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艰难曲折的发展进程，发人深省；一幕幕商战争斗的真实再现，如火如荼；一个个商业精英的奋斗历程，鲜活生动；一幅幅尘封已久的历史照片，弥足珍贵。

中国民族工商业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历经沧桑磨难。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中孕育发芽；在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艰难成长：在辛亥革命的礼炮声中迎来发展的辉煌：在日本侵略者的“统制”中奄奄一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中得以真正重生。每一个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艰难磨砺了它顽强的意志、塑造了它坚强的生命，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向前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百年沧桑——中国民族工商业史话》以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四大阶段为主线，通过选取每个发展时期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深刻再现了中国民族工商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

鸦片战争的炮火，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吹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号角。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巨变，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民间资本的独立经营，中国民族工商业终于破茧而出。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实业救国”成为了时代最强音。清末“新政”、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和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民族经济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发展的机遇，使中国民族工商业从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成长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历经了南京政府成立、东北沦陷、世界经济危机、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事件，有高潮，有低谷，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艰难发展过程。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真正迎来了希望和发展的曙光。中国民族工商业也随着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党和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终从民族资本工商业转变为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为国民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第一章 西风起，民族工商业破茧而出

一、战火打开国门

二、亘古未有之巨变

三、渴求“自强”与“求富”

四、掀起民族资本企业的盖头

五、轻工业：民族工业的轻骑兵

六、民族重工业浅尝辄止

七、民族资产阶级从这里走来

第二章 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一、民族资本投资的高潮

二、在“新政”中快速发展

三、“洋为中用”的新式商业

四、民族工业四面出击

五、一半是纺织，一半是面粉

六、烟草业的明争暗斗

七、银行业风起云涌

第三章 夹缝中求生存

一、艰难曲折中的发展

二、华商航运独步川江

三、民族工商业面前的“巨石”

四、水泥十年内战

五、浩大的内迁工程

六、实业支持革命

七、硝烟中的再度低落

八、“经济统制”下的灾难

九、“光复”后的无奈

十、内战炮火的冲击

十一、在民主的旗帜下

第四章 新桃换旧符

一、劫后余生的抉择

二、以主人翁的姿态

三、“新生者”的强大动力

四、民族经济改造的先锋

五、民族资本的涅槃

一、战火打开国门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顽固地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自守的政策，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首先，清政府不愿意让工商业的发展冲击农业生产，以免破坏封建社会的稳定。其次，清政府竭力避免让国人与外国接触，以免传入不利于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还因为清政府的盲目自大，使他们以为当时的中国是“天朝大国”，比其他国家都先进，不需要与他们进行交流。其实，愚昧的清政府不懂得中国当时已远远落后于西方，更不明白只有加强中外经济交流、开展对外贸易，才有利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

但紧闭的国门最终还是被两次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西方强悍的劲风，也开始慢慢接受西方的先进技术。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客观上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并打破了愚弄着广大人民的“天朝大国”的迷梦。让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按照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不但开放了大量贸易口岸，还割让和租让沿海城市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最先对外开放的地方，也最先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许多人开始有意识地接受、学习，慢慢改变着一些固有的认识。这些先进的思想也通过这些开放口岸向内地更广阔的地方扩散。

西方列强对中国关税和海关管理权的控制，最惠国待遇，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和大规模掠贩华工出国，这些都使中国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即使是深入内地的偏僻乡村都不曾幸免。

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掠夺的对象。出国华工中，人数更多的还是破产失业的农业和手工业者。他们的出国，客观上起到了遏制封建地租剥削的作用，缓解了土地租佃市场上佃户供过于求的状况。封建剥削受到限制的结果，有利于社会资金向城市转移，有利于货币向工商业资本的转化。出国华工中，有人靠艰苦奋斗经营起近代产业。反过来在中国国内投资，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西方资本主义对华资本的输出，主要是进行企业投资和贷款，鸦片战争后便有零星的资本输出，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明显增加，甲午战争后形成高潮。

最初资本输出集中于船舶修造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对华输出资本有所发展，开始拓展到其他的行业。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其一是银行投资。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外国银行已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经营汇兑，发行纸币。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走向垄断阶段，资本输出不断加强，外国在华银行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和特权地位，在中国增加其纸币的发行，逐步控制了中国的外汇市场和中国通商口岸的本地资金周转市场，并开始扩大对清政府的贷款，逐渐加强了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1845年英国的丽如银行，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

1865年，英国资本在近代中国金融活动中最重要的角色——汇丰银行成立。汇丰总行设在香港，但它成立仅一个月就在上海设立分行，对中国大陆积极开展金融活动。1871年，伦敦至上海间敷设了海底电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电讯交通正式建立。电讯定货和电讯汇款逐渐推广。这时，上海金融市场的脉搏，也紧随着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而跳动起来。西方贸易商手中资本的流转速度，已经不是成倍而是十倍、百倍地提高。作为银行资金两个最大出路的抵押放款和票据贴现业务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中西贸易方式和金融周转方式的变化，为大批小洋行进入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外国在华洋行数量迅速增加，从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时的不到40家，增至300多家；1872年以后尽管有些小洋行倒闭，有些被合并，但全国洋行数目仍然从343家增加到1892年的579家。众多的小洋行由于资本不足，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银行资本的扶持。小洋行的大量增设，打破了昔日少数大洋行的垄断，也促进了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扩大。

其二是对航运业的投资。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为了扩大中国的国内市场，陆续在港沪等地开办了一些轮船公司。1850年，在香港一广州航线上，出现了一家拥有两只轮船的英资“省港小轮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外资轮船公司。开放长江航运后，许多洋行将资本投入在华轮船航运。1862年，美资旗昌洋行的大股东开办了旗昌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广州和长江两大航线。它与怡和、宝顺等洋行在中国沿海和长江轮运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857年旗昌与怡和、宝顺达成协议，旗昌放弃南洋航线，怡和、宝顺退出长江线。同年，旗昌还开辟了上海一天津航线。但不久怡和也开辟北洋航线，与之竞争。在长江线上，另外又有一些洋行的船只加入竞争。特别是1872年英资太古洋行设立了太古轮船公司，经营上海一香港航线和上海一长江航线，成为旗昌的劲敌。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远洋轮船公司也将它们的航线延伸至中国，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行。其中，大英轮船公司是最先进入中国的外国轮船公司。大英轮船公司起初将航线延伸至香港，19世纪50年代后又延伸到上海，经营香港、广州、上海之间的航运。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它是西方对华远洋运输的垄断者，19世纪60年代后，它的地位受到其他轮船公司的挑战。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