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天才,是狂人,他们与梅毒有着谜样的联系……贝多芬的头发,诉说了他在创作上处于巅峰后莫名地死去?舒伯特和舒曼的抒情乐章谱写着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痛楚?凡·高生如烈焰,他自戕前濒临疯狂的秘密是什么?美国圣人林肯是否每个星期服用一次治疗梅毒的蓝色药丸?狂人希特勒的独裁大业与其隐疾有何关系?王尔德、波德菜尔、福楼拜、莫泊桑和乔伊斯,因何承受欲死欲仙的痛苦?……本书为你揭开音乐家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画家凡·高,哲学家尼采,文学家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王尔德、乔伊斯,以及林肯、希特勒等天才和狂人的梅毒之谜。
本书大胆提出,音乐家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画家凡·高,哲学家尼采,文学家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王尔德、乔伊斯,以及林肯、希特勒等天才和狂人,都是梅毒患者。他们忍受极度的痛苦和狂喜的兴奋,有时沮丧得想要自杀,有时变得妄自尊大,到了末期还会可怕地发疯。梅毒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性行为和人格,及其艺术。
史书中的哥伦布是个英雄人物,他是敏锐勇敢的探险家,1492年从西班牙出海航行发现了新大陆。现在全美国还放假纪念他,许多小孩以他为榜样追寻梦想。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崇拜哥伦布;他还有第二个形象——对当地人而言,他是残暴的征服者。除了历史书中的英雄人物,或是造成南美洲种族灭绝的残暴征服者,现在可以再加上第三个形象。哥伦布晚年时相信自己受上帝所托,这是天使告诉他的。但他在新大陆染病,15年都治不好,而这个问题很少人质疑:哥伦布是不是欧洲第一位得“大水痘”的人?
虽然哥伦布没有画像流传后世,但是从他儿子费尔南多(Fernando)的传记中得知,他身材略高,脸色红润,一头红发,晚年变成灰白。费尔南多也让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在疾病的侵袭下如何开始衰弱。1493年9月,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开始生病。1494年4月初,他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伊莎贝拉村断断续续发烧(他的许多船员也是)。9月,再度发烧,费尔南多描述道:“经过圣胡安(San Juan)时,他病得很严重,发高烧并且感觉困倦,失去视力、记忆以及其他知觉。”精神错乱持续好几个星期:“他不省人事地躺着,精神恍惚,什么都不记得,视线逐渐模糊,精力逐渐消失,直到舰队进入伊莎贝拉港。”接着病了五个月,无法自己进食或照顾自己。有33天他都无法好好人眠,身体虚弱得要死。对于伊斯帕尼奥拉的居民来说,哥伦布没死实在太不幸。
1495年3月,哥伦布身体已经复原,他召集2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20位骑兵及猛犬,再加上“上帝的协助”,开始进行大屠杀。往后十年,西班牙人就遵循这种屠杀模式。哥伦布以砍头和火刑继续其恐怖统治,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到处可见绞刑架上挂着尸体。
他的许多船员病得很严重,都想回家。根据船医迪雅戈·昌卡(Diego Alvaraz chanca)(曾任国王和王后的医生)的统计,有三分之一的人生病。1496年6月,也是如此,他们抵达时又病又饿,船上有三四十个人病倒。哥伦布被抬上岸,躺了五个月,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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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莎乐美(Lou Andreas Salome)21岁,这年夏天她跟尼采交往密切。1911年,她加入弗洛伊德的小组时,带着跟尼采交往的许多轶事。尼采告诉她一些秘密,这是形成尼采后期哲学许多惊人的内幕。弗洛伊德与他的追随者(包括荣格,当时跟弗洛伊德的关系还很好)对尼采的生活非常感兴趣,包括梅毒对他的哲学是否产生影响。
1902年,柏林的神经精神病学家默比乌斯(P.J.Mobius)第一次揭露了尼采的诊断书,他写道,早在1881年,尼采遇到莎乐美的前一年,尼采就已经表现出因为梅毒所引起的兴奋,这是梅毒末期疯狂的前兆。弗洛伊德的小组既然知道这事,一定会质问莎乐美有关尼采当时的心理状态。但是,她坚决认为,谈论尼采是逾越界线。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阅读了十几个版本的莎乐美与尼采的故事,发现没有人确实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年夏天,他们在精神上的关系相当密切,几个月之后,尼采又满怀敌意地批评她:如果我现在拒绝你,就是完全谴责你。这把剑挂在你的上头。根据有些人的看法,尼采向莎乐美求婚被拒,整个人都崩溃了。有些人说,尼采跟随瓦格纳,是拜罗伊(Bayreuth)同性恋圈子的人,而莎乐美对于散播鸡奸的谣言,感到有罪恶感。也许是她编造求婚的事情。在探索这件事情之后,我发表了“尼采的秘密”(Nietzsctle’s Secrets)一文,讨论有关尼采传说的矛盾之处。但是梅毒的问题,以及梅毒在1882年夏天所扮演的角色,仍然使我十分困惑。
尼采染上梅毒的反应是什么——假设他知道的话?尼采说,莎乐美跟他们的朋友保罗·雷(Paul Ree),是他惟一可以讲真心话的两位知己。那他有没有将梅毒这件秘密透露给莎乐美呢?许多学者认为,1889年1月3日,尼采在意大利都灵的广场上崩溃发疯之前,梅毒完全没有影响尼采。这跟默比乌斯的诊断书正好相反,真是如此吗?尼采的疾病相当传奇,他曾经因为偏头痛和胃肠的疾病,一年内躺在病床上118天。他自己承认,他等于八分之七的盲人。我很好奇的是,他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梅毒造成的?尼采时代对于梅毒的认识有多少?当时的医生能够预先告知他什么?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关于梅毒的医学书籍,插图极其丰富,文字浅显,显然是给门外汉看的。阅读这些旧书,我知道尼采1879年从巴塞尔大学请病假开始,历经十年极其痛苦的煎熬,而这正是典型的梅毒发病过程。他对自己的健康有深刻反省,经常难以忍受这痛苦,这些能否证明此疾病逼得他发疯?
奥托·艾泽(Otto Eiser)是尼采的医生,尼采写信给他说:“我的存在是可怕的负担。如果我没有做那些很具启发性的心理与精神的测试和实验,以这种痛苦的状况,我几乎要完全宣告放弃……总体而言,我比以前快乐。只不过还是很痛苦,一天有好几小时觉得像在晕船,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下说话艰难,然后是猛烈的发作。”
我想知道同样的模式是否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因此我翻阅法国三位曾经患有梅毒的名作家传记,分别是波德莱尔、莫泊桑和福楼拜。他们都遭受多年的痛苦,而且长期以来一再旧病复发,曾经找梅毒专家以水银治疗,不过很少提到这些痛苦与梅毒有关,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梅毒这回事。从尼采和这三位法国作家,我开始探索其他已知患有或疑似患有梅毒的人。
我的发现令人讶异。19世纪后期,梅毒专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A1fred Fournier)估计,巴黎大约有15%的人感染梅毒。不过,无论是在回忆录或是传记中,都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的叙述,得过梅毒的人也很少写下他们的亲身经验。梅毒是生活中不可告人的秘密,诊断结果只能偷偷告诉最亲密的友人,以保秘密不会外泄。这种事情羞于告人,所以日记上不会记载,通信时只以密语拐弯抹角地提到。我很好奇,19世纪的传记文学行文间有多少是隐含着梅毒的意思? 1907年,小说家茨威格指出,维也纳在20世纪初,每十个年轻男子就有一二位诊断出感染梅毒(通常是因为嫖妓)。许多人只能听天由命。一个年轻人(或是老年人,或是女人)听到感染梅毒这个噩耗,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面临道德上的困境:完全禁欲或是冒着传染给爱人的风险。梅毒在前两年传染力很强,然后逐渐降低,可持续七年。当时是以有毒的水银和砒霜治疗,这有时候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和疾病本身一样糟糕。染有梅毒的妇女,生下的婴儿很快就会长满黑色的硬疮。由于当时误以为这种疾病是遗传性的,梅毒病人害怕会传给后代子孙,结果造成许多家族香火中断。
梅毒的所有祸害中,最令人害怕的是久病不愈造成衰弱。感染初期的症状是长疮,通常是在生殖器,然后发烧、长疹子以及产生异常的抑郁。193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瑟夫·穆尔(Joseph Earle Moore)出版《梅毒现代疗法》(The Modern Treatment of Syphilis)一书,描述接下来产生的症状:“下个阶段的时间不确定,从几个月到终生都有可能,不过平均是七年,这段时间没有出现感染梅毒的外显征候。”潜伏期间“表面静止”,但是寄生物已经在身体内部开始进行“温和且长期”进展缓慢的发炎症状。
今天,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在网站上列出的资料与数十年前穆尔所描述的相同:“梅毒的潜伏期从第二次症状消失之后开始。受感染者如果没有接受治疗,即使未出现症状也还是有梅毒。梅毒仍在体内,开始损害内部器官,包括脑、神经、眼、心脏、血管、肝脏、骨头和关节。”
由于梅毒会模仿许多病况,因此以“伟大的模仿者”著称。梅毒专家列出一张清单,在梅毒复发时应该注意:难以忍受的头痛、骨头和关节疼痛、肠胃严重的疼痛、发烧、失明、耳聋。简言之,身体每个部位都受到慢性复发的痛苦,许多末期患者将会精神错乱和瘫痪。在这之前,出现短暂不受约束和不寻常的行为,这就是疯狂的预兆。在发疯之前,梅毒经常会给予“奖赏”,如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补偿患者长期的痛苦和失望:这时会充满创意的兴奋喜悦、感觉活力充沛、兴致高昂。说得更精确些,则是表现出感知能力提高,洞察力敏锐,以及几乎是神奇的知识体验。19世纪末,一般人认为,梅毒可以制造出天才,虽然案例很少。
1495年,那不勒斯流行名为大水痘(Great Pox)的传染病,患者会在全身长出奇形怪状的硬块,从此梅毒背负性羞耻的污名达500年。大家非常害怕这种疾病,以为只要闻到就会感染。如果有梅毒患者搬到住家附近,即使是麻风病人也会设法防范。茨威格小说中的年轻人,有适当的理由考虑自杀。
今天,大多数医生从来没有见过长期未接受治疗的梅毒。教科书所描述的复杂诊断,在医学史的档案资料上蒙尘,网络世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初期、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特征众所皆知,但是中间多年的病痛却被遗忘,这些症状是梅毒模仿其他疾病的,而且不容易确认。1943年发现青霉素可以有效治疗梅毒之后,许多医生认为这种疾病的“潜伏期”暂时不会发作,事实上它在身体各部位慢性发炎,不知不觉造成损害。
本书的医学调查,是从1493年,欧洲开始流行该病造成大西洋两岸数百万人死亡开始,直到1943年,第一个以青霉素成功治愈梅毒的案例为止。第一部分提供有关这疾病的历史、文化和医学的信息,以及引起梅毒的微小寄生物“苍白密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第二部分”透过医学和文学传记,调查几位曾经患有或疑似患有梅毒的名人。
对于有争议性的案例,本书则不予讨论。之前的梅毒专家都知道,可以从累计的许多“可疑因素”(suspicion arousers)中确认梅毒,也就是利用环境证据的优势。以莫泊桑为例,他的医生诊断出他有梅毒,他还到处宣扬说:“我得了梅毒!”在发病期间,他所抱怨过的症状,跟疾病控制中心所列举的差不多。他死于精神病院,死因是一般精神病瘫痪。不过,由于没有验尸,所以没有证据证明他得过梅毒,事实上当时所有的病例皆非证据确凿。也许他的医生将淋病误诊为梅毒。他所抱怨的各种症状,可能是其他疾病。他到最后也许有精神分裂症,不过我们不怀疑他得过梅毒。
至于其他疑似梅毒患者,线索不是很明确。通常是因为声名狼藉的证人散布谣言。有些人的症状显然是其他疾病,因此可以排除感染梅毒;或者患者在症状较明显的第三期梅毒之前过世,因此无法做出诊断。经常因为不正确的理由而认为患者没有感染梅毒,或是没有发狂,或是缺乏特殊的外在症状,或是伴随其他疾病而被掩盖。有人读过希特勒这一章之后说,谁还会怀疑他得过梅毒。另一位读者则发现,希特勒的确可能没得过梅毒。对于这位读者而言,提出再多的“可疑因素”都不会使他改变观点,因为他分别看待每个线索,都以不确定因素予以否定。
这就是梅毒的魅力,正如荣格所说的,是“黑暗中的毒药”。
撰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我想更了解尼采的疾病,而对梅毒对波德莱尔、福楼拜和莫泊桑在生活上的影响很好奇。但我发现一个接一个的相关资料隐讳不明,在涉及高层次的文化与政治议题时颇具争议性,该计划就变得越来越大。
加入贝多芬,与目前医界普遍认同奥斯勒爵士的说法相抵触,医界认为贝多芬是因为性交而染患斑疹伤寒。阿什莉·罗宾斯对王尔德的末期手术讨论,开启了这棘手案例的讨论。凯瑟琳·费里斯(KathleenFerris)认同了詹姆斯·乔伊斯的生活与其小说之间的关系的主题。以计算机搜索康斯坦丝·王尔德的脊髓瘫痪资料时,结果发现诺伯特·赫希霍恩有关玛丽·塔德·林肯的医疗史,而我发现梅毒这妖怪也找上了玛丽的先生。最后,西蒙·维森塔尔对希特勒年轻时在维也纳的一些谣言的考究,让我对纳粹德国作了一次最长且最具挑战性的调查。
关于梅毒如何大幅地改变了文化,若想达成一哲学性的结论,我马上会谦卑地了解到,此一项目的挑战并不是要推断梅毒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或是要对争议性病例有所定论(每一章篇幅有限,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的工作是搜集线索,找出可资辨认而一再重复的模式,把问题留给大家讨论。因此,藉由研究梅毒感染的传言、朋友的说法、医生的诊断、医疗方式、传记作者与医疗历史学家的讨论,并且,在古老的梅毒参考书上寻找其中的珍贵资料,我开始讲述这些人的梅毒故事。
今天看看这些故事,我震惊于梅毒晚期患者戏剧性的精神错乱,与精神错乱相比,精神错乱之前长年的痛苦与久病不愈显得相对失色。梅毒这个伟大的模仿者,一点都不抽象。许多传记作者忽视梅毒与健康此一主题,似乎它们是无足轻重的。传记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不想玷污记忆,或是为了尚在人世的传主家人,或是避免因此一性病显得品行不端,或是不想处理传记人物的私生活。
有些人认为,这羞耻的五百年秘密应该继续静静地覆盖着,潘朵拉的盒子应紧紧地关上。但是今天,这古老的苍白密螺旋体依然有传染力,悄悄地再次感染新的牺牲者,它与性交所传染的爱滋病毒交互作用,让科学家们继续受挫。也许看看这些前人遗留下的记录,记载着那让人痛苦、衰弱而有时心情愉快的发病过程,可以提醒我们,让我们记住我们与这顽强寄生物一起分享的悠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