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记录了俄国十月革命期间发生的真实历史。通过这些史实的记录，作者真实地阐明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人民群众的革命，卓越地表明了人民的历史创造性以及工人阶级、农民和士兵群众意志的体现者布尔什维克的伟大作用。

本书由美国共产党员作家约翰·里德所著，曾于1919年在美国出版，并于1923年第一次在苏联译为俄文，列宁同志在其为该书美国版所写的序言中曾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本书真实地阐明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人民群众的革命，卓越地表明了人民的历史创造性以及工人阶级、农民和士兵群众意志的体现者布尔什维克的伟大作用。

美国版序言(列宁) 

俄文版序言(克鲁普斯卡娅)

著者序(约翰里德)

注释和说明

第一章 背景

第二章 暴风雨的来临

第三章 前夜

第四章 临时政府的末日

第五章 不可遏止地前进!

第六章 救国委员会

第七章 革命前线

第八章 反革命

第九章 胜利

第十章 莫斯科

第十一章 取得政权

第十二章 农民代表大会

约翰里德的附录

俄文版出版者后记

约翰里德小传(威廉斯)

冬天来临了——那可怕的俄罗斯的冬天。我听到商人们这样谈论：“冬天经常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现在，也许冬天会使我们免遭革命之殃了。”在那天寒地冻的前线上，饥寒交迫的军队继续在挨饿、死亡，没有一点作战情绪。铁路运输在解体，食物的供应在减少，工厂在关门。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发出了怒吼，说资产阶级正在危害人民的生命，并且正在造成前线上的失败。科尔尼洛夫将军公开地说：“难道我们必须以放弃里加城作为代价，来唤起国人的责任心吗?一紧接着这句话之后，里加城就被放弃了。

阶级斗争会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以致对于美国人说来是难以置信的。不过，我曾经亲自在北部前线遇见一些军官，他们坦白地说宁愿遭受军事上的失败都不与士兵委员会合作。立宪民主党的彼得格勒支部书记告诉我，说经济的解体实为用来破坏革命的斗争方法之一。有一位协约国的外交官，他的名字我曾经答应不予披露，也以他自己所得到的情报肯定了这件事。我知道：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一些煤矿，是被它们的业主纵火、灌水破坏掉的；在莫斯科的一些纺织厂，它们的工程师在离去时把机器弄得凌乱不堪；铁路上的官员破坏火车头，当场被工人捉住了。……

在资产阶级中有一大部分人都是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革命，甚至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临时政府，而他们竞毫不犹豫地这样说。在我所寓居的一家俄国人的屋子里，餐桌上谈话的主题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说到德国人的来临，带来“法律和秩序……”。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莫斯科商人的家里作客；当吃茶的时候，我们问在座的十一个人在“德皇威廉或布尔什维克”二者之中何所取舍?结果是十对一，宁愿要德皇威廉。

投机商人趁普遍混乱之机大发横财，把那些钱花在奢侈无度的狂宴中，或用以贿赂政府的官吏。食物和燃料被囤积了起来，或者被秘密地运出国外，送到瑞典去。例如，在革命的头四个月中，就有人几乎是公开地把那巨大的彼得格勒市仓库中所储备的粮食盗运出去，直到后来，两年的谷物储备竟减少到还不够供给全城居民一个月的食用……。根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粮食部长的官方报告：在海参崴，咖啡以两个卢布一磅的价格趸批出售；而在彼得格勒，消费者却须花十三个卢布才买到一磅咖啡。所有大城市的商店里都囤积着大批的食物和衣服，但只有富人们才买得起。

P9-10

这本书是我亲眼所见的历史的一个片断。它只是想给“十一月革命”。提供一个详细的翔实记载。当“十一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人和兵士夺取了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并且把它转交给苏维埃手里。

自然，这本书大部分是讲首都兼起义中心的“红色彼得格勒”的实况。但读者必须知道：在彼得格勒所发生过的事，是以更为猛烈或较为缓和的强度，陆续在不同的时间内，几乎完全同样地在俄罗斯各地重演着的。

这本书是我目前所正在写的几部著作中的第一部。在本书的取材方面，我务必限定我自己只使用那些我所亲身观察到的、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实录，以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记载。开头两章简略地摘要说明“十一月革命”的背景和原因。我晓得这两章也许会使读者感到难读，但它们对于以下诸章的理解却很必要。

有许多问题自然会提到读者面前。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政治制度?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十一月革命”之前曾经为立宪会议而斗争，为什么他们后来又用武力把它解散掉?如果说资产阶级直到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的威胁变得十分明显以前都曾经反对立宪会议，为什么他们后来又拼命拥护它?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许多问题，在这里都不能解答。在我的另一部著作——“从科尔尼洛夫到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中，我追述革命的过程，并且把与德国议和的经过也包括在内。在那部书里面，我解说那些革命团体的起源和作用，人民情绪的演变，立宪会议的解散，苏维埃国家的组织机构，以及布列斯特和谈的经过和结果。

在讨论布尔什维克日益增长的威望时，必须知道俄国的经济生活和俄国的军队并不是在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才解体的，而是远在许多岁月之前，从1915年即已开始的那一过程之必然的结果。那些控制着沙皇宫廷的腐朽的反动分子，千方百计地从事于破坏俄国的工作，为的是要与德国单独媾和。前线上军火的缺乏，造成了1915年夏季的大退却；军队中以及各大城市中粮食的缺乏，1916年制造业和运输业的瓦解——所有这一切，我们现在才明白原来都是他们那怠工破坏的巨大阴谋的一部分。那种破坏行为，刚好及时地被“三月革命”“阻止住了。

在新政体成立后的头几个月，尽管在大革命时期有难以避免的混乱，但当世界上一亿六千万受压迫最深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自由，国内情况和军队的战斗力两者都大有改进。

不过，“蜜月”的时间是短促的。资产阶级仅仅要求一个政治革命，这个革命会把政权从沙皇手中拿过来交给他们自己。他们要求俄国能像法国或美国那样，成为立宪民主制的国家；或者能像英国那样，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然而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却要求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政体。

威廉·华林。在其所著的《俄国钟声》中(那是一部叙述1905年俄国革命的书)，很精辟地描绘了那些后来几乎是全体一致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工人们的心理状态：

“他们(劳动人民)看到：即使是在最自由的政府之下，如果政权落在其他的社会阶级手里，那么他们还是要继续挨饿

俄国的工人们是革命者，然而他们既不是强暴者，也不是死背教条的人，更不是缺乏理智的。他们准备在街垒中去战斗，但他们研究战斗——他们在全世界工人中是惟一的——从他们的实际经验中研究。他们准备并且甘愿同他们的压迫者资产阶级决一死战。但他们并没有忽视其他阶级的存在。他们仅仅是问：在那日益逼近的决死的斗争里，那些其他的阶级是站在这一边呢还是站在那一边?……

他们(工人们)都同意，我们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比他们本国的政治制度好一些。然而，他们并不想用一个暴君来代替另一个暴君(即资本家阶级)。

俄国的工人们成百成千地在莫斯科、里加、敖得萨被击毙，被处死，成千成万地被关在俄国各地的监狱里，被流放到沙漠地带和北极区里去，并不只是为了要换取像哥特菲尔德和克利波港的工人们所享有的那点靠不住的权利呵……”

因此，在俄国对外战争的中途，政治革命发展为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的最高成就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沙克是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俄国情报局”派驻在美国的理事，在其所著“俄罗斯民主制的诞生”一书中就这样说道：

“布尔什维克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内阁，以尼古拉·列宁为总理，里昂·托洛茨基为外交部长。几乎紧接着‘三月革命’之后，他们掌握政权的不可避免性即日益显著。‘三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就是他们稳步成长的历史……”

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常常强调俄国工人的“蒙昧无知”。如果说他们缺乏西方各民族那样的政治经验，那倒是真的。然而，他们却在自发性的组织里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1917年，俄国的消费合作社就拥有1200万以上的会员；而苏维埃本身就是他们的组织天才之惊人的表现。此外，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际运用方面，全世界也许没有一个其他的民族曾经像他们那样受到过深刻的教育。

威廉·华林这样指出他们的特点：

“大部分俄国工人都能读书写字。因为多年以来国家一直都是处于如此动荡不安的状态中，所以他们能得到领导者的教益。那些担任领导工作的不仅有他们中间的才智之士，而且有一大批具有同样革命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抱着为求俄国政治上、社会上新生的理想而转变到劳动人民这边来的……”

有许多著作家硬说俄国革命的最后一幕纯粹是那些“可尊敬的”社会人士反对残酷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以此来解释其对于苏维埃政府的敌意。然而，实际上正是那些资产阶级，当他们看到人民群众的革命组织的力量日益强大时，就决心来破坏这些革命组织，并阻止革命。为求达到那种目的，那些资产阶级最后竞不择手段，采取各种丧心病狂的措施。为着要颠覆克伦斯基内阁和苏维埃，他们瓦解了运输系统并且引起了国内的混乱；为着要搞垮工厂委员会，他们关闭了工厂，并且把燃料和原料隐藏起来；为着要破坏前线上的军队委员会，他们恢复了死刑，而对于军事上的失败却熟视无睹。

所有这一切，都是点起布尔什维克燎原之火的最好的燃料。布尔什维克的答复，就是鼓吹阶级斗争，宣布苏维埃高于一切。

站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完全或部分拥护他们的派别，其中包括所谓“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几个较小的政党。这些派别也受到资产阶级的攻击，不过它们的抵抗力被它们的理论所摧毁了。

粗略地说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认为俄国还没有在经济上成熟到足以进行社会革命的程度，所以只能进行政治革命。按照他们的意见，俄国群众还没有锻炼到足够夺取政权的程度；任何这样做的企图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反动，而一些无耻政客就会借此恢复旧的制度。所以到后来，当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被迫去掌握政权时，他们却不敢运用政权了。

他们认为俄国一定要经过像西欧那样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阶段，而最后和世界上其他各国一道，进到十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他们就很自然地赞同资产阶级的意见，主张俄国必须首先变为议会制的国家，虽然是要把西方的民主政体加以某些改进。于是结果，他们就坚持资产阶级要参加政府。

从这一点出发，就是一条拥护资产阶级的捷径。然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需要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却不需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于是就造成这样的结局：当那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变得愈来愈顽固的时候，社会主义者的部长们却不得不步步退让，逐渐地放弃了他们全部的政纲。

而最后，当布尔什维克起来推翻这种完全空虚的政治妥协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作战了……今天几乎在世界各国，都还可以看到这种同样的现象。

就我看来，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是一个破坏的势力，而且是俄国惟一的具有建设性的政纲并且有力量将之推行于全国的政党。如果他们没有成功地掌握到政权，那么我几乎丝毫不怀疑：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就会在1917年12月占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而俄国也就会再度遭受沙皇铁蹄的蹂躏。……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一整年，还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它确实是一个冒险，而且是历来人类所从事的最惊心动魄的冒险之一。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扫清了历史的陈迹，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那迫切而又伟大的希望上。现在，专门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把大庄园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厂委员会和职工会在执行工人监督生产的任务。在每一个农村、城市、县和省，都有工人、兵士和农民的代表所组成的苏维埃，准备担负起地方行政的工作。

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正如历史家们搜求那些关于巴黎公社史实之巨细无遗的记载一样，人们想知道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事，想知道这时是什么精神掌握了人民，以及领袖人物的言论和行动怎样。当我写成这部书的时候，正是想到了这些。

在实际斗争里面，我是爱憎分明、绝非中立的。但在叙述那些伟大的日子的历史时，我却力求用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事变，务求把真实的情况记载下来。

               约翰·里德 1919年1月1日，纽约

美国共产党员作家约翰·里德所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曾于1919年在美国出版，并于1923年第一次在苏联译为俄文。列宁同志在其为该书美国版所写的序言中曾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真实地阐明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人民群众的革命，卓越地表明了人民的历史创造性以及工人阶级、农民和士兵群众意志的体现者布尔什维克的伟大作用。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革命。这一革命的鼓舞者、领袖和组织者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中央委员会。

我们的党及其具有天才预见的领袖列宁，预料到了革命的全部进程，一切可能要经历的曲折，以及革命群众、敌对阶级和政党将要采取的行动。列宁的思想贯彻到了领导起义的各个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局和党中央、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领导起义的作战司令部即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活动中。

列宁的思想，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激烈的斗争生活中为自己开辟了道路，那些机会主义者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不相信这一革命力量能够在俄国取得胜利。在那些投降主义者当中，有些人是直接反对列宁的武装人民起义的策略计划的，有些人则是口头上赞同起义的思想，同时又另外提出一种实现起义思想的策略计划，而照这种策略计划做去是必然要使起义陷于失败的。

列宁在起义前夕(9-10月)所写的一切书信和论文，根据对革命阵营和敌人阵营的实际情况的清醒估计，充满了对人民群众必然胜利的极大信心，热烈地斥责和揭露了一切准备在革命紧要关头向敌人缴械投降的懦夫和叛徒。

列宁在9月29日所写的“危机成熟了”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及其在党的上层中的一小撮拥护者所采取的立场。列宁尖锐地批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立场，因为他们顽固地坚持布尔什维克必须参加预备国会，从而有意识地破坏革命力量，转移人们对准备起义的视线。列宁揭露了那样一些活动家，其中包括托洛茨基，他们提出“赞成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反对这一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刻不容缓的实践任务。

列宁愤怒地写道：“应当克服这种倾向或意见，不然，布尔什维克将永远使自己蒙受耻辱，并且将毁灭自己的党。因为放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完全的白痴或是完全的叛变……‘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就是说放过几星期，而几星期，甚至是几天，在现在都能决定一切……现在不夺取政权，而‘等待’，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空谈，而限于‘争取机关(苏维埃)的斗争’、‘争取代表大会的斗争’，那就是断送革命”(“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6卷，第60、61页)。

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内反对投降主义者的顽强斗争，终于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中央委员会于10月10日根据列宁关于目前时局的报告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决议，决议认为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是十分成熟的了，同时提议所有党的组织都要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以此为方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对这一决议。托洛茨基则一面保留了他从前的立场，一面提出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前不要举行起义的提案，这实际上就是要迁延业已成熟了的起义事业而将起义日期向敌人告密。

在10月23日举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托洛茨基曾把他的这种立场特别加以阐述，约翰·里德在他这本书中就曾转述了托洛茨基的这个发言。托洛茨基在答复布尔什维克是否在准备开始发动这个问题时说道：“这样的政权转移，将由全俄代表大会来实现…… 我们希望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能依靠全体人民已经组织起来的自由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本书第82页)

列宁在10月24日晚上写给中央委员的信中，坚决反对这一对革命十分有害的策略，并且顽强地说服中央委员们无论如何要在当天晚上或在当天夜间逮捕政府当局，立即夺取政权。“不能等待了!!等待就会失掉一切!!……历史不会饶恕那些迟延从事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可以在今天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延到明天去冒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我们今天夺取政权，并不是夺取它来与苏维埃对立，而是为了交给苏维埃…… 等待10月25日动摇不定的投票表决，便是自取灭亡或形式主义；关于这种问题，人民有权而且必须不用投票而用强力来解决；在革命危急的关头，人民有权而且应该指挥自己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列宁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160、161页)

10月24日深夜列宁来到斯莫尔尼，亲自掌握一切领导起义的线索。10月24日后半夜，有几十个工人和士兵——赤卫队的首长和通讯兵，地区、工厂和部队的代表到斯莫尔尼见过列宁，他们大家都从列宁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指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采取了非常的规模，以列宁所广阔地展开了的工人士兵的革命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为坚固的支柱。

天才的列宁策略胜利了。

列宁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是在于他能够把巨大的精神和理论力量同组织者的天才配合起来。党中央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有关领导起义的工作，都是按照列宁所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而这些计划列宁在他所写的几封有关九、十月间策略问题的信中就已阐明了。

约翰·里德称呼列宁是一位异乎寻常的领袖。是的，列宁实实在在是一位异乎寻常的领袖。西欧式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所固有的那种装模作样的姿态，对于列宁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他的一切行动和见解都是非常平凡而同时又非常英明。约翰·里德写道：他具有“一种强大的本领，善于用最平凡的语言表达极其复杂的思想，善于在结合有远见的灵活性和果敢的智慧勇气的同时，深入分析具体情况。”伟大的列宁所具有的这一切品质，都是由于他同人民群众有极其紧密的联系。他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创造者，他无限地信任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

10月25日，人民起义胜利之后，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中，就表示出他无限地信任人民获得的胜利的巩固性，凝视着新的苏维埃俄国的未来，简明地陈述了摆在布尔什维克、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的历史任务：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清醒的乐观主义是与托洛茨基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没有前途的失败主义的声明相反的。约翰·里德在他的这本书中曾经转述了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这个部分：“……如果欧洲继续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统治，革命的俄国将必然地要灭亡……二者必居其一：要就是俄国革命会在欧洲创造一个革命运动，要就是欧洲列强扑灭俄国革命!”(本书第155页)

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是由于他不相信已经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对农民劳动群众的革命支援，不相信无产阶级能够引导农民群众。这种观点反映出了他在1905年就已提出过的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这种理论断言：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托洛茨基于十月革命前不久在他的一本小册子“和平纲领”中写道：“若是没有德国的革命，要在俄国或英国进行胜利的革命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样一种思想，即只有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时获得胜利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胜利的思想，托洛茨基甚至在他10月17日接见约翰·里德时就已经表述过了。托洛茨基在谈到将来的政府的外交政策时说道：“在这次大战结束后，我看不是由外交家们而将由无产阶级来重建欧洲。欧洲联邦共和国，欧洲合众国……”(本书第73页)。在这里，托洛茨基是用他的导源于失败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的欧洲合众国的口号来同列宁的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相对抗的。

历史事件的无情逻辑，迫使那些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有时要说一些或做一些违背他们的信念的言行。托洛茨基在起义时期就曾经是这样的，当时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个代表，由于革命的客观进程，不得不执行列宁的起义策略。在10月25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人民起义胜利的事实已经摆在面前，托洛茨基从座位上发言反驳关于在全会上通知起义胜利是非法地预决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这种说法，曾经不得不按照列宁策略的精神来回答说：“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已经由彼得格勒的工兵起义这一重大事实预先决定好了。”(本书第105页)他不得不说了一些与他在两天以前即10月23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所说的相反的话。

但是历史事件的逻辑实质上未曾改变也不能改变托洛茨基、一贯拥护他的人以及其他投降主义分子们的机会主义本质，他们这些人都是在原则上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而在事实上拥护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历史合法性的。他们的下一步的道路，就是在党内和国内通过一系列的非法的背信弃义的言论，来反对列宁的建立苏维埃国家和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他们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时期采取了卖国贼的立场，他们进行了煽动性的攻击来反对根据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路线，他们诬蔑党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它一贯遵循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一列宁路线。反对列宁总路线的反对派的投降主义集团和派别组织的这种连续不断地斗争的当然后果，就是他们完全离开党并滚到了反苏维埃的立场。

由于约翰·里德为本书收集资料及研究这些资料时的客观条件所限，他不能用必要的具体可靠的资料去研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准备起义时期和起义时期的活动，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活动，直到起义胜利为止，都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反对投降主义分子以及反对托洛茨基的策略路线的那种顽强的斗争，在本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是很自然的。这点曾经妨碍了作者去看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头几天所作的发言中的矛盾。

里德错误地断言，说“也许，除了列宁、托洛茨基、彼得格勒工人和普通士兵以外，谁都没有设想过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能够超过三天”。其实，和列宁一起的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的绝大多数，都是对所获得的胜利的巩固性深信不疑的。只有那些已经破产了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已经丧失了政权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一小撮投降主义分子才“预言过”已经胜利了的革命会不可避免地灭亡。至于托洛茨基，那么他正是在这个时候抱着他的毫无希望的悲观主义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论俄国革命的命运的。本书中对有关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武装起义的决议的某些情况的叙述，是与历史的实际情况不符的(参看本书第60页及其注释)。

本书虽然有这些缺点以及其他欠妥的地方，但是它们都带有局部的性质，而且不影响对本书的原则性评价。约翰·里德的这本书，就其资料性文献的意义来说，仍然是一本杰出的叙述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况的书。

本书作者受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鼓舞，这种思想表现在公开的起义领导中心的随机应变的活动上，表现在起义人民的英雄主义、果敢气概以及革命的创造性上。正是这种情况使他能够以自己的热情的革命者和有才能的艺术家的锐利的眼光，洞察展现在他面前的革命事变的深奥本质，领悟革命事变的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本书的主要优点也在于此，照列宁的评论，就是这本书“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正确而异常生动的描写”。

约翰·里德把自己的这本书专门来描写俄国人民十月革命的伟大实况，是不合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胃口的。帝国主义者在他们的出版物中卑鄙地诬蔑布尔什维克，并诬蔑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力图转移被他们剥削的群众的视线，使这些群众不去注意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所表现的革命英勇精神和豪迈气概的使人向往的范例。他们曾经试图没收约翰·里德所收集到的资料，六次打算利用盗匪袭击的办法从出版社盗毁本书原稿，以便消灭这本书。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阻碍和困难，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这本书，仍然于1919年在美国出版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向全人类说出了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的胜利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实况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