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阁的本意是魁星阁，而抗日战争期间，成为费孝通引领下的一小批学者的工作场所，他们在一个艰苦的年代中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后来作为人文区位学(社区)研究的典范，得到国内外同仁的广泛认同。“魁阁”也许又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一个可以被称为“时代”的东西。本书混合了各种记忆的书籍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以往成就进行了继承与反思，对前辈学人在艰苦年代中表现出的学术热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给予了纪念。

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几所大学旅迁昆明后，“魁阁”这座曾被人们用来供奉魁星的古楼，便成为费孝通引领下的一小批学者的工作场所。在“魁阁”，一小批优秀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在一个艰苦的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中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后来作为人文区位学(社区)研究的典范，得到国内外同仁的广泛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魁阁”也许又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一个可以被称为“时代”的东西。 　　在“魁阁时代”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这本混合了各种记忆的书籍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以往成就进行了继承与反思，对前辈学人在艰苦年代中表现出的学术热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给予了纪念。

　　　　　　　　　上　篇　 记　忆

忆魁阁                    费孝通

从禄村到魁阁——1938-1946年间的费孝通     大卫·阿古什

我在“魁阁”的日子              许烺光

魁　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谢　泳

“魁阁”的学术财富              潘乃谷

魁阁的过客                  王铭铭

从“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马　戎

研究部之灵                  杨圣敏

　　　　　　　　 下　篇　 重 访

重访云南三村                           费孝通

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      王铭铭

人看我看我们——读费孝通的Earthbound China和《云南三村》     于长江

从“小村”回望“三村”——一个“连锁故事”的整体写法       朱晓阳

禄村农田的经济与象征                       张宏明

大理喜洲的地方与超地方仪式                    梁永佳

芒市傣族的“摆”与交换                      褚建芳

编后记                              潘乃谷

魁阁的本意就是魁星阁。魁星点状元，这是中国旧日科场士子获取功名的寄托和理想。在中国乡间许多出过状元的地方，都有这种被称为“魁星阁”和“魁星楼”的建筑。这种建筑的兴建是希望地方上能多出一些科场状元。

本文所谓的魁阁是中国社会学领域中熟知的一个绰号，它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设在云南呈贡县的云南大学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1945年)。它的领导是费孝通。由于工作站设在当时呈贡古城村南门外的魁星阁上，后来即被称为“魁阁”。也许是偶然巧合，当时聚在魁阁中的成员，以他们出色的成绩使魁阁名副其实，在中国话里，魁阁的字面含义即是精英集团，事实上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费孝通说：

  后来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

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

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

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

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

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

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结果的是：张之

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

《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旁工》、

《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

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

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若干业

已出版。我是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写

作，甚至抄钢笔板和油印。

魁阁这个亲切的绰号所以流传开来，大致是由于以下几个特点：  

P49-50

　　这本小册子收录以下三类文章：　　第一类是费孝通等先生写的一些回忆性文字；　　第二类是由“非当事人”写的，它们涉及“魁阁”学术史和对当今学术的启示；　　第三类由几位年龄不同的研究者写成，它们从不同角度表述了60年后重访“魁阁”得到的体会。　　文章都是围绕“魁阁”及其成就而写的。　　“魁阁”是什么?它原来具体指的是云南呈贡县的魁星阁。这座小古楼，现在面貌已稍嫌破落，它始建于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曾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重修，当地又惯称为“古城魁阁”。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几所大学旅迁昆明后，“魁阁”这座曾被人们用来供奉魁星的古楼，便成为费孝通引领下的一小批学者的工作场所。在“魁阁”，一小批优秀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在一个艰苦的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中创造出了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后来作为人文区位学(社区)研究的典范，得到国内外同仁的广泛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魁阁”也许又标志着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某一个可以被称为是“时代”的东西。　　在“魁阁时代”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来编辑这本混合了各种记忆的书籍，我们自然不能没有任何考虑。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往成就的继承和反思，是考虑的一部分。但总体而言，我们更关注前辈学人在艰苦年代中表现出的学术热情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潜在的启示。有关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年里，与我合编这册书的潘乃谷教授言传身教，主张在学科建设中用“魁阁精神”来激励新一代学者。这个主张对我们深有影响。　　这里列入的资料和文章，都曾于2003年底在香山召开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展示过。最后的几篇文章，是一个叫做“云南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的再研究”课题的初步报告，可以说是对云南省政府支持的北大和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课题的交代之一。课题组成员愿意借这个机会向关心与关注这项课题的机构与同仁，特别是重点学科课题的组织者赵嘉文、马戎、和少英诸位教授及给课题调查予以协助的云南民族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费孝通、田汝康等老一辈学者对研究工作的亲自指导表示感谢。　　　　　　王铭铭 　　　　　2004年11月22日

20世纪末，为了推动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云南省设立了省内院校与北大等科研院校的合作项目。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与云南民族大学的合作项目中，我们选列了对1949年前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云南社区研究进行“再研究”的课题。我们当时的考虑有三点：(1)云南在抗战时期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重镇，在学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如果通过“再研究”来重读历史和考察现实，我们就可以对社会变迁和学术的继承与反思进行探索；(3)这个课题可以为培养研究生提供条件、创造环境。而配合学科建设，重返“魁阁”，也是费先生多年的愿望，于是我们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开始筹备课题。

在2003年下半年，当此课题的各部分实地调查内容完成后，张宏明的《土地制度与公共仪式的变迁——禄村再研究》、梁永佳的《地域崇拜的等级结构——大理喜洲仪式与文化的田野考察》和褚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与等级秩序》三篇博士论文也相应完成。此后经王铭铭教授的提议和筹划，我们在香山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学术座谈会，对这项学术工作做一小结，同时也是重温“魁阁”精神的一次学术交流，在此基础上编成了这本小书。

遗憾的是，费先生走了，他没有能够看到这本小书的出版，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亲口指导和谆谆教诲了。在他去世后，我常常为此难过和不安，他关心学科建设的一件件事像屏幕般地在眼前闪过，一次次讲话似仍在耳边回响。令我最难忘的一幕是1991年我随他到东北考察时，他住在丹东宾馆，抽空写完了《清华人的一代风骚》一文。正好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天同志来看他，他满腔热情、兴致勃勃地谈论文中主人公汤佩松先生。在边上旁听的我，因为从小就认识汤先生而格外激动，不由得回想起抗战时我就读的清华子弟小学就设在昆明北郊“大普集”汤先生主持的农业研究所所在地。我那时正读小学三年级，在那个非常艰苦的年代，我居然还曾吃到过汤先生实验室冰箱里的西红柿冰块，这已成为我孩童时代抹不去的记忆。

费先生为什么会对一位自然科学家产生这么大的兴趣，还书写了近万字的长文?1996年，我就学科建设问题访问他时，他明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汤佩松先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我和他接触机

会很少，但读了他的回忆录《为接朝霞顾夕阳》，

我被他所描述的“清华人”精神所吸引，他是一

个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他一生

奉行的信念，首先是“忠于科学”，同时他是一个

在科学阵地上善于突破的超前人物，所以我把他的

一生比喻成为一场球赛。

  他的球门是他一生都在探索的“生命的奥

秘”。他一丝不苟地严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

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境

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到别人的前面。

这里提倡的是竞赛道德和团队精神，前者是对

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后者是成事创业的不二法门。

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

无论在什么行业中还是什么单位里都应有的精神。

当谈到“大普集”和“魁阁”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在学科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时，他曾强调说：

  一门学科要有生命，需要科学家本身的代谢作

用才能持续和发展下去，学术带头人在自己冲锋陷

阵之外，要建立一个科学队伍，培养后来人是他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大普集”和“魁阁”虽是两个  不同行的研究工作基地，却都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

件下，起到了“为国效忠和为国储才”的作用。

“大普集”和“魁阁”的精神在现在和将来都是要

大大提倡和发扬的，只不过时代不同、条件不同，

精神则是一样的。

  1985年我回到北大创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工作上，还是为了要在重建社

会学时再建一个“魁阁”，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去

带动一批年轻人的实地研究风气，希望为培养一个

扎实的科学研究队伍多出一点力量。令人欣慰的是，

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队伍，在

学科建设和联系实际开展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努

力。在回到北大后我曾说过，想不到这原是旧燕归

来，我从未名湖畔开始走入社会学这门学科，现又

回到未名湖畔来继续谱写生命之曲的尾声。

费先生走了，但他和老一代学者对学科建设的那种精神永存，正如他所讲，“那股热忱是出于超过个人寿命而能长期持续下来的集体寿命”。它将永远激励和引导着一代代后学者前进。

200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