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往昔的苦难与光荣，是我们追求幸福和平的方式。本书用文学化、传记化的手法将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三次入华传教的历史写的趣味盎然。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学术的，但讨论的方式却有文化随笔色彩。讲究可读性，适合关心文化问题、有一定修养的非专业性读者阅读。

中国这片土壤，是否适应于福音生长?基督教在西方，是一种“草根”宗教，到中国，却一再周旋在上层社会、外族人群，飞絮般地飘落中华，又飞絮般地零落……

前言

第一次浪潮：景教僧侣们的功德

一 想象阿罗本

二 许多世纪前福音盛行

三 大唐景教三起三落

四 梦里不知身是客

第二次浪潮：圣方济各会修士们的努力

一 去东方，九死一生

二 席卷世界的草原风暴

三 东方世界真让人捉摸不透

四 世间将只有一个家，一个牧师

五 野蛮人的家乡是世界的桥梁

六 背起十字架跟从我

七 欧亚大陆一体化与“蒙古和平”

八 去东方，难有收获的旅行

九 条条大路通中国

十 剩下的好时光不多了

第三次浪潮：耶稣会神父们的适应

一 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

二 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三 将财富运回家乡，将福音送到世界

四 以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

五 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

六 洋和尚在中国腹地游荡

七 皇帝的钦天监与上帝的传教士

八 信仰之光或科学之光

九 在沙皇与皇帝之间铤而走险

十 同时被皇帝与教皇抛弃

十一 第三次浪潮落下

迎春花开，春天就要到了。

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家乡远在叙利亚的景教高僧阿罗本，自西域入长安。大唐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西郊迎接。

这是一件大事，对当时的大唐皇朝，对日后的基督教，都有重要意义。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此行从何处来，很可能他在大唐西域到波斯一带传教，已有许多年，在突厥人、回纥人中，有他不少的信徒。人们在天山南麓高昌故城，曾经发现过叙利亚语、粟特语、中世波斯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福音书以及部分传教文件，当地寺院的壁画中，也有景教内容，尽管这些文物的年代难以确定，但从字体判断，当不晚于隋朝。

如果不是阿罗本在西域传教久负盛名，朝廷也不会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大唐皇朝博恩广施，巡抚长驾。经营西域，一是要稳定边疆，抵御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二是要开通西去的丝绸之路，保证中原与中亚、波斯一带的交通贸易。军事远征、朝贡贸易、和亲政治，都是办法。但是，以暴力、利益、伦理维系的关系，总不如心灵与信仰上的关系更稳定。将他们敬若神明的高僧大德请到长安，从昭武九姓之地远到波斯、西亚，凡景教信众，自然心向长安。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是如何从西域或波斯到长安的。景教碑文说他“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未免轻率而笼统。阿罗本东来长安时，玄奘西去印度取经，已经八年了。我们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描述中，可以想见旅途的漫长与艰辛。如果从波斯出发，经昭武九姓国土(今乌兹别克一带)，沿大清池(今伊塞克湖)东行翻越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进入新疆境内，沿天山南麓继续东行，进入玉门关。天地苍茫，一路孤征远举，野尘荒风，冬则寒冷彻骨，夏则酷热难忍；夜则遍地磷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猛虎。可惜阿罗本没有留下任何史料记述他的旅行，不论在汉语还是在叙利亚语中。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生于何时何地，只知道他是叙利亚人，信奉景教。在他年轻时代的某一天，跟着丝绸之路的商队，东去传教，或者边贸易边传教。从地中海到东海，穿越亚洲大陆，自古以来就有一条或几条商路，统称丝绸之路。贸易沟通世界，宗教分割世界的同时也沟通世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货物与人流动，希腊人与他们的葡萄、雕塑，罗马人与他们的珊瑚、水银、琥珀、五色玻璃，安息人与他们的石榴、毛皮、金银制品，大宛康居人与他们的马、苜蓿、玛瑙水晶，印度人与他们的金钢、苏合、珠贝、郁金香、红兰花，中国人与他们的丝绸、铁器、桃梨肉、生姜、稻谷、麝香、大黄，从西向东又从东到西，沟通了欧亚大陆的古代世界。萨满教、道教、佛教、摩尼教、袄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一边用信仰将人分成不同的群落，一边也通过传教将相隔遥远的世界连接起来。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为什么到东方。景教保存了完好的早期僧官任命的文书档案，但其中找不到阿罗本的名字。也许阿罗本最初离乡时，只是某个叙利亚商队随队的景教僧侣。叙利亚商人大多是基督教“东方教会”的信徒，或者追随安提阿基督论教派，或者是坚定的聂斯托利信徒。也许离乡的时候，阿罗本本人就是位商人，前往中亚贩运宝石与皮毛。在漫长孤寂艰险的商旅生活中，突然感悟到那种神圣的力量，决定将自己尘世的生命，完全献给福音事业，就像那位著名的教友科斯马斯，早年去东方，追求财富，中年开悟了，守在沙石筑起的修道院里，在寂静与苦难中冥想苦行。前半生过得像古希腊古罗马的商人，后半生过得像中世纪的苦行僧。科斯马斯可能也曾到过中国或中国边境的某个地方，在《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他不仅记载东方有“有无数的教堂、主教和大量基督徒”，而且还提到过一个地上天堂般的丝绸之国。从波斯前往这个国家，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另一条是海路，海路更远，到锡兰岛再向北。他说：“即使在地上也存在有天堂，那些由于受好奇心或贪婪心所驱使而想知道这一切的人们也会毫不迟延地冲去寻求之。因为，如果有人为了从事可怜的贸易而获得丝绸，那是不惜前往大地的最后尽头旅行的。他们怎会犹豫前往能享受看到天堂本身的地方呢?这一丝绸之国位于印度最偏僻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阿罗本最初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在西域很有影响的景教高僧，公元635年来到长安。他的同乡先贤，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斯托利，整整200年前，公元435年，因为不相信上帝竟然是一个女人生下来的两三个月大的婴儿，被罗马皇帝定为异端，流放到当年摩西带领族人流浪的沙漠地区。而从此，追随聂斯托利的信徒另立聂斯托利教派(Nestorians)，开始向东方传教。阿罗本是他们中走得最远的一位，将景教福音带到东土大唐。

聂斯托利教派在中国称为“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东方分支。公元4世纪以后，以东罗马帝国为主的东方基督教，有四个中心，分别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与耶路撒冷。四座城市各有一位宗主教，拥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但在资历与威望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无疑高于其他三位。公元428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聂斯托利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这次任命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多出了一位宗主教，而在于多出了一种基督教教义和一个教派。P1-4

唐贞观九年，叙利亚高僧阿罗本，自西域入长安，将基督教带入中国。此后二百年间，景教在中国传播，三起三落。唐太宗下诏传教，景教一度也有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繁盛。随后就是武则天圣历年间，洛阳的佛教徒闹事，景教危机，但很快复兴。玄宗登基，长安的士大夫开始诋毁景教，景教经历了又一次起落。“安史之乱”前后六十年，是景教最繁荣的时候。然后就是德宗建中年间士大夫再次攻击景教，虽然平安渡过此关，但好景已经不长。武宗会昌灭法，殃及景教，终成灭顶之灾。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这样落下了。

基督教早期入华传教，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在蒙元世纪到来，不仅景教复兴，天主教也进入中国。1 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八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又前往蒙古，在哈剌和林拜谒蒙哥大汗。1294年，罗马天主教修士孟德·高维奴到北京传教，在北京、泉州等地设立主教堂，1 507年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的大主教，统辖中国教区。不久鄂多立克旅行到刺桐港，竟住在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修士主持的教堂里。据说此时在中国的拉丁基督教教团，已有上千人。而景教徒则有数万之多。

从1245年柏朗嘉宾修士出使哈剌和林，到1547年约翰·马黎诺里从中国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基督教福音事业曾经在华夏土地上再次燃起希望，然而，很快又归于寂灭。元朝灭亡，传教士或跟着蒙古人亡命塞外或回返原籍，教皇此后半个世纪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一概下落不明。基督教第二次进入中国的浪潮，又第二次落下。

中国这片土壤，是否适应于福音生长?基督教在西方，是一种“草根”宗教，到中国，却一再周旋在上层社会、外族人群，飞絮般地飘落中华，又飞絮般地零落。阿罗本将景教传入大唐中国，曾经有两个世纪的繁荣，然而，孟德·高维奴到北京传教，发现“中国这些地区从未来过任何一个使徒或使徒的弟子”。元代天主教、景教活跃一时，二百年后，耶稣会士再度到中国，巴瑞托在澳门写遗“中国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和天主降世的事情”。1 582年，罗明坚、巴范济神父获准在肇庆建堂，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这一次福音的命运将会怎样?

基督教早期入华传教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景教僧侣的功德，第二次主要是圣方济各会修士的努力，第三次则是耶稣会士“适应”式传教方式的成果。中国是一个独特的、高度文明的东方国家，在中国，基督教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归化中国，而是如何让中国先接纳他们。只有先“中国化”，然后才能使中国基督化。“利进士”开辟了“适应”式的传教道路，许多杰出的耶稣会士随后来到中国。1 7世纪初从广东到北京的帝国大道上，已有了4个传教点，近两千名中国人接受了洗礼。南明皇室逃到华南的时候，一次就有五十多名皇室成员领洗。满清入主中国后，汤若望、南怀仁又受宠于顺治、康熙皇帝，他们用他们的知识与德行，创造了基督教入华传教的一段蜜月。

福音第三次进入中国，依旧好景不长。从广东到北京，耶稣会士扮成“大西洋和尚”或“洋进士”，穿起中国服装，学说汉语，读四书五经，介绍西方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帮助中国人制造科学仪器与大炮，带上自鸣钟、地球仪、三棱镜，贡献皇帝，结交权贵。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上帝，为了上帝在东方收获灵魂。当然，也有彩虹出现的时候，但最终，“礼仪之争”爆发，雍正禁教，耶稣会士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荡然无存。中华帝国有自足的政治经济体系与自足的文化思想体系，既不需要西方的财物，也不需要他们的上帝。

远游的福音，是否可能落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