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国家领导人，外交家，本书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事。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以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处身于斗争旋涡的中心，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而艰难的局面，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本书为你详细描述了这中间他面对的许多棘手的两难处境，让你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伟人。

　　这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周恩来研究组（下分生平和著作两个小组）组长刘武生同志撰写，党史专家金冲及为本书作序。　　全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可读性强。结构安排错落有致，繁简得当，行文流畅，文字练达，真实记录了周恩来在晚年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　　作者之所以萌生撰写本书的念头，是因为看到海外流传的某些恣意诋毁周恩来的书籍和文章，于心难忍，依据自己十多年学习、编辑周恩来的著作、生平、思想，确信周恩来绝对不是那些诽谤文字所说的人。于是他决定提笔反击那些谬论，为周恩来辩诬和正名。　　作为研究周恩来生平和著作的专家，作者刘武生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大量档案材料，访问了有关人士，近年来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次他又集中力量用两年的时间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周恩来，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的真实。2006年1月8日，是周恩来同志逝世30周年。作者也希望以本书的出版来祭奠和告慰周恩来的英灵。

序  金冲及

卷一 面对“文革”兴起

“文革”的发动

为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把不同意见误认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终于找出“一种形式”，即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治”。

“文革”的酝酿准备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是绕开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进行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诡秘情况下炮制出笼，成为发动“文革”的导火索。

江青秘密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黑线专政”，为发动“文革”制造“理论依据”。

康生授意聂元梓等人炮制的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的熊熊烈火。

波动卷入“文革”

对《五·一六通知》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指的是谁。

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周恩来一言未发。

“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对“文化大革命”，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

主持制定对“文革”的限制性政策

对迅猛兴起的“文革”，主张“加以约束、限制”。

主持制定一些限制性政策和措施，但大多得不到贯彻执行。

“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要保。”

对夺权“要加以限制”，“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卷二 维系经济运转

要紧紧抓住经济工作

“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

“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主持制定维系国民经济运转的政策

围绕工交座谈会的一场短兵相接斗争。

“为什么有人硬要反对大庆?为什么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为什么?是阴谋!”

“生产没人搞，没饭吃了，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

高瞻远瞩地决定：“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

坚持“两弹一星”的研制，并发射成功。

保障铁路交通运输

“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

“必须对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

“铁路问题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生活首要解决的问题。”

“就在郑州这个十字路口，停车三千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

“破坏铁路、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卷三 保护社会栋梁

保护党、政、军领导干部

“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为保护各级领导干部，主持制定相关的政策。

亲自出面采取种种保护措施。

设法保护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

把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调来北京，安排住到安全地方。

“请你立即把谭启龙同志从造反派手中接出来。”

限令造反派将杨尚奎、刘俊秀送到北京。

为保护好宋任穷，严厉批评东北的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

把各地来京领导同志转移到安全住地，并顶住江青一伙的追查。

安排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避难”。

中南海“工字楼”成了部长们的“避难所”。

谷牧说：“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我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为继续保护离开冲南海的部长们，给造反派规定“约法三章”。

保护爱国民主人士

主持制定“文革”中相关的统战政策，力求约束和制止违法乱纪行径。

因势利导，起草《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为保护好张治中、傅作义等爱国民主人士，安排他们转移到安全住地。

“不要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并采用多种形式以示他们已被“解放”。

保护知识分子

为保护好钱学森等国防科技人员，提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

责令迫回被盗的华罗庚手稿．并批准“试聆他所章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李四光同志是个好同志，你们有的人还要打倒他，应该向李四光同志学习。”

“要保护好郭(沫若)老，保证他的安全。”

卷四 相机顽强抗争

坚持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抗争

在“大闹京西宾馆”的会议上，“三老四帅”奋起抗争，周恩来默认支持。

毛泽东听取将领们诉说，同情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

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三老四帅”深受鼓舞。

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上，周恩来默许“三老四帅”怒斥“文革”错误。

张春桥等人状告“三老四帅”和周恩来，激怒毛泽东严厉批评他们。

坚决粉碎江青一伙的“倒周”阴谋

“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

有人扬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坦然地说：“我不怕打倒!”毛泽东嘱告：“不要伤害总理。”

江青一伙利用伪造的“伍豪等启事”，又一次掀起“倒周”狂潮，历史事实粉碎了他们的罪恶图谋。

卷五 开创外交新局

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斗争

新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揭开斗争序幕，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

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坚持不懈斗争。

为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国台湾和朝鲜，中美两国代表在联合国内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采取攻势，给美帝代表一个反击”。

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持久努力。 

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进行决战的1971年。

持续二十二年的这场国际较量，终于以美国政府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开路

审时度势，敏锐抓住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机遇。

为冷静观察和分析国际局势，特请四位老帅组成国际问题研究小组。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频频传出对话“信号”，中国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乒乓外交”打开中美两国交往大门，用“小球推动大(地)球”。

确定中美会谈方针，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

跨越时代的握手：尼克松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

为中日两国建交而操持

倡导民间外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道路。

开展半官方外交，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基础。

加强官方外交，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目两国建交后的三大心愿。

日本人士心目中为中日世代友好的周恩来。

卷六 批判极左思潮

“极左思潮一定要批透”

“不要提过左的要求，过左了，就形‘左’实右”。

“在我们国内就有极左分子。”

“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

“批陈整风”为继续批判极左思潮提供了一个契机。 

“还要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坏人利用的极左思潮。”

在批林整风中深入批判极左思潮

狠批经济战线的极左思潮，整顿经济管理秩序。

批判极左言行，落实干部政策。

纠正文化、教育、科技和卫生领域的极左错误。

肃清外事工作中极左思潮的影响。

批判极左思潮的反弹

《人民日报》发表一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江青一伙策动刹住“修正主义回潮”。

王若水致信毛泽东，引发毛泽东作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的决断。

毛泽东批评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张春桥认为“整治周恩来的时机又到了”。

毛泽东借中美会谈的误传，严厉批评周恩来“右倾”，江青一伙则诬蔑周恩来是“投降主义”。

毛泽东认为，对周恩来“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

卷七 促成邓小平复出

始终关注邓小平复出

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周恩来力促邓小平复出。

周恩来证明邓小平“入团、转党”的真实情况，毛泽东不同意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周恩来亲自安排邓小平疏散到江西。 

周恩来念叨在江西“我的同行”邓小平。

为邓小平复出任职广造舆论

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予盾，发出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重要信号。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生作出肯定评价。

周恩来机智地促成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复出任职。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顶住“四人帮”的猖狂反扑

“四人帮”批林批孔是假，批“周公”是真，受到毛泽东遏制。

江青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受到毛泽东批评制止。

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并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高兴。

卷八 避免大权旁落

为四届人大“组阁”而作最后斗争

“四人帮”为策划“组阁”夺权，恶人先告状。

毛泽东一锤定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

对江青“组阁”夺夜的图谋，毛泽东批评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和毛泽东共同作出“长沙决策”。

落实“长沙决策”，避免了大权旁落于“四人帮”。

卷九 灿烂巨星殒逝

开会批评“四人帮”

“四人帮”掀起批判“经验主义”的恶浪，矛头直指有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同志。

毛泽东严厉批评“四人帮”，强调“要安定，要团结”。

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传达、贯彻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

邓小平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的讲话，集中批评“四人帮”。

悲壮的呼唤

“四人帮”借评《水浒》大批“投降派”，毛泽东说：“放屁!文不对题。” ／316

周恩来称赞邓小平：“你这一年干得很好!”并激愤地高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举国悲恸的日子里

“四人帮”丧心病狂，极力压低周恩来的治丧规格。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庄严号召：周恩来“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附录 中外人士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

中国人士的论述

周恩来“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 

“在这样有限的时空中，他献出了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忠诚。” 

“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同志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 

“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

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经历了特殊的考验，立下了特殊的功劳。”

“‘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选择了一条痛苦而艰难的道路”，

“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生命”。

“‘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总理，真不知道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总理的丰功伟绩是功在千秋。” 

“各位学者有责任科学地、全面地、深入细致地研究周恩来的一生，继承和发扬他的历史成就和精神遗产。”

外国人士的论述

“周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沉痛。”

“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革命”，“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 

“他对权力没有私欲，极力避免有追逐之嫌。可是为了国家和革命的权力斗争，总理是不知疲倦的工作者。”

“他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他的这种责任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不是周恩来运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技巧对‘文革’的危害加以限制的话，那么，‘文革’肯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更为残酷、血腥的一页。” 

“人们广泛称道他是一个富于人情的领导者，什么时候发生了做过头的事，他总是尽力加以缓解。”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从1958年年底开始，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8年11月，毛泽东率先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麓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作中已经觉察的具体错误。1959年7、8月，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从纠“左”开始，以反右倾告终，中央领导层中开始出现严重意见分歧。1960年继续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运动，“左”的错误进一步蔓延，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为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起，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一系列切合实际的纠“左”措施。当时，毛泽东虽然同意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对经济困难的原因和严重程度有不同看法。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认真研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会上，刘少奇等同志关于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原因的讲话，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于国民经济困难严重程度的估计和对造成严重困难原因的分析，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他是不满意的，因而引起了他的警觉。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希斯尼·卡博和贝基尔·巴卢库时说：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为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把不同意见

误认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开始有所好转后，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讲“阶级、形势、矛盾”问题，严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提阶级斗争，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可以说，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他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动因之一。

这时，毛泽东对国际阶级斗争的估计也不切实际。他鉴于苏联党内出了赫鲁晓夫这样的教训，对中国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很担心。1965年5月5日，他在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表露了这种忧虑的心情。他说：

“他们那个党(指苏共。——引者注)开始是革命的，他们(指列宁、斯大林。——引者注)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当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拥护我们的入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这个指导思想的矛头日益明显地指向各级领导人，特别是中央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围绕社教问题，毛泽东同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分歧明显地表面化了。 

在此之后，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在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强调干部蹲点的重要性，说自己不去蹲点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P2-3

周恩来是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之一，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他对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谦虚谨慎、周密细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里。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讲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事。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以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处身于斗争旋涡的中心，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而艰难的局面，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中间许多棘手的两难处境，也许是后人根本难以想象的。

在谈这个问题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两段话很值得注意。一段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也就是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另一段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这里是集中全党的意见，对周恩来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作所为做出的公正评价。

应该承认，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事前，他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感到难以理解。但最初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的现象，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时候，周恩来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他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在当时，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前面所说“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哪一条都做不到。对党和国家、民族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话是值得反复玩味的。它正是周恩来此时此刻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我们还可以看看邓小平、陈云的评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身处逆境。他们能够真正地理解周恩来的用心所在和他那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到粉碎“四人帮”条件成熟时，周恩来在不求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所做的一切，都发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种韧性的战斗，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要周恩来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拒绝做任何违心的事情，又能够做到前面所说的这一切，这种话讲起来固然痛快，其实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讲客气些也只是“书生之见”。

有时还听到一些说法：周恩来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做或那样做，并且据以对他提出严厉的指责。其实，那样说的人也许只是以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十寸度一个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肩负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在危难时刻所作的衡量和选择，跟事实的距离未免太远了。至于那些从敌对立场或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所作的歪曲描述，就更不值一提了。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不是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都是无可非议的。像对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后人尽可能作出这样那样的评论。但有价值的评论首先要对被评论者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记得西方有位哲人讲过：我不十白后人批评我，只怕后人误解我。这话讲得很深刻，因为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当然是毫无价值的。

要说清楚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谈何容易。我很高兴刘武生同志能够写这本书。他写这本书有很多不可多得的条件：他担任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下分生平和著作两个小组)组长，系统地阅读过大量档案材料，访问过有关人士，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近一两年来，他又集中力量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周恩来，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的真实。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可以有助于读者增进对这段复杂历史和周恩来这位人民总理的理解。

                          金冲及

                         2005年10月

人间重晚晴。人生重晚节。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是艰难而光辉的。尤其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艰险中渡过重重难关，因而更显光彩照人、辉煌灿烂。

笔者萌生撰写《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这本书的念头，始于两年前。当时，看到某些恣意诋毁周恩来的书籍和文章，依据十多年来笔者学习、编辑周恩来的著作和学习、研究周恩来的生平、思想，确信周恩来绝对不是那些诽谤文字所说的那样的人。他们的种种谬论极大地激发笔者义不容辞为周恩来辩诬和正名的热情。否则，于心难忍，耿耿于怀。

经慎重思考，笔者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不臆测，不演绎，用确凿的史实说话、行文，有针对性地从正面澄清那些误解和误导，以免以讹传讹，力求读者理解和认识真实的周恩来。这就是笔者撰写本书的初衷和宗旨。

笔者始终认同，周恩来不是神，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他自己就说过：“世界上没有完人。”然而，周恩来是伟人，而且是世纪伟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年代，包括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立下的丰功伟绩，他深邃的思想理念，他磊落的高风亮节，他超常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他那相忍为党、相忍为国、相忍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亿万人民大众的衷心敬仰和无限爱戴，树立了思念不尽的座座心碑。这种不争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反映说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总有那么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怀着复仇的阴暗心理，处心积虑地诽谤他们。这些人居心叵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正像狂犬吠日丝毫无损太阳光辉那样，对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诽谤，也丝毫无损他们的光辉一生。  2006年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辞世30周年纪念日。谨以本书祭奠和告慰周恩来的英灵。

本书附录了一卷中外人士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深刻论述了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的处境、心态和对他的评价。这些论述不仅说出了许多笔者想说而说不这么好的话语和意思，弥补了本书论述不足的一大缺憾，而且对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和认识“文革”时期的周恩来，将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在此，谨向这些中外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衷心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同志为本书撰写序言。金冲及同志是资深的著名学者，是《周恩来传》、《毛泽东传》的主编。他对周恩来的著作、思想和生平作过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他为本书撰写的序言，科学地阐述了如何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认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对于澄清周恩来研究中的种种误解和误导，启发读者正确地理解周恩来，很有理论的和实际的说服力。

衷心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第二编研部主任廖心文同志、副主任安建设同志审读了书稿全文，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他们两位都参与过撰写《周恩来传》，对周恩来研究颇有造诣。

衷心感谢人民出版社鲁静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辛勤操劳。

                        作者

                  二○○五年十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