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在思想理论上，他们的智慧均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彼此既有互补与传承的关系，也有切磋和发展的关系。在历史影响上，他们的名字、思想和事功都将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影响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本书对这两位伟人的思想和风格等异同作了相互比较，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资料翔实，论证谨严，富于个人的见解且持论有故。

前言

第一章 伟人的诞生

一、家族背景及其影响

二、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三、人生哲学的传统基因

第二章 政治风格之比较

一、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

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三、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

第三章 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一、革命道路论

二、政治策略论

三、反倾向斗争论

四、政治民主论

五、政治自由论

六、政治管理论

七、政治发展论

第四章 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一、社会主义制度创建论

二、发展目标论

三、发展速度论

四、发展动力论

第五章 文化思想比较研究

一、知识分子观

二、文学艺术观

三、传统文化观

四、文化融合观

第六章 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一、独立自主论

二、和平共处论

三、中苏关系论

四、中美关系论

五、中日关系论

六、对外援助论

第七章 军事思想比较研究

一、武装斗争论

二、军队建设论

三、战略战术论

四、国防建设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如激流飞溅，令人眼花缭乱。对林林总总的社会思潮，毛泽东、周恩来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从而形成思想上的“大杂烩”状态。在不断吸取的同时，他们也以求真的态度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进行推求比较，以判断究竟哪种学说或主义能够救中国。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透彻了解，他们是不肯轻易地作出判断的，问题越重要，就越是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甚至是痛苦的思想剥离和嬗变的过程。

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是在1918年第一次赴北京期间。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毛泽东在以李大钊为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李大钊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其《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演说和文章，给毛泽东以直接的影响。但这时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也极有兴趣，他经常和当时无政府主义派的代表人物朱谦之进行讨论。并设想它在中国的前景。1919年底毛泽东因参与“驱张运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特别留心搜求和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1月4日，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祐；占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时，便在他工作的书案上看到《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①通过阅读这些书籍，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此时他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所言：“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②。

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进会”的一些计划。谈话中自然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①即便如此，毛泽东也还未走完思想嬗变的过程。直到1920年冬他才完全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其标志便是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的信。在信中，他“深切赞同”蔡和森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对各种主义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②

P13-14

走进两个世纪伟人的思想深处

——《毛泽东与周恩来》序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在思想理论上，他们的智慧均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彼此既有互补与传承的关系，也有切磋和发展的关系。在历史影响上，他们的名字、思想和事功都将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影响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人物都有比较研究的价值，比如龚自珍与魏源、曾国藩与左宗棠、康有为与梁启超、孙中山与黄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等，但其中最令学者感兴趣，最让民众关注的当属毛泽东与周恩来。我作为胡长明同志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之所以全力支持并指导他研究这一课题，主要是因为有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该选题既符合学术研究发展的规律，又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文集汇编和单独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国外而言，出现了一批相当有份量的著作，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斯拉姆的《毛泽东传》、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所著《周恩来传》等；就国内而言，《毛泽东年谱》(1893～1949)、《周恩来年谱》(1898～1976)、《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许多资料均已出版。1993年和1998年，以纪念毛泽东、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为契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相继发起组织全国毛泽东生平思想研讨会和全国周恩来生平思想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都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是对国内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状况的大检阅。不仅如此，国内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前苏联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撰有《周恩来》的长篇论文，收录在他主编的《中国：人物与事件中的历史》一书中。该论文剖析了毛、周在对苏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舍维廖夫的论文《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的报告与反“冒进”斗争》，对毛泽东、周恩来在1955年夏开始产生的经济工作方针上的矛盾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日本学者鸟居民所著《周恩来与毛泽东——周恩来试论》，是国外少有的专论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专著。该书将周恩来的政治主张和生平置于另一政治主导人物毛泽东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在对比中描绘出周恩来、毛泽东的政治性格和政治肖像。

国内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比较研究，严格说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1986年，人民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方矩成、姜桂侬先生撰写的《周恩来传略》，该书第八章“是人，不是神”，以大约一万多字的篇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虽然是粗线条的，但却开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此后，周毅之的《周恩来的行政哲学》、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石仲泉的《周恩来的卓越贡献》等，也在部分章节涉及对毛、周的比较研究。既然国内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单独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么从学术研究本身的规律而言，对两者的个性特征、思维方式特别是各个领域的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就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人们越来越感到，只有对毛泽东、周恩来个人的思想主张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才能走进更加真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才能加深对风雷激荡的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胡长明同志选择这一课题，体现了敏锐的学术眼光和驾驭重大研究项目的勇气。

其二，从胡长明同志的工作经历和学术积累而言，他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条件和能力。

胡长明同志从1982年起就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工作，曾担任该馆研究室主任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与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也有密切的学术往来。他长期注重收集和整理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的资料，特别是对他们早年的家族背景、文化习染更有深切的了解。从1987年到199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省级以上报刊就发表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方面的论文30余篇。1993年到1998年，他相继单独或与人合作编写了《<韶山毛氏族谱>(注释本)》、《毛泽东青春岁月》、《毛泽东遗物事典》、《大智周恩来》等著作，为开展毛泽东、周恩来个人思想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8年又考入湖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我在湖南师大忝列博士生导师，对其了解较深。胡长明同志思维活跃、勤于探索、治学异常刻苦。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研读了大量中外学术作品。就我所知，他对中国许多的传统古籍如《老子》、《庄子》、《韩非子》等都下过苦功，有比较扎实的文史功底，又有比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鉴于他的工作经历和学术积累，我相信他有条件和能力完成这一重大课题。

胡长明同志撰写的这本《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这是从人格特征、思维方式特别是思想理论角度全面比较毛泽东、周恩来的极为严肃的一部学术著作。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本书至少有如下新意和创见：

一是关于早年性格特征的比较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从家庭背景和经历入手对毛、周的人格特征进行比较，而本书则将视野进一步拓展到家族和地域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主要的社会生活便是家族生活。因此，家族和地方的传统思想和精神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对韶山毛氏族谱和绍兴周氏家谱的深入研究，胡长明同志认为“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而“周氏家族则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前者的“武略之美”与后者的“文事之优，，-晗成明显的对照。在毛泽东、周恩来身上，人们不难看出其家族长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响。这种分析丰富了人们对毛泽东、周恩来早年性格特征形成原因的认识，富于学理性和逻辑性。

二是关于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深的两人。过去学界就毛泽东、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发表了许多看法，但究竟毛泽东、周恩来是如何从总体上认识并继承传统文化的，特别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和中心命题又是什么，还少有人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过探索。本书认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莫过于“内圣外王”。毛泽东一生将学问与事功的高度结合视为完美的人生境界，而周恩来则极为推崇老子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其经历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因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此外，毛泽东、周恩来虽然都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有一定差异的，毛泽东的情感取向十分明显地向传统文化中的下层文化、非正统文化倾斜，而周恩来则时时不忘提醒人们注重吸收上层文化、精英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他明确地说过：“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

三是关于各个领域思想的比较研究。这是本书毛、周比较研究的重点。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受到某些流行观念的束缚，简单地认为“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即便是从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一角度来立论的著作和文章，也习惯于罗列周恩来的所有正确思想，并比较笼统地将其称之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至于哪些是对毛泽东的思想的阐释，哪些是对毛泽东原来提出而后来又放弃的正确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哪些是周恩来的独创性贡献，哪些是周恩来对毛泽东个别错误思想的扬弃，却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本书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与周恩来的思想当然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者，其思想与影响无疑占主导地位，但决不应低估周恩来的宏观思考能力和决策能力。鉴于学界对毛泽东与周恩来个人思想比较研究之不足，本书以毛、周思想的系统比较为重点，并以专题的形式，对毛、周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思想进行条分缕析的比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有同说同，有异说异。这些比较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在强烈的对比和映照中，呈现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补充、丰富和发展，凸显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性格和思维特征。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胡长明同志把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归纳为以下几种关系：一是创始与发展的关系；二是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关系；三是互相借鉴，螺旋上升的关系；四是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关系；五是先异后同或先同后异的关系。虽然这些归纳还可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但总体上来看是富于创见的。如果不经过深入的思考和对比，不可能得出这些结论。

本书的创见当然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说在每一章中都有不少新意。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先生审阅书稿时指出：“《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一部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和风格等进行比较研究的严肃的学术著作，是目前这方面研究成果中最有分量者之一。作品对毛、周的思想和风格等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不是一般性地介绍，而是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资料翔实，论证谨严，富于个人的见解且持论有故。”杨先生的看法显然是客观而公允的。

要进行毛泽东、周恩来思想的比较研究，仅资料收集和阅读就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胡长明同志积十多年之功，阅读了所有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著作以及研究他们生平思想的中外重要论著，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其中的艰辛和努力，我想稍有学术眼光的读者都是能够体悟的。

作为本课题的指导老师，我深知研究这一课题的艰难。就学术研究的规律来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由于本书结构宏大，需要加以探讨的问题众多，而作者又限于精力、时间特别是资料收集等困难，以至于一些值得比较的问题未曾涉及或者失之简略，造成了一些缺陷和遗憾。从总体上看，该书在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与当代中国的联系，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历史影响等方面的比较上还有待加强和提升。从具体内容看，军事思想方面的比较还有较大充实的余地。比如，在“战略战术论”一节中，作者对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大兵团作战的思想以及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的情况论述较少，而解放战争时期又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军事思想的成熟期；又比如，在“军队建设论”和“国防建设论”中，作者虽然涉及毛泽东、周恩来对尖端武器和对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认识。但对一些重要的战略和军兵种，如第二炮兵、通信兵、防化兵等缺乏专门的论述。这些都有待作者以后进一步思考和补充。如该书有再版的机会，我希望作者能弥补以上这些缺陷。

学无止境，后胜于今，愿胡长明同志在学术之路上继续奋斗，勇猛精进，为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是为序。

郭汉民

2005年8月于湘大北山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毛泽东与周恩来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的。这一课题难度颇大，就我的见识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只是由于我曾长期供职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积累了不少资料，不尝试一下总觉得有某种遗憾，仅此而已。

读者一看此书的书名，很可能将它视为毛泽东、周恩来生平交往的记录。实际上，此书旨在对他们的人格特征、思维方式特别是各个领域的思想进行专题性的比较。关于他们生平交往的情形，已有众多的学者研究过，可是国内尚未出版过对他们的人格特征、思维方式特别是各个领域思想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著作。这就是我选择这一课题的主要理由。思想史的比较自然有其特点和价值，因为人物的思想是对历史最具影响力的因素。通过思想比较，最能显现人物对历史的穿透力。但思想史的比较也有其本身的局限，这便是必然要舍弃许多生动的历史场景和细节。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取必有所舍，我这样说并非是想自我辩解，事实的确如此。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过许多师友的帮助。我的硕士导师范忠程先生、博士导师郭汉民先生对我走上学术之路起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

范忠程先生为人处事恪守“忧勤惕厉”的古训，相信耐烦习劳，学问才有长进。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研究，在北洋军阀史、北伐战争史、抗日战争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先生属于那种闲不住的人，现在虽已年过古稀，但仍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他对讲课费太低从无怨言，而是把传道授业当做最大的乐趣。近日他应邀作为嘉宾，参与了湖南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我在电视上看到先生的音容笑貌，联想自己在先生门下的读书岁月，真是百感交集。念及近年来自己做学问的劲头不如当年，心里就惭愧得很。

郭汉民先生毕业于中山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负笈长沙，师从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林增平先生。后任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成为林增平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传承者和发扬者。郭汉民先生深研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和人物春秋尤有心得。他有关康有为和梁启超比较研究的成果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该文的学术理路和独创见解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郭先生是一位勤勉精进而又热情洋溢的学者，总是鼓励学生锐意创新。我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时，感觉最深的就是和他交谈可以天马行空，畅所欲言，尽管他许多时候并未见得认同我的观点。受惠于先生的宽容和精心指导，我才有勇气尝试毛泽东与周恩来比较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几经寒暑，终有收获。师生之谊，山高水长。

彭明道、雷池月、颜翔林、刘启良、黄林、陈金龙、杨代春、钟声、段卫国、吴炜等师友的学术友情亦是我笔耕不辍的助力。他们或为我提供学术信息，或鼓励我读书上进，许多的聚会都令我受益匪浅。湖南出版界的李建国、许久文、彭富强等同志审读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李建国同志，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仍在精心审读书稿，并约我到医院就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和修改，更是令我感佩。湖南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王兴国、唐振南同志参加了我的论文评审和答辩，并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同志审读了全书，在总体上肯定此书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我根据他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专家的审读意见，对书稿作了反复的修改和梳理。

本书的出版经历了不少周折。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张琦女士。张社长是学者出身，对读书人的艰辛和心愿深有体察。她不仅从学者和出版家的双重角度就书稿的修改给我以指导。而且多次出面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联系，促成了此书的审查和通过。在学术著作的出版相对较难的今天，又是张社长鼎力相助。没有她的帮助，本书的出版可能是遥遥无期了。

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曾果伟、邹迎宪、陈民众、聂乐和等各位领导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使我得以有余力完成书稿的写作和定稿。我的妻子周杏春，同事崔连珍、刘宁湘等为本书的打印、校对也付出了辛勤劳动。小女胡筠虽然还是一位初一的学生，但也经常在我伏案写稿时问这问那，期望看到爸爸写的书早日问世。对上述所有人的关心和帮助，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最后要感谢的还有我自己。尽管在《书屋》杂志做编辑比较繁忙，但我还是自我督励、断断续续地完成了这一选题。

我不敢说此书取得了什么突破和进展，但我可以说这是一本用心写成的书。我非常愿意和读者们交流，因为个人的见识总是极其有限的。

作 者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