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的一部重要作品，记述了两德统一后的一些社会问题。故事内容大致如下：亚历山大教授是个鳏夫，他回故乡但泽省亲，在一个花市上认识了波兰女艺术家亚历山德拉，他们谈得很投机，亚历山德拉也守寡多年，两人坠入情网，很快缔结良缘。婚后他俩突发奇想，成立了一家德国-波兰公墓公司，让少小离家的人能叶落归根。迁葬者日益增多，不仅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但泽”从德国千里迢迢回到但泽，进周围的养老院颐养天年，连那些“被迁者”的孙子和曾孙也蜂拥而至。他们在昔日德国人的地盘上大兴土木，一时间，在波兰这片国土上，德国人的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而生。这时，波兰国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德国人在用殖民方式占领土地”，“德国人卷土重来了”，“金钱能支配一切”等声音。亚历山大夫妇为躲避各方面的压力，驾车去那不勒斯旅行，在路上他们听到了铃蟾的叫声，当地人认为铃蟾叫是一种不祥之兆。果然，一场车祸在前方等待着他们。最后，他们怀着“敌对者不再成为死神，不再成为敌人”的美好愿望，同心爱的人双双长眠在异国他乡。

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的一部重要作品，记述了两德统一后的一些社会问题。

亚历山大教授是个鳏夫，他回故乡但泽省亲，在一个花市上认识了波兰女艺术家亚历山德拉，他们谈得很投机，亚历山德拉也守寡多年，两人坠入情网，很快缔结良缘。婚后他俩突发奇想，成立了一家德国-波兰公墓公司，让少小离家的人能叶落归根。迁葬者日益增多，不仅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但泽”从德国千里迢迢回到但泽，进周围的养老院颐养天年，连那些“被迁者”的孙子和曾孙也蜂拥而至。他们在昔日德国人的地盘上大兴土木，一时间，在波兰这片国土上，德国人的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地而生。这时，波兰国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德国人在用殖民方式占领土地”，“德国人卷土重来了”，“金钱能支配一切”等声音。亚历山大夫妇为躲避各方面的压力，驾车去那不勒斯旅行，在路上他们听到了铃蟾的叫声，当地人认为铃蟾叫是一种不祥之兆。果然，一场车祸在前方等待着他们。最后，他们怀着“敌对者不再成为死神，不再成为敌人”的美好愿望，同心爱的人双双长眠在异国他乡。

故事的结尾是悲壮的，它也使人掩卷沉思。

是偶然事件把这位鳏夫弄到这位寡妇身旁。或者说，因为他们的故事始于万灵节，事情又并不偶然?不管怎样，当这位鳏夫磕磕撞撞，踉踉跄跄地走路时，这位寡妇已经到了他身旁，不过并非出于偶然。

他来到她的身旁。43码的鞋子放到37码的鞋子旁边。有一位农妇在一只篮子里装满了蘑菇，在报纸上摊开了蘑菇，另外还在三只桶里放着插花出售。就是在这位农妇的展品前，鳏夫和寡妇相逢。这位农妇蹲在市场一侧，在别的农妇和她们小菜园的收获物——芹菜、孩子头般大小的芜菁甘蓝、葱和甜菜——之间。

他的日记证实了万灵节发生的事，泄露了鞋子的尺码。人行道边缘弄得他踉踉跄跄。可是“偶然”这个词并未出现在他日记里。“在这一天，这一时刻——打十点钟时——大概是缘分，使我们聚在一起吧……”他要使那第三个人，那位默然不语的介绍人变得实实在在的努力，犹如他多次试图开始确定她头巾的颜色一样，依旧模模糊糊：“并非真正的红褐色，与其说是泥炭黑，还不如说是泥褐色……”还是修道院院墙的砖使他获得更为明确的印象：“有痂……”剩下的东西我只有想象。

三只桶里只剩下几种插花，有大丽花、紫菀、菊花。篮子里装满了食用菌。四五朵尚留有被蜗牛蚕食痕迹的牛肝菌排成一行，放在一张地方日报《海岸之声报》头版很旧的那一面上，另外还有一捆香菜和一捆包装纸。插花是三等品。

“毫不奇怪，”鳏夫写道，“多米尼克市场边的货摊看起来少得可怜，最后鲜花便成了万灵节的热门货。还在这前一天，在万圣节那天，往往就已经供不应求……”

尽管大丽花和菊花供应的数量比昨天多，寡妇还是选中了紫菀。鳏夫仍然没有把握：“尽管是那些晚熟得惊人的牛肝菌和食用菌把我吸引到这个特别的货摊前，那我可是哪怕只在短暂的惊恐之后——要不就是教堂在敲响报时钟吧?——受到某种特殊的引诱，不，受到一种诱惑……”

寡妇从三四只桶里抽出第一枝紫菀，接着又抽出一枝，犹豫不决地抽出第三枝，再把这些花放回去，换上另外一枝，然后又抽出第四枝，但同样也不得不把它放回去，用另外一枝紫菀来替换它。这时，就连鳏夫也开始从桶里抽出紫菀，他也像寡妇一样，选了又选，换了又换，而且像她一样，她抽出铁锈红紫菀，他也抽出锈红色紫菀。至少还有淡紫色的和近于白色的紫菀可供选择。这种颜色选择的协调一致把他弄得傻乎乎的：“何等默契啊!我就像她一样，特别喜欢暗自发亮的铁锈红紫菀……”不管怎样，两人都钟爱铁锈红色，一直到那些桶里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为止。

无论是寡妇，还是鳏夫，都没法把花扎成花束。鳏夫把自己的铁锈红的战利品交给寡妇。当这个被称作交易的动作开始时，她已经想把自己贫乏的选择插回一只桶里去了。他把花递给她，她抓住花。这是一次默默无言的交接仪式，是再也不会取消的仪式。这是一些永不熄灭、闪闪发亮的紫菀。这一对男女就这样配成了。

打十点钟了。那是卡塔琳娜教堂。关于他们相遇的地点，我所知道的情况把我那对于该地的了解有时候是模糊不清、紧接着又知道得过于清楚的情况同鳏夫刨根问底的勤奋混杂在一起。他把这种勤奋的成果一小块一小块地搀和进了他的笔记当中。比方说，那座从八角形基面拔地而起，高过八层楼房的塔楼作为西北角塔，是大城墙的一部分。它被取而代之，被称作“厨房里的火盆”。作为一座微不足道的塔楼，它过去就叫这个名字。因为它紧靠多明我会修道院，每天每日都可以观察修道院“厨房里的锅”，它败落得越来越厉害，在没有屋顶的情况下，使树木生长，使灌木发芽，因此有时叫做“花盆”，在十九世纪末期只好同修道院的颓垣断壁一道被拆掉了。从1895年起，在这片宽阔的地带建起了新哥特式的市场。这个市场被称作多米尼克市场。它经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至今日，在它那宽阔的拱形屋顶下，在六排售货摊中间，曾经一度充足、后来往往只不过是可怜巴巴的供应，把补织用的纱线同熏鱼，把美国香烟同波兰酸辣小黄瓜，把罂粟糕点同太肥的猪肉，把来自香港的塑料玩具，来自全世界的打火机，把和兰芹烧酒同袋装罂粟、精制干酪和贝纶袜汇聚在一起。

P3-6

《铃蟾的叫声》是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于1992年发表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一个鳏夫——德国美术史教授亚历山大·雷施克同一个寡妇——波兰女镀金技师亚历山德拉·皮亚特科夫斯卡在花市上邂逅相遇，并从相遇、相识、相知到结为连理，最后共同罹难他乡的故事。

像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一样，故事发生地选择在格但斯克，故事发生的时间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现在属于波兰的格但斯克，旧名但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德国西普鲁士省的首府，它不仅是作者的故乡，而且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顺理成章地成为展现政治风云的理想场所。九十年代前后，多事之秋的东欧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面对“被驱逐的世纪”，在参观公墓时，雷施克和皮亚特科夫斯卡突发奇想，准备成立一家德国一波兰公墓公司，让那些被驱逐者的遗骸能回归故里。这家以促进各国人民的和解为宗旨的“和解”公墓公司不仅在日常工作中推行民族谅解的种种措施，而且连公司监事会的组成也颇具匠心。七位成员中有三位是德国人，三位是波兰人，另外一位则是祖籍德国的老太太埃纳·布拉库普。这样的格局表明：监事会是绝对公平的。新教路德派教会监理会成员海因茨·卡劳和天主教神甫斯特凡·毕隆斯基圣下在监事会中的合作共事，则进一步增强了和解的气氛。

申请让死者遗骸回归故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和解”公墓公司的业务越做越大。但在实现民族和解的主观愿望不断付诸实现的同时，人们又不能不面对残酷无情的客观现实——海湾战争、库尔德人大逃亡，“统一后的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团结”；不能不看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幅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战争场面。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显现出尖锐的社会矛盾。

随着被迁葬者人数的增加，不仅那些年事已高的昔日“被驱逐者”千里迢迢从西方来到格但斯克及其周围的养老院颐养天年，就连那些“被迁葬者”的孙子和曾孙也从德国蜂拥而至。他们用租赁的形式在昔日德国人的地盘上大占土地，大兴土木。雷施克望着湖面上的那一幅景象，心中却在勾画出波兰未来的景象：在这片国土上，德国人的别墅和高尔夫球场比比皆是。在波兰国会，有识之士发出了“德国用殖民方式占领土地”的警告。在这“金钱支配一切”的时代，德国人的卷土重来，促使雷施克和皮亚特科夫斯卡愤然辞去了他们在公司里的职务。“在这儿，由于战争丢失的东西，会凭借经济实力重新获得。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一次没有使用坦克，没有使用俯冲轰炸机，没有独裁者，只有自由市场经济在统治。”他们的辞职声明发人深省。“我们必须注意，别让波兰上了德国人的菜单。”既是书中主人公带有结论性的提示，也是作者给人们发出的警告。

喜欢用动物作为书名的格拉斯，这一次用了《铃蟾的叫声》，可以说是妙语双关。在德语中，铃蟾既是一种蛤蟆，同时又指悲观者，它是大学生们给雷施克这位美术史教授起的外号。铃蟾的叫声既可以视为这种蛤蟆的叫声，又可以视为不吉利的话。在大学生们眼中，雷施克“显出一副相当忧愁的样子……有时候，他就像不受欢迎的人一样闲立一旁……抱怨未来、天气和交通混乱，抱怨重新统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作为悲观者，他成了“铃蟾”。像这样巧妙的比喻，是格拉斯常用的手法，它已经成为格拉斯人物描写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在他看来，通过联合来解决德国问题‘从纯粹直觉的角度看，是值得追求的’；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民族感情的洋溢，甚至……‘心事重重，像害怕恶梦一样，害怕中欧这个庞然大物。”’如果说格拉斯在1995年出版的《辽阔的原野》中对两德统一的方式提出了质疑的话，那么，在这里，作者则对统一后的德国将走向何方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正是借助雷施克的预见，铃蟾的叫声，作者给人们提示了隐藏在欣欣向荣背面的一种暗淡的前景。

精明能干的孟加拉人查特杰为了解决城里的交通混乱，节省能源，减少环境污染，大力主张发展人力车，取代日益拥挤的小汽车。他取得了成功。查特杰公司生产的人力车不仅出现在巴黎、伦敦、罗马的大街小巷，也开始在拉丁美洲的街头漫步。查特杰的成功表明：“落后的”亚洲正在奋起直追，已经显示出无比巨大的潜力。

寻求“和解”的思想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雷施克与皮亚特科夫斯卡——德国鳏夫和波兰寡妇的结合，就是这种“和解”理想的集中体现。然而这种结合却不得不以一场不幸的车祸结束。循着这个悲惨结局的轨迹，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理想是如何破灭的。“和解”公墓逐渐变成了人们捞取钱财的工具，成为德国人殖民活动的帮凶。“迁葬”的盛行打破了公墓宁静。监事会上的争执和对他们的盘问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辞职的决定。死者的宁静和生者的和平已经荡然无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皮亚特科夫斯卡决定实现她梦寐以求的愿望——同雷施克一道驾车去那不勒斯。在那里，她怀着“敌对者不再成为死神，不再成为敌人”的美好愿望，同心爱的人一起，作为无名氏双双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格拉斯十分关注现实，敢于，而且也善于触及现实中的一些本质问题。作为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勇敢地提出一些重大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思考。他并不提供答案，而是要人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同样，《铃蟾的叫声》也不能不使读者掩卷沉思。

刁承俊

2001年8月2日于歌乐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