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百年中国电影文化历史的历程，寻找不同言说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探讨电影文化发展的卓越活力所在。本书透视百年中国电影，对中国电影的足迹进行了梳理，重建一个具有启示性的电影史传统，评述电影与社会的关系，电影剧作家、电影作品及内容形式的演变与得失，讨论了夏衍、蔡楚生、汤晓丹、桑弧、孙瑜、费穆等著名电影人的理论与实践成就。

绪论/1

第一章 通俗的系谱/1

第二章 理论空间与历史/31

第三章 在历史的边际选择与建构/47

第四章 视觉政治的意义/69

第五章 电影的双面镜：正统电影和商业电影/89

第六章 转换与位移/121

第七章 当代电影的成长与话语空间的拓示/141

第八章 心中的“风景”：夏衍论/159

第九章 在开启真实的尽处：中国电影与蔡楚生/173

第十章 参与和角色：汤晓丹曲折的电影生涯/193

第十一章 个人的展现与主流电影之外的讲述：桑弧/209

第十二章 历史的旧路：孙瑜和中国电影/229

第十三章 费穆：一个人的电影经纬/245

第十四章 电影文化史的两个母题/285

附摄影机作证：对电影的一种自觉(访谈)/295

第十五章 性格、命运与电影知识分子的自我书写/299

眩晕在“通俗”的魔力里

一百年前，电影传入我国，最初的中国电影创作者“完全处于赤贫状态”，差不多可以说是“既没有民族传统可以继承，又没有外来影响足资借鉴”(柯灵语)。当时那个首先“吃螃蟹”的丰泰照相馆，仅仅是为了给谭鑫培祝寿，才选取了戏曲这一最受百姓欢迎的题材与形式拍出《定军山》这部影片的。戏曲有着当时最大的观众群。有资料显示，任景丰正是受此激励，《定军山》之后，仍抓住京剧不放，又拍了谭鑫培主演的《长坂坡》，俞菊笙的《艳阳楼》、《青石山》，俞振庭的《金钱豹》、《白水滩》，许德义的《收关胜》，小麻姑的《纺棉花》等剧目片断。戏迷们看了颇为喜欢，津津乐道，大开眼界。要不是因为照相馆遭受火灾，烧掉了胶片，烧坏了机器设备，这种京剧电影是还会拍下去的。

将自己的文本嵌入外来的文本之中，其作用是使这种叙述与尝试得以在本土扎根。最初的中国电影尝试与实验者们用心去领悟其中的信息并继续这种创作，他们知道使用陌生化的形式与视角的风险，甚至首先不在商业而在具有颠覆意义的电影指涉的不可靠性，电影语言与想象的世界倘若违背了主导着它们的创作者所在的社会／民间的那些标准，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划出民族本土可接受的阅读与观赏的界线之外。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这是意味深长的。

20世纪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20世纪是世界主义的世纪。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相同，中国也是在这个世纪初兴起一股通俗文学的潮流。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历来就有笔记小说等被称作“闲书”的通俗文学存在，但借助于报刊等新兴传媒手段大量涌现于文化市场的现代通俗文学，却是与中国电影的发生发展同步进行，而且作为现代通俗文学潮流的具体表现与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在上个世纪第二个十年至40年代末的广泛流行，也是与中国电影发生着紧密的关联与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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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续做了一些年头的电影史研究工作，发现电影研究是一个需要恒久努力的老老实实的学问。当我们电影史学者在追寻电影史学自身的确定性时，不但为电影历史所限制，也被电影史所构造和模塑。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并不存在任何圆满的意义整体，这给电影研究以启示：“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能加上鸽子的温文。”研究的主体，从一个文学想象世界被植入能指的差异关系中，把历史或历史人物当作一种异化结构来思考，确实是非常有趣的。

有人指出，《后窗》这部电影，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作者论来看(有关希区柯克的全部作品)，可以从发声源的标记来看(透过风格和客串演出，希区柯克之“直证的”自我铭刻)，可以从音乐来看(法蓝兹·华斯曼作的曲子)，可以从场面调度来看(《后窗》这部电影中，公寓环境的空间限制)，可以从“反身性”来看(和电影观众之比喻的关系——指观众坐在电影院中，就像男主角一样地坐着不动，而且也在偷窥)，可以从凝视观点来看(在电影角色里的几个人之间，观看及视线交会)，可以从精神分析来看(对主角的窥淫癖做症候的解读)，可以从性别角度出发(两性的观看策略)，可以从阶级着手(辛勤工作的摄影记者和高级时装模特儿这两种阶级之间的紧绷关系)，可以从呼应某个时代来看(暗指“麦卡锡主义”)，可以从仅提到几个有关电影的基模(鲍德威尔)、符码(麦茨)及社会一意识形态的论述(巴赫金)进行诠释。①对于把研究还原到历史中去的研究者说来，不同的视角与方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看一个人，解读一个电影文本，可以有多种角度、方法，研究电影史和电影历史人物，最佳的方法在我们寻找中往往会失之交臂。批评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秩序，但是，我们还是要在仿佛命中注定的不圆满中寻找，并作探讨，以便将电影研究上的方法论问题，提到自觉意识的高度。

研究并评论中国电影文化历史及人物，重点并不在重现史实，因此需要将下述的一些理论方法，或批评路径与取向融会贯通，以使之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第一种研究是社会学的，就是从电影去看社会的发展，或者是从社会的发展去看电影史的建构与发展。这是我的老师李少白先生和程季华、邢祖文两位先生合作写的那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路子。(毛主席说，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军事战线，一条是文化战线。所以我们要写这样的电影史，就要总结文化战线。电影史，也要为政治服务。)我做关于战后电影发展的几个阶段的评述，也是这个路子。这个路子是由视觉政治的或者说是从社会的历史的视角，去看电影的历史。我还写过一本小书，叫《老电影时代》，这是另外一个路子，是一种人物志的电影研究方法，它通过电影话语类型和电影家的历史变化的梳理，从其背后看出现代中国几十年的历史，以期深入挖掘这些电影人物，或者说电影大师的历史与心理深度。

第二种方法，是从公司社团，从风格流派、创作类型和创作群体的角度，去研究电影史。这种方法，有点重艺术，重个性，重类型，重电影史，不那么太为政治服务，这会是又一种，或多种电影史的脉络。我自己在多个场合说起的社会派电影、人文派电影，说起蔡楚生、费穆，说起40年代战后电影界的昆仑公司、文华公司，研究、评说电影史，就是用这个方法。  在我看来，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可分社会派电影、人文派电影、商业电影和浪漫派电影四类。这是百年来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基本结构和话语类型。社会派电影生活感强，在展现真实的时代生活面貌的同时，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痛苦与欢欣。“表现人生”、“批评人生”的主张，加以注重雅俗共赏，使之成为中国电影文化主导叙述模式和主流话语。人文派电影讲求对人性的深刻分析，蕴含当代社会亟需的精神元素，他们以及他们的电影作品，重视人文话语的开掘，致力于建设一个健康的文化体系，努力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与启蒙价值。商业电影抢占市场的意识很强，将追求经济目的作为立身之本，包括较为狭义的商业电影(典型地以电影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广义的商业电影(以电影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并获得相当报酬者)。这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不能放弃对多重人生价值的参照和发现，不能没有精神建构和情感升华，不能没有道德理想指引与贯注。40年代战后时期出现的“一片公司”，热衷于感官化消费性展示，其生命力一般来说就很难长久。浪漫派电影不满足于平庸，时时显现出英雄文化的豪情和开拓精神的激扬，充满浪漫精神与明朗的崇高感，而努力摆脱价值迷茫的困扰。

这种电影研究的方法，我自己体会，其中主要包含的一些具体的方法也与此存在关联。如：(1)档案研究，也就是比较重视史料，侧重生平资料、回忆录、日记、电影公司影片资料、宣传资料、政府文件、电影杂志、报纸专刊、人物报道、影评，等等；(2)话语类型研究，也就是将电影人物在银幕上的出演，以及在生活工作上的表演与其话语选择，和电影史历时的，或者说电影变异历程中观念与创作的整体态势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有的时候，这种方法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甚至是出奇制胜的效果；(3)美学一历史研究，将个案分析与历史解读、审美透视与历史逻辑结合起来。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取向不尽一致，但其共同的支点，是沟通历史和文本、话语类型与个案选择之间的联系，促成历史和文本双向对话。

第三种，可以称之为电影史的文化视角，或文化研究方法。在这种研究方法中，文学、出版、报刊、时装、舞厅、电影院，等等，都看做一个文本，作为电影史的断代的证明，由电影影片看城市的生态，由电影文本讲到作家、导演的心态，评述观众、电影语言(政治、时代、思想统统不再看它)、文化生产、小说、出版、读者、市场消费、电影模式等等。因此，要重新回头来看商业电影，重新回头来看鸳鸯蝴蝶派和由它改编的电影，重新回头来看张恨水，重新回头来看俗，看通俗传统，看现在的海岩、冯小刚等人编导的包括《天下无贼》这样的影片，他们的很有票房或收视率的影视作品。这样去看电影史，看电影史的传统，就出现了几重多义性。也因此，一百年的中国电影线索就发生了变化。

最后，我还想说，上述这种叙述与探索电影文化与历史的方法，对研究与追寻电影史上的一些重要的电影现象与人物的踪迹，确乎不失为有价值的具体的批评路径。郑正秋、张石川、夏衍、田汉、朱石麟、史东山、蔡楚生、费穆、孙瑜、桑弧、沈浮、汤晓丹等重要电影家及其生活与创作努力，代表着一代中国人寻找电影现代性的历程。对此做深入研究与探索，需要一种综合性、超越性的批评方法。而关于城市文化机制、社会文化语境，关于流行报刊、通俗小说，关于艺术功能的变化和市场需要的起伏，关于社会、文化、历史和电影创作关系的考察，就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史的新视角，让我们在比较宏观的历史意义上，更深刻地梳理、把握电影文化历史与视觉政治的种种主题和形式，理解电影人物的人格、精神和创作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