同的制度。一九九七年以后，也还是“一国两制”。香港办报的各种作法，不可能全适用于内地。但我以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大陆的新闻界还是值得借鉴的。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主观估计，它也许会使新闻界、出版界以及党政各界同仁感兴趣。

杨正彦

二00五年三月

我在香港《文汇报》仅工作三年多，拉拉杂杂写了上述六十多篇札记。这次只是在原来的本子上，稍修补。但似乎意犹未尽。 在香港，读者大都把报纸当作“参考消息”看待，因为八十年代初，三十多家中文报纸在那里竞争，一般读者很难分清，哪家报刊的哪条报道是准确无误的。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更是真真假假。

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新闻出版和电视广播工作，各级党委也如此。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出版协会等群众组织，也在促进各种媒体准确地贯彻中央的精神，并且提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但人民群众大都是抱着“眼看为实，耳听为虚”的态度，来观察周围事物的，所以舆论是能起作用，但作用又是有限度的。

最近，中央提出要在全党用一年半时间，分批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并要求落实到行动中，这非常必要，也非常好。

说实话，近二十多年，经过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有很大提高，加上外交路线正确，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已经相当之高，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如果缺少中国，都很难解决，“七国集团”有意要让中国参加进去，中国却只愿当观察员，因为中国仍不肯失去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这一客观事实，国人大多都看到。

但是，到任何一个局部，都有不少消极现象，如盗窃、绑架、走私、吸毒、卖淫、赌博、制假贩假等，比比都是，受查处的仅是一小部分，特别是当官的贪污受贿的事，影响更大。中国有句俗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民间的口头传播更厉害了。特别是在好友之间，彼此都十分信任，一传三，三传九，很快地就传广了。

中国在廉政方面下了不少力气，但成效不大。因为中国目前(包括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很难做到“以俸养廉”。收入的悬殊，使一些思想不坚定分子，不免动心，特别是临退休前，总要设法在暗中弄一些外快，供自己及子女享用。所谓“四十九、五十九”现象，就是这么来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做了这种事，再怎么隐藏，总会露出去的。对这类现象，大大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

对这类事，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一时不便公开揭露，可以通过内参反映。如果有十分把握，也不妨大胆地公开揭露，那可算是好样的。当然用语要准确，只能称嫌疑人，连公安部门在法院审判前，也只能用这词。

不过，我们传媒界人士对自己所处的地位，也要有一个恰当的估计。过去讲“记者是无冕之王”，这在全世界都不是那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