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八周年版《2005中国最佳散文》、《2005中国最佳随笔》、《2005中国最佳诗歌》、《2005中国最佳杂文》、《2005中国最佳中篇小说》、《2005中国最佳短篇小说》，本丛书编委会从五大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广选、精编、集评。每卷卷首的序言则无论是作为一份颇有研究价值的、对当年文学的回望与综述，还是作为一份呈送给读者的阅读导引，都是为2005年度的中国文学以及他的众多爱好者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书是其中的一册。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八年，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作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到，仍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数位文坛宿将鼎力协助，众权威选家精心编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每卷卷首的序言则无论是作为一份颇有研究价值的、对当年文学的回望与综述，还是作为一份呈送给读者的阅读导引，都是为2005年度的中国文学以及他的众多爱好者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书是其中的一册。

序 从一个选本看2005年中篇小说

韩少功 报告政府

迟子建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方方 中北路空无一人

杨少衡 该你的时候

格非 不过是垃圾

孙春平 怕羞的木头

吕新 木蝴蝶

宗璞 四季流光

王瑞芸 姑父

丁伯刚 落日低悬

须一瓜 在水仙花心起舞

李约热 涂满油漆的村庄

存 目

可这哪是唱歌的地方?这里没有舞台也没有伴奏，甚至没有一口干净清爽的空气。这还是在地球上吗?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是否知道我在这个鬼地方?这还是在人世上吗?我的母亲我的未婚妻我的朋友们此时正在何处?一天来的逃跑、抓捕以及审讯过去了，录像带快进似的让人眼花缭乱，我突然定格在这昏暗的灯光下，一头扎进这个汗气滚滚的蒸肉堆里，已经身软如泥和心如死灰，哪还有心情走向莫斯科手风琴声声的郊外?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树叶在沙沙响

我不能不唱，不能不打开僵硬的口腔。眼下就算是要我在粪池里扎猛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只能闭着眼睛捏住鼻子往里扎了。我的音色和腹部共鸣一定镇住了他们，刚唱出两句，斜视眼就眼睛眨巴眨巴，一条缺水的鱼，在歌声的滋润和浇灌之下重新有了活气。他兴冲冲地在床上一跃而起，推开打扇和按摩的小伙计，找出一个笔记本，在本子里翻找着什么。也许是找到了熟悉的地方，兴起的地方，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嚎上一嘴。虽然我紧张得有些气短，声音有时也飘忽，但他并没有什么不满。后来我才知道，相对于我的跑调，他的声音更是完全大撒把，一声嚎上去，又一声嚎下来，再一声嚎上去，一台没有方向盘的坦克，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横冲直闯，一再把我的旋律碾轧得粉身碎骨。

唱!再唱!还有第三段，妈妈的你唱呵!他碾得很开心，眉开眼笑地再点一首《亚洲雄风》。等我唱起了头，照例不由分说地上来添乱，每嚎出一拍就重重跺出一脚雄风，发出叭叭的响声。这还不够，他把几个塑料饭瓢翻过来当作架子鼓，筷头在上面敲出鼓点，一扬手，筷头敲错了地方，敲到周边的脑袋上，敲得那些人或是吐舌头，或是做鬼脸，也嘿嘿嘿地跟着他发癫，放出一些牛喊马叫。

《妹妹你坐船头》更使他心花怒放，一身皮肉浪荡，把一条毛巾缠到头上，又用衬衣在衣襟里塞出两个大奶子，在床台上扭腰肢，撅屁股，抛媚眼，抹刘海，再加上一些洗澡搓背或者骑马扬鞭的动作。有个犯人把一只鞋子递给他，他就把鞋子当作话筒，拿出大歌星的爱心，与台下听众一一亲切握手，包括把我的手也捏住摇了两下，赢得了满场的大笑和鼓掌——犯人们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拍他的马屁。

我没料到监仓里有这种疯狂，但暗自庆幸他们已经忘记了我，入牢时免不了的毒打，看来让我躲过去了。

高高监视窗上传来一声怒吼，“闹什么?吃多了是吧?伙食标准太高了是吧?”

大家朝窗口看了一眼，突然收声，各自偷偷溜回自己的床位。我还有半支歌在喉管里，也只能吞回去，迅速关机。谢天谢地。我关机了。一台多功能多碟位的肉质CD总算可以撒尿了。我喉干舌燥，头昏眼花，找到了我的旧棉毯，找到了我的一只鞋和另一只鞋，开始寻找厕所，再寻找今夜的容身之处。我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我跨过一些头脚交错的人体，蹑手蹑脚来到水池边的时候，哗啦一声，两个纸包砸在我的脚跟前。

回头一看，是小脑袋冲着我一笑。“强哥赏你一个夜宵!”P4-5

从一个选本看2005年中篇小说

林建法从2000年编选年度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每年编两本书，也许不算什么，尤其在这个有那么多文学年选的出版小潮流中，这似乎是件随意和容易的事；随意和容易的事，是不需要坚持的，做就做了，不做就拉倒，犯不着怎样怎样。但林建法坚持了六年，你就不能说是随意的了；你也不敢说是容易的了，在这个加速度变化的时代里，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的事情，有多少是容易的呢?

我愿意强调时间的力量：必须具有一定的时间的量，才能够使得有些事情的意义和价值慢慢累积起来、慢慢显现出来。而慢慢的累积和显现，需要的是人的坚持。林建法既已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大概还会再坚持下去，一如他编《当代作家评论》，个人的坚持和时间的持续，让一本刊物的具体编辑工作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事业。

时间能够慢慢累积意义和价值，时间也会一点一滴地销蚀和侵吞生命。“生命的酒酿不断地一滴一滴消失／生命的树叶不停地一片一片飘落”，宗璞在《四季流光》中，借《鲁拜集》里的诗句发出悠长而感伤的喟叹。 《四季流光》写五十年前四个女生，她们经历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在变迁中遭遇苦难和命运，到最后，在衰老和疾病中安度残生，而有的已经先行去了另一个世界。

时代和社会强加到人身上的劫难和对于个体生命的摧残，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带着这种经历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很熟悉的话题，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里的叙述也屡见不鲜。但是，文学怎样来叙述历史记忆和苦难，仍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勃兴，以粗糙、稚拙的文学形式，把个人的创伤疼痛直接地反映出来，生命创痛的直接性表现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不久，对时代和历史的理性分析逐渐压倒了以个人遭遇来表现生命创痛的叙述，文学的文化、思想反思逐渐代替了文学表达的直接性，被称之为“反思文学”的潮流走上了主流地位。这一过程的得得失失，是不可用简单的发展进步观来论定的，理论和思想的力量诚然巨大，个人遭遇的直接性、生命的血肉之痛，对于时代和历史的刺穿却也无可替代。

《四季流光》写这四个女生半个多世纪的坎坷遭遇，并不多么用力于理论的反思和批判，相反多的是感慨，伤怀，是不甘心又无可奈何，是百感交集：多么美好的生命，就在这样那样的情形下，一点一点消失，走到了尽头。笔调温婉而忧伤，一句一句诉说着四季女儿，一个一个从“公主”的花团锦簇的热闹中走出来，越走花朵越少，越走树叶越少，花也少叶也少。只剩个自己，而自己所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用柔弱的生命和生命的变化去直接面对历史和苦难，用生命尽头的感伤和感伤中的质问去直接面对时代和遭遇，似乎力量不成对比，其实却也可能造成力量对比的反转。

宗璞是1928年生人，《南渡记》写完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周岁，就说过自己是“一个只能向病余讨生活的人”；今年5月，多年不出远门的她到上海来参加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的“宗璞作品研讨会”，我见了这位需要人陪伴照料的老人，虽是“文坛秀气”，却自有“秀气”的力量。否则哪里会拖着病体写四卷《野葫芦引》，“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

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写生命的伤痛。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丈夫死于车祸，由此开始了她的哀伤： “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小说就是这样开篇的。接下来是“我”为了排遣哀伤而旅行，在乌塘和三山湖遇到了一些人和一些事——在这里，悄悄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就是，这个内心包藏着哀伤的人，没有只盯着自己内心的哀伤，她看见了别人的生活，看见这么多的人和事，看见了这么多人和事中的哀伤。个人的生命伤痛和更多人的生命伤痛连到了一起，这哀伤差不多就成了广阔生活的基调一样的东西，它变得厚重、基本和普遍了；与此同时，个人内心包藏着的哀伤也可以散发出来，见过那么多带着生命的伤痛而生活着的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变故是那么那么的轻，轻得就像月亮旁丝丝缕缕的浮云。”一个人能够从本来可能压垮她的哀伤中自救出来，获得继续生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重新获得，不是对哀伤的抛弃，而是哀伤转化为力量的结果。

迟子建是一个带着生活世界的生动信息和丰富能量而成就自己的文学的作家，而当她的个人生活遭遇不幸之后，她从这种不堪的不幸中走出来，也本能地依靠了广阔的、基本的生活世界的力量。在这样一种伤痛中对生活世界的重新“看见”，我想，对她以后的创作会给予更为强大的支撑吧。

迟子建的朋友蒋子丹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写了一篇《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读书》2005年第10期)，知其人而评其文，那里面的意思说得很好。

生活世界是怎样的呢?你要“看见”它，不用说，得有一种能力，穿透庸常表面的覆盖，“看见”下面的东西。须一瓜在《在水仙花心起舞》中，再一次显示了她那种在电光一闪中目击生活秘密和人性秘密的擅长。阿丹，一个轻度弱智的美发师，人们只知道他的发型做得好，家里人只知道他养水仙花，而这颗弱智心灵的独特感受和丰富却没有人懂得。小说叙述了阿丹在五个青春女性的引导下飞扬起舞，青春骤然觉醒，爆发出对美丽生命的礼赞的一次经历。这一经历何其短暂，却影响甚至是左右了阿丹此后的生活。这一核心经历，它的性质是唯美的，激情的，纤尘不染的，同时也是脆弱的，似乎脱离现实，不堪现实一击；实际上却又成为一个人在现实中生活的执拗的力量支撑，因而看起来特别不现实的东西却成为了现实，哪怕是一个弱智心灵的现实。

何言宏论须一瓜的小说，著文《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以如何逼近现实为重心做了非常有意义的探讨(《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从须一瓜的小说，我们也许可以看到，逼近现实和潜入创作者个人的内心，并非是相反的两个方向，现实的秘密也正可能是个人内心的秘密。如同迟子建怀着个人的生命伤痛而发现了更普遍、广大的生命伤痛，须一瓜之所以能够在平凡现实和被忽略的人生中发掘出超凡脱俗、纯真耽美的激情，应该也可以说是她内心就有这种性质的东西吧。如何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如果不能发现创作者个人_内心和现实的相通节点，也许还要在到底是“向内转”还是“向外转”这样的争论中持续下去而无所适从吧?

我们到底置身于什么样的现实之中呢?韩少功的《报告政府》，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杨少衡的《该你的时候》，格非的《不过是垃圾》，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所写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离我们个人的生活看上去有远有近，有亲有疏，可是你能说这不是包围着我们个人生活的现实吗?你能说这与我们个人的生活不是息息相关吗?而当作家以文学，来进行叙述的时候，创作者个人内心的感受又是怎样影响着、甚至是决定着叙述的?

就拿《中北路空无一人》这篇小说来说吧。我们依稀还记得“工人阶级”这样的词吧，曾几何时，大家是很羡慕工人的；可是时代的变迁，使得与工人连在一起的气派的厂房、壮观的场景逐渐从现实中消失，最后只能退隐到一些人的记忆中去。方方做过装卸工，她说过去的同事， “老的大多已经去世，年轻的大多已经下岗。”“每次我听到他们的消息时，没有多少欢欣，心里反倒有更多的疼。”(《想说的并不多》，《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而今天的现实所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一些人的境遇和命运，还有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感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等几乎无所不在的方面。方方的这篇小说，还有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呈现出现实的巨大缺陷，这些缺陷是那样明显地存在着，甚至连阴谋和丑恶也堂而皇之地存在着。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我们每个人，不知不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借用话剧《青春禁忌游戏》里的台词来说，“你们学会用现实世界的缺陷给自身的卑鄙包装了……道德的低能儿!”多数人与现实的缺陷和阴谋妥协，不肯妥协的人将变为孤单的人，而孤单是可耻的。在不讲道德的现实中，你为什么要坚持道德?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现实世界所以需要道德，就是因为现实是有巨大缺陷的，就是因为坚守道德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被剥夺到对整个世界都束手无策、内心也空空荡荡的程度，不应该把他最后一点基本的坚持也剥夺掉吧。

谈文学而谈到道德，早就让入烦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之一种。

面对现实当然也就意味着面对历史。王瑞芸的《姑父》和丁伯刚的《落日低悬》写的都是背负着历史重压的人。《姑父》里的姑父不但被几十年来的历史完全扭曲、摧毁了，按理说这样的命运让人同情，可是这样的命运同时也使他变成了一个连亲人也恐惧和厌恶的人。姑父终于死了的时候，年轻的“我”大大松了口气。似乎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过去了。可是，历史的寒气真的就不会渗透到现实甚至是未来吗?《落日低悬》就写出了现实中的历史。以为已经过去了的人与事，也许一个偶然的机遇，就能借尸还魂，纠缠住你不放。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历史的鬼随时可能叩叫现实的门。

吕新写作那么多年，基本的状态是沉浸在中国北方的乡土记忆中而孤独地叙述着，《木蝴蝶》也是这样的作品。历史是什么?它不是一个“大词”，而是个人的记忆，是普通生活的记忆，是土地漫无边际又无声无响的记忆。文学因为这样具体而散漫的记忆——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想象——而对抗着被惯常的历史叙述而空洞化和格式化了的历史。文学不是为了给这样的历史叙述完成填空和演算才存在的，文学叙述历史，文学叙述现实，却并不是以对历史和现实的臣服而存在的，当然更不是以对某些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叙述的臣服而存在。

历史和现实，说得简单而具体一点，就是让人清醒地意识着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怎么样，如此等等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文学也应该有它自觉的意识。事实当然并不是这样的。李约热的《涂满油漆的村庄》不妨看作是当代文学和艺术的一种寓言：从一个荒僻、贫瘠、苦难重重的村庄，走出了一个热爱电影的少年。十年后，这个山村少年如愿以偿成为了导演，要回来拍电影。令他的父母、兄弟和山村所有人都不明白的是，他要拍的并不是这个破落的山村，而是一个搭建起来的、用油漆涂得光亮耀眼的村庄。

不用说，在当代文学和艺术中，确确实实搭建起来了一些涂满油漆的村庄。岂止是涂满油漆的村庄?与国际接轨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不知搭建了多少，连涂满油漆的人和非人也到处可见。当代的文学艺术家，要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条路上走来的，忘了自己是谁，搞不清也不想搞清自己怎么样，谁又能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2005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