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者在美国《星岛日报》专栏副刊发表过的散文40篇。作者生逢战争年代，赶上了抗日，经历国内内战参与了各种运动。由湖南到北京，由北京到香港，最后定居美国。尝尽了动荡颠沛，亦享拥过繁华瑰丽，而今返朴归真超然物外，真正悟得“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榭；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大学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英语主讲老师郑培蒂拥有近百万学生，她的名字喻户晓，至今学生仍怀念郑老师。退休后她定居美国，真正悟得“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捲云舒”的哲理。她将在美国加州星岛日报上发表过的多篇文章，编辑成这本散文集《云捲云舒》，以表达其心境。

序

名字的故事

水晶泉边

I TEACH！

“钟楼怪人”

自行车情意结

学琴记

学电脑记

西藏断简

又闻鄱阳起汛潮

学车记

爸爸的眼泪

嗜书的爸爸

清华情意结

父亲喜爱的歌

母亲的菊花盒

芝麻豆子茶

绿杨宜作两家春

我的大姐和姐夫

“小三二”

谷一妹子

A和B的故事

卡琳(CARLYN)

老麦(PAT MCGOVERN)

罗伊·费歇尔(ROY FISHER)

毕竟皤然一书生——悼周一良、邓懿二位先生

被褐怀玉——悼王岷源教授

同桌小记

心中永远的殿堂——写给女三中

每见菊黄忆故人

“快乐”教我忆当年

柯兰

冯嘉龙

吴青和冰心

遗憾

从她的手指流出了不朽

山高水长，比翼翱翔——何振梁与梁丽娟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祝福你，香港校友会！

乐山乐水

愿永远平安

后记

别误会。我不是在说雨果笔下力巴黎圣母院敲钟的那个善良的驼背佬，我是说我自己。我讲的也不是钟楼，而是钟表。“钟楼怪人”只是世敏开玩笑时赠我的“外号”。

我是一个把时间看得很重的人，我相信：不沦是巨富还是赤贫，有一样东西是贫富均匀的，这就是时间。占人也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我特别喜欢钟表，我们家里，到处放着钟：客厅进门的桌上、厨房的墙上、电视房的柜子上、书桌上、床头柜乃至浴缸边上。虽然微波炉、烤箱和音响设备上都有液晶显示钟，我仍是喜欢传统的钟，就是那种“有头有脸”的钟。

中国人忌讳把钟当礼物，因为“送钟”跟“送终”同音。洋人可联系不到那儿去，我们搬进新屋时，那个帮我们买房的经纪人送了一个挂钟贺乔迁之喜，我高兴得合不拢嘴，世敏见了就笑：“你真是个钟楼怪人！”

鲁迅曾说过，浪费別人的时间无异于谋杀。我几乎从来不迟到，生怕自己晚了害得人家等。既要准时，钟表就不可少，读中学时爸爸给了我——块手表，虽然是旧的，但已经使我非常满意了。

当了几十年老师，无论在北大还是在香港，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没有迟到过一次，宁愿早点进教室等学生，也绝不让学生等我。我的学生至今记得我坐在讲台后静静地等他们来上课的模样。跟人家约会，我也准时甚至提前到：即便是退休后的今天，每逢约好时间开车下山到相熟的理发铺去弄头发，他们也笑着说：“你最准时啦！”

我们世敏就不像我那样，他认为我太“紧张”，他也确实是个从容稳重的人。我们读大二二就开始恋爱，在北大燕园各个角落约会，他几乎每次都迟到。我当时原谅他，因为班上很多人买不起手表。他也是一个。婚后条件好了，他也有了手表，还不止一块。却仍是迟到，害我等还不算，他竞误过好几次飞机，因为他总觉得时间来得及！孩子们佩服爸爸，说我瞎着急，瞧人家老爸多“滋油淡定”(广东话，意思是不慌张)。于是他们俩也误过飞机，还扬扬得意，认为学到了世敏的“精髓”：而且如今三个人都以不戴手表为荣！

前两年，吾友克澄提出要跟我学英文，他已经在硅谷电脑公司工作多年，无非请我帮他提高一下英文写作技巧，说好一个星期来一次，到了约定时间我就“整装以待”，预备好纸、笔、词典，连茶水都倒好了，可是克澄总是迟到，我大概面露愠色。弄得他很是难堪。世敏出来打圆场，告诉他：你郑老师是个“钟楼怪人”，对时间看得可紧哪！没瞧见家里到处都是钟吗？克澄听了，哈哈一笑：“下次我请您到我一个朋友家，他的钟比您的可多了去啦！”

农历年初二，他带我们到了卡斯楚山上，认识了那位姓黄的电脑工程师，他家里里外外真的到处都是钟，大大小小来自世界各地的奇钟异表！他不像我一处放一个，仅一张矮几上：就并排放着好几个钟。还有更奇的呢，他的钟全部跟卫星标准时同步！连我都服了。

至于克澄呢，他工作太忙，又怕每次迟到惹我不高兴，便没有冉来找我学英文，但我们依然是好朋友。

前不久在《动感》版上有一位专栏作家问道：这年头，还有人写日记吗？我想告诉他，有，我就是一个。我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文革”时烧了一批。但是“恶习不改”，到香港后又写起来，一直坚持到今天。日记是十分私人的，所谓“独处自省”，我记录下每天的生活、体会、感受，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出去旅游、参观，也坚持记下看到的、听到的，丰富我的生活，增长我的见识。相信在美国不会再有人偷看我的日记、不会再有人抄家、不会再有人拿只言片语去“汇报”而加罪于我了。

不仅每天写一页日记，我还有一个小笔记本提醒自己应当做的事，一切按计划，不会耽误事。碰到临时有事或有朋友不宣而至，就要改变计划。有个朋友笑我：“你这样生活，累不累？”所渭“人不解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不觉累，觉得充实。

年轻时常背诵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我珍惜时间，不想浑浑噩噩过日子，不想虚度年华。

“文革”中，红卫兵把我抓起来，关进“牛棚”强迫劳动，那时候，觉得日子竟是那么长！每天精神上受尽污辱、身体上受尽折磨，一心盼着天黑好躲开世人、躺下来睡觉。偏偏太阳下山特別慢，就那么一天一天挨着，“度门如年”，一点不假。如今，生活越舒适安定，日子仿佛过得越快，正像我父亲生前说的，简直“度年如日”呢！

就说微波炉热东西吧，只要听见“叮”的一响，就会觉得生命中又过了五分钟！我绝不会在等微波炉的那几分钟无所事事踱方步，我会同时干点别的：擦擦炉台啊、洗洗碗碟啊什么的。

在香港时还没有无绳电话，一来电话就“拴”住了，什么都做不了。有个朋友特别喜欢跟我谲话里聊天，广东话叫“煲电话粥”。熬粥讲究小火慢工，加上本地通话不收费，她就那么细细密密地讲些家长里短的事，有时一聊一个多小时，我多方暗示想打断，她毫无察觉！现在好了，有了无绳电话，我用肩膀夹着电话，手里还可以做别的事、碰到“长气”的朋友，我可以在听电话的工夫准备好一顿饭！只是有人听见我在那儿乒乒乓乓很不高兴，觉得我对人不够尊重。那您就长话短说啊！奇怪的是，喜欢“煲电话粥”的人常常不喜欢动笔写信！

朋友们知道我来美国前就退休了，好心地问：“你会不会闷啊？”哪里的话？我还嫌时间不够用哩！我计划要做的事太多啦！要打理花园，要收拾家居，要煮饭烧菜(我们从不请佣人)，要学弹钢琴，还想学绘画，参加了合唱团，又想去学跳舞，要收发电子邮件，要给亲朋好友写信，每晚还要按我的挑选看好莱坞经典电影……忙不过来呀！我这个小小的《水晶泉边》专栏就注定了我每个星期的功课！

我珍惜时间，生活得充实而快乐，继续当我的“钟楼怪人”！P9-12

郑培蒂的第一本书出版了。

许多人从小就有一个出书的梦想，培蒂风华正茂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样美好的梦想，在她的文章里没有透露过，只是提到她喜欢写作，喜欢写作的人就一定有出书的梦想。

从少年到青年，从“人到中年”到渐渐地过了中年，一路走来，培蒂忙着呢：上大学、谈恋爱、当老师、进牛棚、生儿育女、漂洋过海，培蒂生活在中国人特别忙碌的时代。她又比一般人更忙，她喜欢写作，但没有时间写，出书的梦想便拖延了。一直到落户在异国他乡，居住在一个宁静得像桃花源的地方，她才有充裕的时间坐下来，开始笔耕，于是才出了第一本书。此时她的第一个孙子已经来到人间，培蒂已经当了祖母。

培蒂的第一本书比她女儿的第一本书晚出了十四年。她的女儿许讷在一九八九年出了她的处女作《她的十八岁》，这本书的扉页是冰心给许讷小朋友的信，接着是阿浓写的序《这样的十八岁》。十八岁对于每一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黄金，但许讷在她十八岁那一年得了白血病，她用眼泪写了她病中的感受，把她的痛苦、失落、惧怕和希望统统变成了文字，真情流露，文笔流畅，对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来说，真难得。世界上这样的才女能有几个，上苍又为什么如此不公，用如此残酷的惩罚对待她？许讷的文章，字里行间渗透着妈妈对她的爱和妈妈对她的影响。现在我为许讷的妈妈的第一本书写序，不能多费笔墨写许讷，尽管对于许讷和许讷的书我可以写出大篇的赞扬。

培蒂由北京迁居香港，由香港移居加州，落户在湾区。培蒂的先生许世敏任职于一家跨国公司，常远涉重洋去北京、上海、广州公干。儿子在英国，女儿在印尼，培蒂经常Home Alone，一个人守在偌大的别墅里。她住的地方名“水晶泉”，美丽动听的名称可以和桃花源配对，“水晶泉”靠近太平洋，车行十几分钟便可以看海。培蒂虽然还忙于社会活动，相对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闲的时候，她坐下来，在电脑前打出一篇又一篇文章。培蒂为《星岛日报》副刊《阳光地带》撰稿，她的栏名便叫《水晶泉边》。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有一泓泉水，培蒂的文思亦如泉涌，潺潺地流个不息。

写了几年，日积月累，文稿一大叠，世敏是有一份功劳的：文章未出门，世敏先校审；文章上了报，世敏忙剪存。一册册文稿，倾注着世敏的心血。培蒂出第一本书，少不了要世敏帮忙选稿，最后选定了四十篇文章，汇集成培蒂的第一本书，书名《云捲云舒》。

文章选得好极，《云捲云舒》是培蒂的自我介绍，读完《云捲云舒》，就了解了培蒂的身世经历。培蒂从她名字的由来说起，向读者介绍她的学历、经历，她的家庭、父母、丈夫、子女，她在“文革”中的遭遇、生活中的喜忧，她尊敬的师长、亲密的朋友，《云捲云舒》把作者的背景和她的前半辈子勾画得清清楚楚、

培蒂的一篇自我介绍，放大成了一本书，培蒂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一般人比，都似放大了许多许多倍。

培蒂是湖南人，曾国藩之后，她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家族成员中多杰出人士，有的在国民党一方，有的在共产党一方，各有可歌可泣的经历：培蒂写了许多舅公姨婆长辈们的故事，近乎野史？

七十年代后期。培蒂被遴选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英语主讲教员，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工作。孔夫子有弟子三千，一般教师执教鞭一生，学生超不过三千。培蒂的学生以百万计，学生们天天在屏幕上见到老师，老师却见不到学生，学生遍布全国，不知道学生人数究竟有多少。到了美国，在各种场合还常有人趋前问她，是郑老师吗，我是你的学生。这才真叫桃李满天下呢!

开放前的神州，牛郎织女般的夫妻不在少数，分居两地，一年鹊桥会一次，不过。一般的路程，只用一两天也就到了“鹊桥”。世敏当过“牛郎”，培蒂当过“织女”，许郎在西藏拉萨，郑女在北京，七七鹊桥相会，六月初就要动身了，培蒂万里探夫传为佳话。超级“织女”的旅程是一般“织女”的十倍、二十倍，其旅途的艰辛更是一般“织女”的一百倍、一千倍。

培蒂的家族是放大了的，培蒂的社交圈是放大了的，培蒂讲课的课堂是放大了的，培蒂探亲的旅程是放大了的，培蒂经历的辛苦是放大了的，培蒂得到的收获也是放大了的。用“放大”二字来表达培蒂生活方方面面的丰富多彩，还算确切吧。

收入《云捲云舒》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愿永远平安》。培蒂出生在战争年代，来到世间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逃难。培蒂称自己是War Baby，她赶上了抗日战争，经历了国共内战，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革”，吃过兵荒马乱之苦，吃过颠倒黑白之苦，吃过一穷二白之苦。中国人吃过的苦，培蒂都尝到了。乱则乱矣，苦则苦矣，但培蒂生活的年代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最伟大的是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国变化最快的是这一百年，中国人民苦难最深的是这一百年，中国人民期望最多的是这一百年。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活得充实，生逢其乱，生逢其变，生逢其盛。伟大的时代哺育出精英。培蒂腹中有吐之不尽的故事，笔尖能源源不断流出娓娓动人的文章，就因为她出生在伟大的时代，因为她是个War Baby。

培蒂的第一本书出版了。有第一本，就会有第二本的，请拭目以待。

(程怀澄时任《星岛日报》总编辑)

读小学、中学的时候，作文题目常常是“我的理想”。我从小有几个理想，一是想当老师，一是想当演员。这两个理想都实现了，在北大当了老师，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课期间，天天在电视屏幕上出现，也就成了半个演员。还有一个理想，便是当个作家，写文章，出书。在北京我也出过几本书，那是英语教科书，而且是跟别人共同署名的。

退休后在美国定居，一九九九年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开辟了一个专栏，总编辑程怀澄先生对我极为鼓励，文章几乎每周见报，有时一周两篇，鞭策我勤于笔耕。我虽算不上作家，但是在报纸上有一个专栏，有“一席之地”，我已经欢喜不禁了。

我的“另一半”世敏，为了支持我写文章，专门给我买了一部电脑，配上中文软件。每篇文章写好，他帮我校对，作我的第一个读者。文章见报，他要亲自剪下来(嫌我剪得不好)，然后拿去复印，因为亲友们喜欢读我的文章。几年下来，剪存的文稿排满了一格书架。亲友们说：出本书吧！

二00三年金秋，我自费出了第一本书，是我的散文集，一共印了二百本。我的忘年交文友、台湾作家黄又兮主动帮我编辑、印刷、出版，她自己已经出版过近十本书，虽然她比我女儿大不了几岁。她的仔细、严谨，使我非常佩服。

另一位忘年交老友马大任教授看了我的书，十分喜欢，说是写得真实、淳朴，应当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他联系了东方出版社的任超社长，经出版社考虑，决定在北京出版简体字版本，对我来说，这是件梦想成真的事！责任编辑贺畅跟我因此结成了朋友，她的认真负责给我极大的鼓励。

这本散文集，题目是《云捲云舒》，这取自我喜欢的一副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捲云舒。”对联出自明朝洪应明的《菜根谭》一书，意思是为人做事能视宠辱如花开花落一般平常，才可以淡泊旷达。

每想到这副名联，我仿佛步人了禅境，心态平和，超然物外。我的曾外祖母曾广珊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孙女、台湾前“国防部长”俞大维的母亲，她赠给我母亲(她的外孙女)一幅手书字屏：“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唯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说的也是这种心境。

我由湖南到北京，由北京到香港，最后在美国定居，享受退休生活的闲适，真正体会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捲云舒”的哲理。我将这本散文集命名为《云捲云舒》，以表达我的心境。

我喜欢写得好的字，由字及人，也就喜欢字写得好的人。当年世敏的一纸情书，字迹清丽，使我怦然心动，我相信那是我接受他的爱情的原因之一。那封情书，我珍藏到今天。我这第一本书，就献给我那“更好的一半”吧！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