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的著作，力求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中的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做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并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文化发展中的一家与百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等问题，试做分析与探讨，以拨开历史笼罩在知识分子身上的重重迷雾，展现其真实面貌，充分认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东西，更好地吸取经验与教训。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作者以独特视角，一反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上单纯的“政治视角”、“文化视角”和“纯理性视角”等传统角度，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段的关系，知识分子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策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是近年有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第一篇 蒙昧主义再认识——关于知识的历史命运

一、蒙昧时代与蒙昧主义

二、“知识就是力量”

三、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

四、蒙昧主义何以革命的旗帜下一度泛滥成灾

第二篇 “书生岂止皮上毛”——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

一、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

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

三、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新填写“出生证”

四、从康有为现象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第三篇 思想自由与文化繁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哪些

二、“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

三、“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

四、“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

五、启蒙者的张场与困惑

第四篇 “秀才造反”新识——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分析

一、创造东方世纪神话的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

二、“文化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

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的知识分子

四、“第二条战线”主力军的第四代革命知识

第五篇 “多余的人”不多余——人文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一、暴力革命的历史争论与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

二、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三、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

四、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

五、“中间路线”评说

第六篇 “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科技知识分子的评价问题

一、“政权决定一切”与“雷刚哲学”

二、20世纪前年期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

三、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

第七篇 “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严加管束”——“苏联文化模式”及其对中国党的影响

一、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

二、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

三、“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

四、“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

第八篇 “老九不能走”——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战略问题

一、1949年以前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

二、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

1．“灭资兴无”口号与文化批判

2．“皮毛理论”与思想改造运动

3．防止“和平演变”与文化领域的“反修防修” 

三、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

1．“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2．“康生现象”解析

3．“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 

第九篇 走进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春天以及面对春天的感言

一、反思“文革”重知识，冲破“凡是”搞平反

二、新时期的知识分子理论、方针，在拨乱反正中形成

三、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

附录一：告别书

附录二：为留正气在人间

1．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监督及教员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后来一段时间内，不少学生还是把毕业作为获取功名的手段，更有一小部分学生并不读书，而是混文凭，以得到做官的资格。对于有学术研究水平的教员，他们并不见得就欢迎，甚至点名认真一点，考试严格一点，都要遭到反对。当时的“八大胡同”(妓院所聚的地方)有“两院一堂”之说。即逛八大胡同的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国会议员与大学生为最多。o 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并对学校组织和教员队伍实施了若干整顿改革措施，风气为之一变。在时代潮流的推动和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遂成为各种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最为活跃的场所。正如20世纪20年代曾为北大学生的千家驹所说：“北大是中国的缩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多少党派，北大学生中便有多少党派。所有的政党，无论是进步的、保守的、反动的，都可以在北大师生中找到他的信徒，都有它们公开或秘密的组织，这怕是任何大学都不会有的。”9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北京大学正是学术林立、百花齐放时代的一个缩影。

在教员聘用上，蔡元培说：“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字，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亲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o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当时的北京大学会聚了一大批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级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兼职)、周作人、吴虞、马寅初、沈尹默、陈启修、章士钊、马叙伦、陶孟和、陈汉章、张竞生、梁漱溟等。各种学术思想的互相交汇，互相碰撞，大大扩展了北大师生的眼界，繁荣了北大的学术，促进了北大的进步。

兼容并包之例一：“怪人”辜鸿铭

辜鸿铭这个名字，许多谈及北京大学历史或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文章著述，都会提到，他被称为“国宝级怪人”。说辜鸿铭怪，也确实怪。他是教英国文学的教员，却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脚登双梁中式鞋；“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辛亥革命以后反而蓄发留辫，整个一位“前清遗民”；他精通10余种外语，发音之纯正，连该语种国人也感到惊讶，他还从19世纪60年代起，花了20年时间，把中国古典十三经中的10部翻译成英文，然而平时讲课和谈话，张口就是“子日诗云”；他喝洋墨水最多，1870年前后，即13岁就出国留学，1885年正式回国，自称是“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然而回国以后却变为思想最“守旧”的卫道士，他反对“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力主尊孔读经，公然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他十分熟悉西方文明，然而却从中得出结论：“欧洲人所热切希望并极力去实现的民主主义文明，就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东西”，他狂热地赞美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丑恶的东西，如一夫多妻制、纳妾现象、女人缠足，十分欣赏清人方洵专为缠足写的一本叫《香莲品藻》的书，并且说：“小脚女人，神秘美妙。”

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有的歌颂他的“怪”，有的欣赏他的“狂”，有的称赞他“意避流俗，求古求奇”，有的说“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我认为，对于辜鸿铭的怪异性格和矛盾行为，仅仅停留在个性品格分析是不够的，它还相当深刻地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内容和近代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性特征。

辜鸿铭出身于华侨家庭，祖籍福建，儿时生活在东南亚的马来半岛。13岁赴西方留学，成年以后回到祖国大陆，面对东方热土上对西方文明的一片赞扬之声，作为一个十分熟悉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东方人，辜鸿铭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特别是回国以后，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深深为之震撼。他认为：“东方的社会，立足于道德的基础，而西方则不同，他们的社会是建筑在金钱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在东方，人与人之间是道德关系，而在西方则是金钱关系。”他不赞成把物质生活作为评判文明的唯一标准。190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生活水平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明的合适尺度。……生活水平可以适当地被看做文明的条件，但它却不是文明本身。”辛亥革命以后，辜鸿铭认为革命党人急着抓剪辫子一事是“愚蠢”的，他激动地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

辜鸿铭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这些看法，显得肤浅而偏激。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许多人对西方社会情况和西方文化都缺乏深刻研究，而出现一片盲目乐观的情况下，辜氏的有些看法不乏警世作用，有些看法也还算得颇为深刻。辜氏由对东西方文明的片面看法，导致政治上保守，甚至保皇的结论，从认识论上说，是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学习、研究东方文明的途径，有着直接关系。辜鸿铭长期在国外生活，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回国以后，一直生活和工作于上层社会，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从书本上，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特别是社会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没有切身感受。离开社会实际的调查，就书本谈书本，不能真正读懂书。在这个意义上说，辜鸿铭是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近代著名学者吴宓对辜氏的评价，很值得后人参考：

辜氏于中国旧日之道德文化，其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然辜氏初非渊博通达、深思明辨之学者，于中国之文化学术，及西方之思考精神，均不能深窥底蕴。故其言论多武断而偏激。虽有真知灼见，亦系得之偶然，而缺乏系统之创作及深厚之修养。其人之品性及行事亦多缺失。傲睨一切，诙谐漫骂，放荡不恭，决非奉崇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宜出，决不是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是故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因属不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P57-60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由贫穷落后到追求富民强国，由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到锐意社会改良，进而兴起革命的历史，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说，也是一部由封建愚昧到民主科学，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出蒙昧主义的历史。其间，知识分子既扮演了“窃火之神”，昭示中华民族走出蒙昧的启明星的辉煌角色，也遭遇过“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清·黄景仁：《杂感》)的人生悲剧。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应该成为近代历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见到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的历史著作，所见者多为从政治视角(如知识分子政策)、文化视角(如学术发展)或纯理性视角(如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等接触这一问题。让人感到不足以拨开历史笼罩在知识分子身上的重重迷雾，展现其真实面貌；不足以充分认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东西，更好地吸取经验与教训。

本书无奢望担此重任，但力求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中的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做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并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文化发展中的一家与百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等问题，试做分析与探讨，抛砖以引玉。

2003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