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平遥古城，观钱庄票号，看晋商大院，登绵山之巅，访龙城太原，揽晋祠风光，拜玄中古刹，听藏孤故事，晋商文化之精华尽在书中。

　 晋商，改革开放后被山西官员百姓不断挖掘的一段尘封历史……晋商，市场经济中令无数专家学者探讨研究的一门社会显学……晋商，当代职场上让公司老板员工彼此益智的一个热门话题……

晋中，作为中国商业文化尤其是金融文化的肇始地，不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制度财富，更为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义利并重的儒商作风，雄浑大气、气势磅礴的大院文化，血脉承传、修教有道的家族文化，都使这里的历史厚重、辉煌。本书作者以工作之利长年浸淫于晋商文化之中，这里他丰富翔实的史料，如诗画般生动的笔触，以及精美的图片，把专业的古建筑古民居知识和商业文化寓于其中，令读者美不胜收，让你油然生出背起行囊去畅游晋中的梦想。

本书适用于旅游爱好者，尤其是对于晋商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和对于山西大院文化感兴趣的读者。

史海钩沉说晋商(代前言)

“晋”与“商”的文字训诂及晋商溯源

山西商帮之崛起与船帮、驼帮、盐

商、典商、粮布商

 山西船帮

 山西驼帮

 山西盐商

 山西典商

 山西粮布商

山西商人与山西票号

儒贾相通与经商之道

晋商大院与大院文化

华夏民居第一宅

——灵石王家大院

太原王氏与太原郡南端的风水宝地

天上掉下“灵”妹妹：天外来客造就

了一个延用千年而不废的县名

——灵石

太原王氏的一支走向灵石静升镇。

颗璀璨的明星在这里静静地升起

王氏文化的灵魂依附于王家大院这

一载体，灵魂不再飘零，载体不再无

神，鲜活的生命由此形成

一径抵幽山，居然城市间

——王家大院的外部环境

灵石四大家族太原王氏后裔

——静升王氏家族史略

一家数代竭力百年方成巨宅

——王家大院修建过程

依山就势随形生变

——王家大院东宅院高家崖

庭院深深深几许

——王家大院西宅院红门堡

大道母群物，广厦构众才

——王家大院的空间利用·居住功

能·饮食起居-生活方式·保卫措施

未出土时已有节，到长高后还虚心

——王家_士院的私塾·书院·文化教育

天上取样人间造 窗如画卷门似诗

——王家大院的木石砖雕和门窗艺术

志节独垂千古后操持只在五伦中

——王家大院的孝义坊·孝义祠

勋业偕绵峰永峙儒行并汾水长清

——王家大院建筑风格的文化透视

票号撑起一座城

——平遥城，用一座城池

 讲述晋商和票号故事

那不勒斯传佳音跻身世界文化城

岁月嬗递三千载时迁事变城不移

古县城杰出范例老街巷瑰丽华章

群星璀璨三教庙光明炳焕二伽蓝

瓦舍连片四千宅票号撑起一座城

轻重权衡干金利汇通天下日升昌

九府流泉资利赖通国所宝百川通

知人则哲协同庆仰国之光心共天

商界巨子矢公正票号鼻祖志持筹

——雷履泰及其故居

大红灯笼高高挂

——祁县乔家大院

晋中银祁县乔家在中堂

秦姓人玩物丧志复字号发达中兴

俯仰异观看大院穿透时空诵华章

民俗博物馆中华周易宫

大红灯笼高高挂崛起当代影视城

鳞次栉比“渠半城”

——祁县渠家大院

走西口经商致富渠本翘实业救国

书酒歌弦满庭院鳞次栉比渠半城

晋商文化博物中国算盘奇珍

晋商帮镖局长裕川茶庄

富可敌国三多堂

——太谷曹家大院

裕后莫如勤俭，光前惟是诗书

——太谷曹氏发家史

如悟须弥归芥子更钼明月补梅花

——三多堂及曹家大院

闲来登山临水，静以品画读书

——曹家避暑山庄青龙寨迁善庄

养就大拙方为妙，学到愚时始见成

——曹氏家族与晋商镖局

有威凤祥麟气象，具浑金璞玉精神

——明清家具博物馆

四大家族此其一

——太谷孔祥熙宅园

从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说起

“金太谷”与晋商金融贸易中心

孔祥熙其人与晋商的最后辉煌

文化内涵丰厚的孔祥熙宅园

蒋介石作客孔家院

各种展览，琳琅满目

中国儒商第一家

——榆次常家庄园

榆次老城贯今古，驿站大道通车辋

——榆次及其老城的历史渊源

卜地辋川承德泽，名堂燕翼招嘉猷

——常氏家族与车辋村

旁通诗书不许俭，儒雅衣食只要勤

——中国儒商第一家

财取天下开茶路，燕居田园听蛙声

——开拓万里茶叶之路

霞飞万里浮淑气，锦铺干树映紫微

——长街倘徉看庄园

双蜚雕鹗云霄志，累叶缥缃忠孝经

——华夏民居最大的家族词堂

读书毕竟人高品雅修德自然梦稳心安

——中国最大的家族书院

致虚守静大胸襟归根复命小园林

——图形写意说静园

榭草郑兰燕桂树，唐诗晋字汉文章

——常家庄园的文化解读

山西商帮之崛起与船帮、驼帮、盐商、典商、粮布商

以“晋”和“三晋”为名号的山西大地，其商业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经风波曲折，时有发扬光大。西汉时期，封建皇帝为了巩固帝王基业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之后，历代封建王朝均竭力推崇儒教而“重农抑商”，致使商业文化和商品经济饱受长期压抑。但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两代，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式微衰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而出，商业文化与商品经济再度繁荣和重现生机。由于这种大环境的涵养和孕育，山西商人凭借地理区位优势而抢占先机，结帮合伙，巍峨崛起，勃然中兴，形成了与徽帮商人南北呼应的晋商体系——山西商帮，在明、清两代驰骋商场而无往不胜，是当时全国最具实力的两大商团之一。明代学者谢肇■在《五杂俎》中对晋商与徽商作了比较：“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安徽)，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谢肇■说，徽帮商人奢侈，晋帮商人节俭，晋商所在之山西比徽商所在之安徽更加富有，可见山西商人在明代是全国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集团。

事实也确如谢氏所言。明、清两代的山西商人群体驰骋商界五百年，其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繁多、活动范围之广阔、持续时间之长久，即使在世界古代商业史上，亦属罕见。晋商纵横捭阖，重商守信，以义取利，同舟共济，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积累了一整套完整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方法，不但曾执全国商业和金融业之牛耳，形成了中国当时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大商业集团，而且为中国的商业历史和商业文化书写了最为瑰丽夺目的璀璨篇章，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商帮的崛起，具有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因缘与依据。就时间而言，历史推进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而出，必然会产生大型商人集团和行业帮会，此其一；明取元而代之，但强悍的元蒙残余势力仍是明王朝的致命威胁，构筑长城防线和设置守边重镇便成为朱明政权的首选，驻边关的守备部队的粮饷问题及庞大的军事消费，必然会需求大型商人集团运送和销售军需物品以解燃眉之急，此其二。就空间而言，山西具有丰富的盐、铁、煤、丝绸等资源，这就为晋人经商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此其一；山西地处中国东西和南北陆地商路要冲，地理位置极为优越，此其二；明代设“九边”重镇，山西有大同、太原两个边镇，具有解决明王朝军需粮饷的最佳区位优势，此其三；中国自汉代始，产生了通往中亚、北亚以及欧洲的两条商道：一条起自辽东，经燕、阴两山北麓西进戈壁，越阿尔泰山及天山北麓抵达中亚，另一条经漠北高原越西伯利亚至欧洲，山西邻近这两条国际商道，为山西商人涉足国际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其四。时、空条件的具备为晋人经商并形成气候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可能和可行要想变为现实，还需晋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天时、地利之机遇而“发展自己”，否则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山西商帮没有辜负历史，没有坐失良机，在明、清两代的商贾舞台上上演了一韵令人惊心动魄的大戏。他们“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里外”，酿造了“商贤皆出山右人”的局面，几致富甲天下，财堪敌国，将经商大戏演唱得绘声绘色，令人叹为观止。

山西船帮

山西船帮是山西商人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形成的两大商帮之一，“船帮”走海路，经营对日本国的贸易；“驼帮”走陆路，经营对俄罗斯的贸易。

山西船帮始于清圣祖康熙年问(公元1662～1722年)，其产生的因缘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铸钱所用铜原料的严重短缺所酿成的矛盾所致。清代康、雍、乾、嘉时期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期，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商业昌盛，市场繁荣，商品交易十分频繁，用于流通的货币供不应求，遂令铸币之铜源告匮。满清王朝建立之初，对冶矿业的投资颇多限制，由国家垄断贵重金属和主要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运营和销售。当时，铸制铜钱的铜矿业主要由官府经营，而所铸铜钱分量过重，铜钱与银钱的兑换比价不尽合理，致使一些不法之徒为了牟取暴利而私毁大量铜钱，以铜换银，以银换钱。虽然私自熔化国家货币是触犯国家法律的严重犯罪行为，但是因为“重利之所在”，无论官府怎样打击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私毁铜钱现象却是屡禁不绝。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大幅度减少，私毁铜钱的行为日趋严重，流通货币的匮乏又导致了市场的紊乱和民心的不稳。康熙皇帝接受山西阳城籍重臣陈廷敬的建议，铸制铜钱改重为轻，使银钱与铜钱的兑换比价趋于合理，并减免采矿炼铜业主的税赋，吸纳民间资金用于铜矿冶炼事业，实现采矿炼铜业生产的多元投资，允许百姓参与采矿，发展铜矿的开采和冶炼事业。这些措施虽然缓减了货币流通过程铜钱供应量严重不足的压力，但是仍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清高宗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山西巡抚得旨，“晋商殷实商人尚多，惟有令其承办洋铜，以供鼓铸，为可行事耳”，山西商人因此而被正式特准招商出洋采铜。

 清廷特准山西商人赴日本国进口铜，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明朝末年，驻扎山海关外的清军急需内地物资以作军用，但是由于与明王朝是敌对关系，不可直接自山海关内获得，只能通过蒙古地区与张家口互市购取。是时控制张家口贸易的“八大家”皆为晋商，对解决清兵的军需问题贡献至巨。满清入主中原，特封晋商八大家为“皇商”。八家皇商被赋予政治和经济特权，获准正式入籍内务府，赐居张家口主持商务。晋商被特准招商出洋赴日本国采铜牟利，当在情理之中。

 八大皇商中的山西船帮，以介休籍范氏家族最为显赫。范氏家族上通朝廷，下联市廛，“甲第联辉，名艳当世”，“亲族内外借府君衣食者数十辈”，获得了以承办采买洋铜为目的之对日贸易垄断权。由于对日贸易所获利润极为丰厚，“大抵内地价 ，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得十”，范氏家族于是联络张家口的乡帮皇商呈请包办鞠湖、浒墅、湖口、准安、北新、扬州六关“额铜”，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获得朝廷批准。此后清廷又于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和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分两次将荆州、凤阳、太平桥关及龙江、西新、南新、赣关应办宝源局“额铜”交商承办。

山西船帮除范氏家族外，还有洪洞人刘光晟等数家。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山西船帮对中、日两国之间的商品和文化交流贡献卓著。围绕山西船帮的出口需求，为之筹集出口商品的山西商帮应运而生，其中山西输日商品有潞安(今长治)党参、辽州(今左权)麝香、泽(今晋城)辽二州牙香、汾州甘草、沁州石菖蒲、平阳(今临汾)龙骨，以及大同香皮、石碌、黄芪、黄蜡、花斑石、玛瑙石，太原天花粉、瓷器、毛毡等。P12-15

“晋”与“商”的文字训诂及晋商溯源

本书以《晋商文化之旅》为名。书名虽然浅显易懂，但作者对书之名号还是愿作一番字词涵义的阐释，或许对读者不无裨益。

“旅”是暂别与亲人厮守的安乐窝而离家出行。出行目的非止一端，但是当今社会最时髦、最大量、最广泛者，莫过于“游”。富裕起来的人们不再仅为自身的吃、穿和养家糊口奔忙，于是不甘心在故乡久待而心劳日拙、身心疲惫，为了使刻板的生活起居花样翻新，或与亲朋好友或与同事邻里相约，到他乡甚至异国，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在他乡异国或游山，或玩水，或看寺，或拜佛，或购物，或逛市，或吃喝，或玩乐，或观瞻文物名胜，或领略民情风俗，既悦目，且赏心，该是何等的快活和潇洒。

“旅”是手段，“游”是目的。

“旅游”作为花钱购买的商品，是非物质性的，重要的是心理指标。因此，旅游者出游时一定要有好的心态，心态没有调整适度不要出游；心态是精神性的，它的载体是身体，身体健康状况欠佳不要出游；旅游是群体行为，如果这一群体中但凡有几个与你吹胡子瞪眼睛煞风景的主儿，会令你的游程憋一肚子窝囊气，故同行旅伴倘非志趣相投者不要出游；旅游不是免费的午餐，花钱购物不必买最贵的，但要买最称心如意的，因此，旅游目的地如果不是你最感兴趣亟待领略愿探究竟有所收益之地不要出游；异地或远程游览大多属一次性消费，故应选择旅游目的地风华正茂靓丽迷人之际前往，季节、时令不宜不要出游。

以上云云，即作者所倡导之“五不出游”。

出游的快乐指标，是看游客在出游过程中能否撕下平常时节的种种面具和装腔作势而恢复人性，恢复“人之初，性本善”的人的本性，恢复本真守始的人的原始性，恢复造物主造人之初所赋予的不加修饰的人的野性，有时甚至是恢复某种程度的人的兽性。倘能如此，则可臻达沉缅山水、物我皆忘，不以主宰自居而戕害其他物类，与宇宙、天体、大自然圆融为一体而不知有“我”的最高境界。

以上云云，即作者所倡导之出游极乐境界的恢复“五性”。

恢复“五性”是游客游览自然山水的快乐指标。

对于游览人文景观，似乎另当别论。

人文景观的核心在“文化”。没有文化的人文景观，不过是一堆建筑垃圾。游客游览人文景观，其快乐指标则是获得一种高品位的文化享受和熏陶，令智慧开启、知识增长、情操高洁，恢复人的理性、灵性和人格尊严。

 “文化”是野蛮和蒙昧的对应物，是人类超脱了野蛮和蒙昧状态之后才可能发生的现象。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文化”一词作了全新的界定：第一，文化可以指一个社会的产物，即人们所说的社会的高雅文化、艺术、文学、音乐和大众文化(或民间文化)；第二，人类学者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整个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人们赋予它们的意义；第三，其他学者，尤其是政治学家，把文化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态度、取向、假定、哲学，即一个特定群体的世界观。文化无论被如何界定，村庄、家族、地区、民族和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文明，都有着各自的文化。文明是人们所识别的最宽泛的文化实体。同时，每一种文化内部又存在着无数的亚文化。

黄河之东、太行山以西的这一方土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山西省。春秋时，山西为晋国所据，故后人简称山西为“晋”。而根植于晋地之商人或商人群体，即所谓“晋商”。

为了弄清楚晋商的渊源流变，我们不妨先弄清楚“晋”、“商”二字之字义训诂，如此则可更清晰地探其源流，究其根本，更深入地认识、理解和研究晋商。

关于“晋”字，《正字通·日部》解释说：“晋，俗‘■’字。”《说文·日部》则说：“■(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日部》说：“晋，《礼》古文、《周礼》故书皆假‘晋’为‘箭’。”《仪礼·大射》说：“用锡若缔，缀诸箭盖。”郑玄注：“古文‘箭’为‘晋’。”杨树达在其所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释晋》一文中说：“晋者，箭之古文也。…晋”字的篆书从“■”从“日”，“■”是两支箭，“日”乃装箭的皮囊类器物。杨树达说：“盖晋(■)字上象二矢，下为插矢之器……按：二矢插器，其义为箭，见而可识，几于童孺能知。”“自小篆变二矢之形为‘■’，变器形为‘日’，形与义略不相关，于是说字者遂可得其正解。”一般史书和前人均以为晋国之所以得名为“晋”，是因为唐叔虞之子燮父迁居晋水旁而改国号为“晋”，其实此说不确。古代氏族、部落、国家的得名与其所处地域之文化特征关系最为密切，“因为文化是区别种属最基本的特质，它是人文的产物，不像单纯的自然物，区别特征不明显”。“晋的得名，则是因为它以制箭、用箭著称而然。我们至少可以从考古、文献、上古神话传说三个方面证明这一点”(引文见马剑东《晋国文化探源》)。

关于“商”字，《说文》解释说，商者，“从外知内也。从冏，章省声。”“商”和“贾”二字联缀，为“商贾”一词，二字含义虽大致相同，却又有细微差别：“商”指行商，即四处外卖之人，亦即流动在外从事贸易活动者；“贾”指坐商，即坐在店铺售货之人。《白虎通·商贾》具体诠释为“行日‘商’，止日‘贾’。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易·復》说：“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陆德明释文引郑玄注：“资货而行日‘商’。”高诱注《吕氏春秋·仲秋纪》之“商”字含义为“市贱鬻贵”。从商之人，称作“商人”。其实“商人”二字的初始含义，正如字面所直白显示的那样，就是“商朝之人”。确切地说，是商朝的遗民。“商”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个朝代，后来被周武王所灭。周朝建立之初，商朝遗民地位低下，既无政治权利，亦无可耕之田，生活在社会最低层。这一时期，适值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转型期，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对产品交换有了迫切需求。做买卖这个行当是低层穷人的无奈之举，周王朝的子民们不屑为之。商朝遗民迫于生计，只好四处奔波，此买彼卖，以为职业。因为从事买卖这一行业的人都是商朝的遗民，所以周人将这一特定群落的人们称为“商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做买卖者日众，但是已不再是商朝遗民了。

 从以上对“晋”、“商”二字的字义训诂和考释可知，“晋”是两支箭插在皮囊中，多少有些尚武的味道；“商”则是“资货而行”或“市贱鬻贵”，也就是拿钱买货外卖，并且是贱买贵卖，以动脑子算计赚钱为业，与尚武精神相去甚远。

山西左太行而右吕梁，黄河绕流西、南边界，北有大漠、阴山、勾注、雁门，南部则首阳、砥柱、析城、王屋诸山滨临黄河而错峙，西越黄河出潼关可攻古都长安，南出天井关可攻古都洛阳、开封，东出娘子关可对古都北京构成重大威胁，且与这些历代都城仅一山、一水、一关、一隘之隔，境内崇山峻岭叠置，雄关险隘遍布，向为夺取天下之枢纽。如此地理环境，如此区位优势，酿造尚武精神当是情理中事。事实上，山西历代名将，也的确是多得不可胜计，诸如战国赵良将廉颇、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三国名将关羽和张辽、唐代名将尉迟恭和薛仁贵、宋代以杨业为代表的杨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兴起于南方，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元勋绝大多数为南方人士，十大元帅中惟一的北方籍元帅是山西五台人徐向前。这些名将战功显赫，个个堪称驾驭全局、扭转颓势、冲锋陷阵、彪炳史册的军界奇才。

以“晋”为名号的山西，尚武之风代代相沿不革．自古多良将，却在明、清之际产生了富甲天下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历史之谜。

山西尚武，但是并不贬文，文、武皆贵，代有传承，不惟出将，而且出相。在山西的西南部有一个以“闻喜”为名的县份，县虽然不大，在中国历史上却颇有名气。县之得名，是因为汉武帝刘彻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23年)巡幸缑氏时，在这里闻汉军破南越(今广东、广西)喜讯而御赐之。该县有村名“裴柏”，自秦、汉、魏、晋、隋、唐六代千余年来，其裴氏家族一门便出了59位宰相，因而有“宰相村”之盛誉。

崇文尚武、将相皆出的山西省，其商业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商业文明肇端甚早且最为发达的地区。早在先秦时期，山西省西南部的河东地区便产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重耳称霸时，山西的榆次及安邑等地已形成名著当时的商业集镇和商品市场。他大力推行由国家垄断的“工商食官”制度，并自此孕育了财源广进、实力雄厚的官商阶层。为了激励晋国与春秋诸国的通商和贸易活动，晋文公制定了“轻关易道通商”的商业优惠政策，并大幅度降低关税，打击劫匪盗贼，保障商道的安全畅通，使晋国的商业经济空前繁荣，财政收入极大增加。逮至春秋后期的晋悼公在位时，由十卿盛公衰，官商垄断局面难以为继，遂行改革，实施新政，颁布“公无禁利”和“输积聚以贷”政策，要求围君、臣民几有盈余资财均须尽行输出，投入市场进行流通，从而使私商取代官商，促成了晋国商品经济的再度繁荣和空前活跃。

战国时期，取晋而代之的赵、魏、韩“三晋”商业经济与时俱进，更加繁荣昌盛，分别由晋阳故都(今山西太原)而迁至今河北省境内的赵国新都邯郸、由安邑故都(今山西夏县)而迁至今河南省境内的魏国新都开封、由平阳故都(今山西临汾)而迁至今河南省境内的韩国新都新郑，均形成了名著当时的商业大都会，其故都的商业亦皆市场繁荣，且三晋之地县县设市，商业经济高度发达，商业资本家大量涌现。

山西省西南部有临猗县，该县是1954年由临晋、猗氏二县合并改置。其中的猗氏县，便是因为春秋时期由鲁至晋的富商猗顿而得名。《孔丛子》说：“猗顿，鲁之穷士。陶朱公教之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赀拟王公，以富兴于猗氏，故日‘猗顿’。”其居牧之地，《水经注》称名“对泽”，在今临猗县南境王寮村附近。《舆地广记》说：“县南对泽，即猗顿之故居。顿，鲁之穷士，闻陶朱公富，往问术焉。陶朱公日：‘子欲速富，当畜五■(即母牛)。’于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十年之间，其畜不可计，赀拟王公，故遂以猗氏名县。”陶朱公乃声名显赫的范蠡，猗顿受其指点而致富之后，又赴河东盐池(在今山西运城市境内)营销食盐，成为“与王者埒富”的大盐商。在贩卖牲畜和食盐之外，猗顿还兼营珠宝买卖，并且在实践中掌握了高超的“相玉”技术。当时，“玉工■玉之似碧卢者，惟顿不失其精”。“碧卢”是一种珍贵罕见的美玉，但作伪者甚众，且可以假乱真，时人难以识别，只有猗顿能够精确地鉴别碧卢的真、假、优、劣。猗顿之富，影响至巨，以至于韩非把猗顿的财富和地位同天子、诸侯的权势和尊荣相提并论。

春秋时期的晋国巨商计然是猗顿致富之师陶朱公范蠡的尊师，按辈份当是猗顿的“祖师爷”。《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计然的祖先乃“晋国亡(逃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计然于春秋末期流浪到越国，后来做了越王勾践的谋臣和智囊，陶朱公范蠡于此时拜他为师。当时，“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为臣，共度时艰。“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叹日：‘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见《史记·货殖列传》)。计然不但精于经商，而且还提出了一整套预测市场行情的理论，用于指导商贸实践，诸如“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等，对于市场供求关系与商品价格的贵贱涨跌、货币流通、商品运营等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阐释，时迄今日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仍旧闪烁着跨越时空而皆准的理性光芒。

战国时期，三晋大地上先后涌现出白圭、段干木等巨商大贾。白圭“乐观时变”而善于捕捉市场信息和商机，辅佐魏国繁荣了商品经济，被后人尊为商界祖师。段干木以贩马经纪人为业，“守道不仕”、“不趋势利”，“隐处穷巷”，却“声驰千里”，深受魏文侯的尊崇，拜他为“王者师”，为魏国的国运昌盛作出了重大贡献。战国末期“用铁治富”的赵国卓氏和魏国孔氏两个家族，相继在西汉初期成为“致富数千金”、资产财富“拟于人君”的富豪世家，山西大地上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荣景象，太原、代州、平遥、汾阳、潞州、泽州、平陆等地已成为当时全国商人进行商业活动的重镇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晋入经商致富而富甲天下者代不乏人，魏晋南北朝以降，山西既是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亦是商业活动十分频繁之地，名商巨贾层出不穷，诸如西晋繁峙人莫含，其“家世货殖，资累巨万”，不但是商界精英，而且在西晋和北魏政权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李唐王朝兴起于山西，肇端于太原，遂令太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倍加显赫，商业活动亦因之而极为活跃。资助李渊、李世民父子于太原起兵的山西文水县人武士彟，便是一位以经销木材致富的“大款”，他的女儿是中国封建王朝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在有唐一代地位臻达极盛，屡加“京”号或“都”号，称“北京”或“北都”，与西都(京)长安、东都(京)洛阳并称“天王三京”。在唐王朝开国元勋徐茂公的经营打造下，太原极尽繁华，是一座跨越汾河、东城西城大明城三城相连、碧瓦飞甍鳞次栉比的大都会，市井纵横，商业繁荣，异国他乡不同民族的客商往来其问。唐代著名诗人韩愈以“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的诗句歌颂之。大诗人李白面对太原则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天王三京，北都居一，其风俗远盖陶唐氏之人欤?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属!”

赵宋王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市井文化大繁荣的时期，全国各大都会和城邑形成了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市场网络。具有经商传承的山西商人和山西商业与全国同步发展，实现了一次大飞跃。是时，中国北方重镇太原的冶铁业尤为发达，其属县交城乃全国冶铁中心之 ，铁货行销全国。现在仍保留未变的太原城内之米市街、南市街、柴市街、菜市街、馒头巷、剪子巷等街市格局，即形成于斯时，并直接以市场方位和所售商品命名，太原巨商夏竦、阳曲富豪张永德是当时驰名全国的山西商人。

蒙古人人主中原的大元朝，山西的商业仍旧繁荣发达。这一时期曾经到过山西的意大利著名商人和游客马可·波罗在其所著游记中对山西作了这样的描述：

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这些军械，专供皇家的军队使用，十分便利。这地方葡萄数目很多，葡萄产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丰富。由于大量种植桑树，养蚕业极为发达。

晋人经商手段丰富多彩，且多智巧，善于以智慧赚取商业利润。闻喜裴氏虽然是宰相世家，但是也不乏经商致富的高手。我们不妨看一看唐代闻喜人裴明礼的生产经营手段，聊作窥斑见豹之举。《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三“冶生”记载：

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问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标，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浃，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既积，预聚杂果核，具犁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殴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

我们对裴明礼其人的生产经营之道之所以感叹再三，不在于他赚了多少钱，而在于他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赚钱。其经营理念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他“收人间所弃物”，差不多类似现代城市中的“垃圾虫”，专门拾捡破烂转手倒卖，居然“以此家产巨万”，发了大财。这样的发财手段倒也没有什么奇妙可言，令人赞叹的是，他并不守财奴似的将这些钱财藏之秘室，而是以其为资本，购置“非善价者”且“多瓦砾”的“不毛地”。在一般人眼里，此举纯粹是冒傻气，但是他却聪明地将这片废弃地建成了最简陋、最原始的游乐场。裴明礼“于地际竖标，悬以筐”，让人们向标筐内投掷瓦砾，“中者辄酬以钱”。人们远距离向地边的标筐内扔瓦片，“十百”，也就是一千次仅可命中一、二次，命中率不足千分之二，他只需支付极少的钱，便可让“多瓦砾”的“不毛地”很快干干净净。出此妙招，令人叫绝!接着他更是妙招叠出，在“地中瓦砾尽矣”之后，将这块地“舍诸牧羊者”，也就是让牧羊人无偿使用，以作羊圈。当地表积满羊粪之后，他又在地内播撒果核，然后“具犁牛以耕之”，以致“岁余滋茂”，果树成林，硕果累累，“连车而鬻”，所获利润“复致巨万”。他在果树丛中“缮甲第”，开发房地产，并于“周院置蜂房”以经销蜂蜜。为了便于蜜蜂采花粉酿蜜，他又“广栽蜀葵杂花果”，致使“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裴明礼生产经营之道的巧妙及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连锁营销、多元运行，堪为今人经商的宝典和楷模，从中可见晋人经商的智慧奇巧、远见卓识。

以“晋”和“三晋”为名号的山西大地，不只是出将入相的渊薮，而且是盛产富商的沃土。晋商群体虽然兴盛于明、清，但是源远而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一旦因缘具足，条件成熟，山西这一方热土一定会大面积盛开商业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奇花异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