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死亡等待着所有的人。没有人今天能肯定他是否还能活得过明天。”本书用图片和采访文字记录了人的生命和死亡。书着摄影师对人的记录无一例外地是两张照片：一张记录他们活着时的状态，另外一张则是他们死亡后的表情。在这些人的脸上，你会看到满足、平静、满怀希望，还有绝望、放弃、哭泣、害怕，以及深深的哀伤……

阅读本书，我们可以感受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以及人性的光辉……

这是由一组在欧洲引起轰动的“生命肖像系列”图片和采访文字编辑而成的作品，它记录了人的生命和死亡，他们中有科学家、官员、警察、作家、银行家 医生、甚至刚出生的婴儿。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年龄有何差异，摄影师对他们的记录无一例外地是两张照片：一张记录他们活着时的状态，另外一张则是他们死亡后的表情。在这些人的脸上，你会看到满足、平静、满怀希望，还有绝望、放弃、哭泣、害怕，以及深深的哀伤……

在这组图片中 瓦尔特使用对比手法、表现人类在濒临死亡时的精神状态。编辑成册的图书在欧洲展出销售时，一 ．销而空，接连再版，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是这组作品却获得了包括ADC金奖和荷赛银奖等纪实摄影方面最高奖项，瓦尔特也被评为德国年度肖像摄影家。

前言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海茵茨·穆勒

我不想在您走开的时侯死去——艾莉·根特

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米歇尔·弗格

如果我去了非洲就好了——瓦尔特劳特·贝宁

爱是一切的答案——洛斯韦塔·帕朔莱克

亲爱的上帝在哪里呢？——格尔塔·斯特莱士

我在等一个信号——米歇尔·劳尔曼

精神会继续——伊尔姆戈特·施密特

至少她来过这个世界——艾尔米拉·桑·巴斯蒂安

看待这个问题，人要现实点儿——彼得·科灵

是生命本身在推搡我——芭芭拉·格罗纳

曹女士笑了——玛利亚·海安·图耶特·曹(曹海安)

你得跟它斗！——海纳·施密茨

小香肠和土豆色拉——乌苏拉·阿派东

我们的心灵之旅——沃尔夫·伯恩特·亚诺茨夫斯基

生命的毕业考——埃德格特·克拉维

梦想生命——沃尔夫冈·考茨恩

对不起，我得了癌症——一亚尼克·伯姆菲尔德和斯尔克·伯姆菲尔德

再一次回到真正的生活中去——莉塔·舒弗勒

他一定少受了不少苦——延斯·帕拉斯

我没做过什么，不该病得这么重——贝阿塔·陶伯

沙漠里的一粒沙——克拉拉·贝伦斯

精心设计剩下的时间——贝波尔·谈普林

“美好的死亡”——临终关怀和医药之所能

谢辞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

当穆勒先生踏上他生命的最后一次旅行的时候，他随身带着的陪伴他的行李箱并不大。里面放着一件浴衣，一双橡胶拖鞋和他的洗漱用具，一张卷起来的柏林西站的航拍照片(穆勒先生一直在那里工作到80年代)，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猎獾狗的照片，一个小的短波收音机，一些休闲服——这些衣服现在他穿都已经嫌肥大了，但是何必再买新的呢。海茵茨·穆勒是为了死亡来到这里的。他并不觉得自己在这里会呆很久：“下周我就7l岁了。不过到那时可能我也已经走了。”

穆勒的皮肤颜色发黄，癌细胞已经从他的胰脏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了。不过，肿瘤还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处理自己的事情。在家里时，他夜里常常疼得喊出声来，他的妻子就会请来急救医生，可是急救医生也往往不知怎么办。在这里，穆勒先生能及时获得足够的吗啡，当他感到害怕或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人在他身边。不过他还是希望自己一个人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刻：“不用非得为这事儿麻烦别人。”

在除夕夜的前一天，他搬进了柏林新科隆区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十五个单人房间中的第二个房间。他打开行李，把上街穿的一双棕色的皮鞋整齐地摆到架子上。他不会再穿这双鞋了。这一刻他看起来轻松了许多，几乎是彻底放松了。“我原本害怕我会死在医院的西班牙墙后面。你知道，这里的等候名单是很长的。”

在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有些病人能待上几个月，有些人却只待了一天；平均下来是大约两个星期。海茵茨·穆勒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还剩下了多少时间。在一家医院里，医生在给他做出诊断那天告诉他，他还能活六个星期。现在五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做出如此精确的预言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过这是经常的事。”佩特拉·安沃尔说。佩特拉·安沃尔是柏林“家庭关怀项目”的一位医生，这是一个由推行姑息镇痛疗法的医务工作者们组成的团队，他们在患者家中和临终关怀医院中照顾临终的病人。她缓解了穆勒的腹部绞痛和肿瘤转移引起的痛苦的呃逆。

本来，穆勒还可以没有什么痛苦地多活一段时间。但是他头脑里的那个医院医生的诊断每一天都会替他撕掉一张日历。佩特拉·安沃尔医生说：“他在不自觉地为了他的死亡而努力。他几乎不吃什么，水喝得也不够。他更多的是心理问题而不是肿瘤。而这些是我无力涉及的。”

起初的两天，海因茨·穆勒还在餐厅的长桌旁和大家一起就餐。他越过屋顶看着冬天的花园，研究邻居房间上的名牌，讲述他在铁路工作的一生，讲铁路如何从蒸汽机车变成了内燃机车。14岁那年，他从扳道工开始做起，后来做到列车员，调度。五星期前他最后一次坐火车去卡姆尼茨他妹妹那里。在那里他脸色蜡黄地下了火车。终点站到了。

穆勒悲伤地说：“一个人这么快就垮下了，这是你必须接受的事实。我不久前还在园子里砍松树呢。”另一方面，死亡也并不是不期而至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穆勒一直在做各种统计，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自己的私生活里。“我是一个平常人。根据统计，平常人一般会活到74岁。”他计算说，“我已经计划了死亡，现在只是比计划提前了两年。”正因为如此，他拒绝接受化疗。“我已经给自己买了最后一片产业——在墓园里。我已经安排好了我的葬礼，从目录里找到了适合我的安葬方案。火化的不同方式有些很有意思的区别。”穆勒说到这里变得活跃起来：“在柏林，葬在宝穆舒伦路比在鲁尔雷本的费用高，到东德的麦森去就能省下170欧元。在波兰能省200，在捷克省250。用火车运过去，火化，下葬，所有的加起来只要很少的费用。我跟我老婆说：你就把我运到捷克去吧，我无所谓自己在哪里钻烟囱。”

在战争中，海因茨·穆勒已经看见过很多人死去。“那都是些虔诚的人，直到最后都在祈祷，最终在巨大的痛苦中永远地沉睡不醒。”穆勒先生相信上帝和永生。在十四天前他就以为大限到了。那时他的心脏间歇性停止跳动：“一切一下子变得明亮友好，没有痛苦，我很高兴自己终于成功了。如果不是我妹妹摇我，可能我已经死了。”

从那以后，他妹妹每天晚上在电话里给她读半个小时的童话故事。现在她从卡姆尼茨来看他，最后的看望。她哭着说：“他这种态度真是……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还总是安慰别人。”可是她的哥哥并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赞扬。有些人可能会四处乱跑，向周围所有的人哭诉。他跟这样的人完全不同。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别人看见过自己的内心。我不是一个软蛋。我只希望一切能快点儿结束。如果一只狗得病治不好了，人们会给它打一针。而一个人得病治不好了，人们却让他挣扎。”

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海因茨·穆勒沮丧地纪录下他活过了自己算出的死期。他悻悻地说：“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他小心地再次展开已经旧了的柏林西站的航拍照片：“看见那座红色的楼了吗？我以前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那天夜里，穆勒梦到了他过世的母亲。后来他从床上掉了下来，摔破了眉毛。现在他坐着也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他的身体像慢动作放映一样越来越向左倾，但是他还想说些什么：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一双便鞋。当时他母亲就是穿着这双鞋进的医院，后来她就死在那家医院里。“每年圣诞节前我都会把这双鞋拿出来擦擦。只是今年没有，因为我太虚弱了。”穆勒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耳语着，“我想她在等我。”

后来从他的房间里传出狗叫声。穆勒太太把猎獾狗赛普带来了。小狗围绕在男主人脚前欢跳着。穆勒太太还带来了一本相册：穆勒先生在花园里的松树下，穆勒先生系着70年代风格的领带站在一辆擦得锃亮的雷诺车前，穆勒先生在为铁路服务周年庆祝会上，穆勒先生在匈牙利。穆勒翻看着他9岁到13岁时的照片，脸色惨白如纸，仿佛那已经不再是他了。要离开自己的狗，他很难过。

他的肝脏现在大部分是转移的癌细胞，已经不再工作。他的身体在一周内耗尽了他的脂肪储存，已经开始毒害自身组织。因为毒素也积存在大脑里，穆勒的神志已经混乱。透过他蜡黄的脸色，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头骨的轮廓。

在他生日的那天早上，海因茨·穆勒十分虚弱而不安。他请护士希格丽特和他一起祈祷。这让他安静了一会儿。而随后他爆发出一种让他妻子害怕的力量，他说：“我要走走。”他妻子无法让他呆在床上，他无目的地走了三步，腿就不听使唤了。护士希格丽特帮他重新躺到床上。“不会很久了。”她说。

在他7l岁生日过后一天的清晨八点钟，海因茨·穆勒平静地死去。他走时一个人，就像他希望的那样。在架子上整齐地摆着他那双棕色的皮鞋。

          P11-P13

同样的死亡等待着所有的人。没有人今天能肯定他是否还能活得过明天。

      ——欧里庇得斯

生命流逝，携带着对存在的种种失望。在祖母的唇上似乎留着一丝微笑。死亡像一位中世纪的雕刻师，在最后的平面上刻画出了她曾经的小女孩儿时的面部线条。

      ——马塞·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1991年，我58岁的父亲身患癌症。他临终前的一星期，母亲和我守在他的医院病床前。有时我们两个人一起陪床，有时轮流陪。医生给他打了吗啡，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病已经很重，总之在这一个星期里，他没有再醒来过。那是仲夏天气，在拂晓的黎明里，护士们让我们回家去睡一会儿。半个小时后，父亲去世了。母亲从小在农村长大，还在上小学时，她就已经穿着星期日的礼拜服，在消防队的救火车房里见到过村子里的死人，腊一样苍白的脸色和褶皱的手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当然要去再见她死去的丈夫最后一面。

我没有再去看父亲。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我甚至不能说是因为我看到了会害怕。那年我26岁。可能只是因为我没有明白，他最后的面容仍然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记忆中他急促的呼吸；他抽动着仿佛想要纺线的放在被单外的手指。今天，当我们在制作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我多想看看他最后的面容。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面前放了一个旅行袋，豆绿色的，布料很薄。一位护士把它放在客房的地板上。也许家属会来把它取走。这个旅行袋是亚当先生的。他在那天早上去世了，那天晚上，瓦尔特·舍尔斯和我从汉堡赶到柏林新科隆区的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在客房里支好了灯架和相机。

按计划，我们将在这里呆几个星期。我们希望用相机和录音机来陪伴这里的人们走过他们人生的最后这段日子，从他们那里了解有关生命和死亡。在以前，从童年开始，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去面对垂死的和死去的家人。那时候，死亡往往发生在家里。今天，人们很容易就能逃避直面苦痛和死亡。死亡的发生越来越隐秘。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变得模糊。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死亡在今天的时代会给人带来比以往更大的恐惧。而这让我们心中盼望一个对于这个走向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带向未知世界的过程的更好的设想。毕竟，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没有什么比面对死亡更让我们震慑的了。

临终关怀医院是一个研习这种感受的好地方。在其他地方也有人死亡：在养老院，在重症观察室，在事故现场。但是在这些地方，死亡的发生往往是不期而至，甚至是偶然事件。临终关怀医院则是将死的人生活的地方。多谢现代医学的成就，在这里的病人可以尽可能没有痛苦，尽可能清醒地渡过他们最后的日子。住进这里的人，知道他不会再回到他的家，知道他要告别，知道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处理所有的事情，知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我们没有再看见已经到达了生命之旅终点站的亚当先生。他的旅行袋并没有人来取，但是在两个提手中间，我们看到一张手写的清单，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它的主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带在身边的东西：一双家居鞋，一件浴袍，两套睡衣，五双袜子，一把剃须刀，一条洗衣带，穿过的内衣，一个钱包。没有任何个性化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我们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随便谁都可以在这张清单下重重的划上两道横线，标上：“生命的全部”。

修女希格丽特整理过很多这样的行李，也是她列出了放在亚当先生旅行袋上的清单。她告诉我们，亚当先生在临终关怀医院只生活了很短的时间，他几乎什么都没说过，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至于这件简单的行李是否与亚当先生的生命相称，我们已经不得而知。那么与他的死亡呢？希格丽特认为：“从一个人带到这里来的东西，往往能了解到他对死亡的态度，能了解到他是否已经考虑好要放手。”有些客人运来电视椅，抱枕，台灯，似乎这些东西可以拦住死亡到达终点的脚步。一个人在临终关怀医院里签了购买墙柜的合同，而同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些故事同样可以从它的结果开始倒叙。生命似乎都是类似的。虽然在今天的时代里，当人们的健康状态还很好时，大家并不习惯从终点出发去观察自己的存在。很多临终的人都跟我们说起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之间戏剧性的联系：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种方式？在这样回顾以往时，他们对自己经历过的一切的印象都变得浓缩，同时也更加深刻。这就像把望远镜倒过来看，你只能看清那些大块的东西：我是怎样生活的，我爱过谁，我得到了什么，我错过了什么？我还能做些什么？一位女士将她的死亡描述为“生命的毕业考”：埃德格特·克拉维，67岁，梳着散乱的麻花辫，躺在淡黄色的床单上，只有在死后她才能离开这张床。她的声音无力，而她的意志坚强，她精神毫不松懈地分析着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只有在通往终点的路上，才能验证她充满希望的自画像是否经受得住面前的死亡考验。

我们的曾祖父母和他们的祖先还是熟悉这种观点的。他们愿意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有限性，而这是正常的态度。圣经的第39篇圣歌里写道：“主啊，求你教我晓得我生命有终，我有目的地，我必须离开。”修女希格丽特也不隐瞒她的理解：“我对死亡想了很多，以及在死亡到来之前我该怎样生活。我觉得这是在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瓦尔特．舍尔斯和我始终感觉惊讶的是，那些天天照顾陪伴将死者的人们，他们如何将自己生命的快乐和对死亡的知觉结合在一起，或者至少在练习这样做。作为初学者，我们感到困难重重。在自己身上，我们感觉到一种无助。

从我们跨出临终关怀医院的电梯间第一步开始，有好几天的时间里我们都虔诚地压低了声音说话。我们踮着脚尖走路，脸色严肃，就像那些不时从我们身边经过、身着黑礼服、推着棺材的丧葬公司的职员一样。用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注意到，社会义工一边整理洗好的衣服一边唱着歌；有什么可笑的事情时，我们也是过了很久才能够一起跟着笑起来。我们认识的第一位客人一一穆勒先生，就用他的笑话把我们弄得不知所措，而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后来，我们听到走廊里的人声犬吠，看到儿孙们拿着他们的长笛站在祖母的床前，甚至有人给我们讲到临终关怀医院里举行的婚礼。渐渐的，虽然带着些哀愁，但是我们明白了自己身处在一个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生活激情的地方。我们先人为主的那种“进到这里就意味着放弃一切希望”的感觉在这里并不存在。当然我们也遇到一些担心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或担心自己在痛苦中死去的病人；也遇到一些难以安慰的病人；也遇到一些不理会自己周围希望去帮助他们的那些人，仍然固执地沉沦在一己的孤独里的病人；也遇到被卷进对生命终点和其后的未知的恐惧里的病人。

而事实上，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临终关怀医院更该说是一个保护最强烈的希望的安全之所：希望多活一些时候，希望生活的质量高一些，希望死亡来得干脆而温柔一些，或是希望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一 这些愿望都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或者至少不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开始的时候，当有人跟我们说到什么没有可能实现的希望时，我们往往不知所措。一位女病人，洛斯韦塔·帕朔莱克，她在临终关怀医院是那样的充满生命活力，她甚至立誓说，如果她能活下来，她会继续陪伴其他将死的人。一位四十岁的女病人希望自己痊愈后能去一个西班牙集体农庄做园丁，在她临走前几天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胸上那个巨大的溃烂的疔疮她自己从来没有看过一眼。瓦尔特·舍尔斯和我颤抖着坐在她的床前，听她讲她如何相信顺势疗法和自己精神的自我痊愈力量。我们甚至不敢提出陪伴她直至生命终点的请求。

在我们制作这本书的若干年中，我们一再地意识到，一个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死亡的人，远远还不相信，死亡真的会发生。我们多次遇到这种分裂心态，以至于我们渐渐相信自己有一天可能也会抱持这种心态。

我们看到，失去理性似乎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左右一种疾病的发展——尽管最后的结局其实总是一样的。在我们访问的所有临终关怀医院里，没有一个人记得曾经有过哪一位客人奇迹般地康复了。但是人们在面对死亡时那种暴露出来的情感却会带来一些始料不及的转变和决心：一个无家可归者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戒掉了烟酒，他每天让人给他洗澡，刮胡子。当他重新找回他的尊严时，他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一个从男子养老院搬来临终关怀医院的病人，在11年后第一次又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第二天他在平静的睡眠中离开了。但是这样的净化并不是总能如愿。一位女士等了几个星期，希望能见到与她反目多年，现在定居美国的女儿。女儿在赴德的飞机上时，她走了。

看着两个人无法相互交谈，是让人痛苦的一件事——尤其是当知道他们原本有些美好的想法想要说给彼此听。我还记得一个男人，他每天都会在自己病危的妻子的房间里坐上几个小时。虽然她已经几乎不能说话了，但是神志还很清醒——她也很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丈夫喋喋不休地讲着天气、汽车和女儿的假期计划。他只是不肯说出压在他心里的沉重的大石头。后来当他跟我说起这些时，他哭了：要失去自己的妻子，他害怕极了。他很想跟她道个别，为两人这么多年共同的生活感谢她，告诉她，他爱她。“是什么阻止您这样去做呢？”我问他。“如果我现在告诉她我爱她，她就会想，我已经放弃她了。那她就会明白，她快要死了。”难道她不是早已经知道自己要死了吗？“也许吧。”丈夫说。在她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有几次她曾经想要和他谈谈自己的死。那时候他反问她：“你怎么知道你要死了？我也一样可能比你先死。”他想以此来赶走她对死亡的恐惧。她走了，没有听见他最后的爱的告白。

陪伴这对夫妇的女医生说，谈论自己的死亡，意味着暴露自己。许多人对此心存恐惧。她曾经经历过很多绝望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彼此假扮一切正常，直到最后一刻。沉默无语像一件沉重的外套，盖在将死人们的身上。留下来的人则要经年地拖着这一切走下去。家属往往希望病人能留下最后的遗言，像电影里演的一样。但是只有很少的病人在弥留之际还能说话。最后的意识清醒的时刻转瞬即逝，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常常没有明天。

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只有很少几次我们看到了在可怕的痛苦和惊吓中来临的生命的终点。死亡大多是毫无戏剧性地发生：病人先是明显地虚弱下去。呼吸变得微弱，血液不再能运送足够的氧气，器官一个个停止工作，意识往往渐渐变得混乱。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大多数人其实早已昏迷。当然，医生的医术也帮助这一过程尽可能波澜不惊地进行。医学科学将临终的人当做病人来看待还是不久前才开始的。而从那时开始，医生们已经能越来越好地减轻临终病人的生理痛苦。姑息镇痛类药物能够帮助无法治愈的病人减轻痛苦。特别是对付疼痛有很多种好办法。今天，如果使用得当，吗啡已经不会再让人丧失神志。至于其他症状，如恐惧、恶心和呼吸困难，也常常可以通过药物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大部分病人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这也许也是因为病人可以自己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药物。

搬进临终关怀医院的人知道，他在这里不会得到延长生命的救助。这里没有人工呼吸，没有起搏措施，没有成堆的机器。甚至没有白大褂。对于医生和护理人员来讲，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掩饰他们的无助和困惑的跳跃性处理，比如：再照一次X光，再作一次CT，再抽一次血。不一样的是，这里提供所有能让临终病人有所放松的帮助，特别是时间。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医生说：“关怀有时候比药物要重要的多。如果有人坐在他们身边，那么呼吸困难就不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了。”

很多病人在家里无法得到足够的医治，他们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来到临终关怀医院，他们想要的常常只有一个：快点儿结束生命。在死亡前再次真正地生活——这是很多人已经无法想象的奢望。而当一个星期后疼痛减轻，头脑重新清醒以后，有些人又再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另一些人则不知该如何应对重新获得的时间。一位老人天天不耐烦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虽然他还能散步，还可以在他自己带来的风琴上演奏他最喜欢的曲子。韦格纳先生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去死，为什么我还不死呢？”但是大多数病人还是在为了能多活一天而奋斗着。我印象中只有一位病人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安乐死：海纳·施密茨，一个少言寡语、头脑敏捷的广告商，患了脑癌。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像拼图游戏的碎片一样一片片在剥落。其实海纳．施密茨完完全全不想死，但是他无法忍受自己有一天早上醒来后可能会不再知道自己是谁。

当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瓦尔特·舍尔斯家和邻居们的房子变成一片火海中的废墟时，他只有9岁。这个战争中长大的孩子出生在1936年。他随后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中从围裙的花色辨认出自己的一个邻居，又挖出一只炸断的胳膊。这些给他留下了持续一生的对尸体、骨骸和葬礼的深深恐惧。他曾经为总统，为歌剧女王，为诺贝尔奖得主和新生儿拍摄过肖像。对于在临终关怀医院中工作，他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敬畏。

我出生于1965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死人。对于初次接触我也心怀忐忑。我最早的对死者肖像的记忆来源于漫画或电视：也许是汉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那架飞机的死去的机长，或是被“红军组织”(RAF)谋杀的汉斯·马丁·施莱亚被藏在汽车后备箱里的蜷缩的尸体。总之不是我认识的人。最近的记忆则是我在一张日报头版看到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在特拉维夫一次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一个公共汽车司机，倒在方向盘上。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每天我们都能看到被谋杀的人的照片，看到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遇难者的照片，读到对他们的痛苦和死亡的精确到分钟的报道，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但是对于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的自然的死亡，我们确很少能看到什么报道或是照片。也许这是因为看到这些会让我们更容易联想到我们自己未来的终结？我们用所谓虔敬来避开这种不安。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展示死者的肖像是对他的尊严的侵犯。我们不这么认为：对于刚刚离世的人，我们注视他，难道不比掉开头，不看他最后的面容更尊重他的尊严？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么做并没有触犯远古的禁忌时，我们有了更多的勇气。这种对人的自然离世和正常死亡的避讳实际是新时代的产物。西方文化里的基督教艺术家就曾充满激情地描绘过苦痛的各种形态。所有的教堂里充斥着这样的作品：我们能想到的有那些被折磨致死的圣者，那些被雕成石像或是绘成油画的垂死的富人或是战功卓著的领袖。而中心的代表则是圣母怜子图(PIETA)圣母玛利亚是怎样哀痛地看着躺在她怀里的主——她的儿子，被折磨得浑身血污，额头上汗迹斑驳，两颊和嘴唇蓝紫的耶稣基督。这一幕预示着最终的解脱。而引人注意的是，身体痛苦的征状——即人性的东西——是如何以一种病态的精确被描绘出来的。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随时想到自己的生命易逝是他们每天要作的精神功课，所以他们显然并不避讳对死者形象的描绘。直到上个世纪，人们还在时代名人的死亡肖像里寻找生命的痕迹，寻找痛苦和解脱的征兆，寻找对最后的问题的答案。在照相术起始的年代，多数垂死的人是躺在家里的床上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那时候，将一位摄影师请来为逝者照一张像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死者的家人往往将这张照片和死者的一束发丝一同保存在抽屉里以作纪念。而如果死者是很重要的人物，如教皇或国王，报纸还往往会将这样的照片登载在头版上。

我们发现，当牧师所作的“临终涂油礼”变成“病中涂油礼”之后，在大多数人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脱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的医院或护理院里等待最终时刻的来临时，这种禁忌才产生。今天，谁也不愿意被任何事提醒自己也是会死的，尤其不愿意通过直面将死的人想到自己的死亡。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却有另一种矛盾的、出入意料的经验：每一次在聚会时，当人们问及我们的工作时，话题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下转变成了死亡。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份私人的经验要和大家共享：或是兄弟的辞世，或是母亲罹患癌症，另一些人则说起濒死的经验或是葬礼的习俗。我们原本担心自己会带来坟墓样死寂的气氛，看来这是毫无根据的。事实是：人们愿意去谈论这个话题。

临终关怀运动从开始出现起，就努力使死亡成为公众公开的话题。几乎每个临终关怀医院都可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些愿意陪伴将死的人到最后的时刻、分发咖啡和糕点或是看门的义工。在这样一个死亡频频光临的地方，没有人会觉得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和他辞世后为他拍照是不敬的或是变态的。正相反，在临终关怀医院和很多医院里，人们友好而开放地接受了我们的想法。那些习惯了人们对他们的工作心存恐惧的护理人员和医生们，帮助我们联系病人和他们的家人。

尽管如此，我们一开始并不肯定是否能找到愿意向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死亡的访谈对象。所以当每一个我们找到的人都至少对我们的想法表示欢迎时，我们惊讶极了。当然有些人最终还是无法想象自己出现在这样一本书里。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同意我们去拜访他们，采访他们，并且在他们生时和死后为他们拍照。有时我们有种感觉，仿佛有的人只是在等待有谁能打开龙头，让他放出在心里堆积的那一切。有一位受访者说，很多来看他的人干脆对他的状态视而不见：“他们来到这儿，跟我大谈足球。”他说，他觉得这简直是种病态，“我想，嘿，你们还没搞明白吗？我要死了！”

对于有些并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怎样特别有意义的人来说，他们很希望自己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痕迹。有些人希望能留下一种证据：看这里，这是现实的我！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来支持临终关怀运动。再有一些人则只是盼望能有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兴趣或是排遣无聊。

和某些被拍照的人，我们只是偶尔有联系，另一些人则赢得了我们的好感，我们和他们熟稔起来。很多人在这样特殊状态下的勇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常觉得无法想象，自己在这样极端的生命状态下刚刚结识的这个人，可能不久的将来就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看望他。而当这一天来临时，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了解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往往也认识他最近的亲人。我们曾经一起欢笑，一起沉默。有时候我们尝试去安慰他们，或是去握住他们的手。最后的一次拍照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某种告别礼。伴随着那种无所抱怨，所有曾经的希望和内心的争斗从此都结束了，而这种无所抱怨却往往让人难以承受。同时，看到死亡如何给一张面孔带来怎样的平静，是让人安慰的。很多人看上去真的很安祥。

对于瓦尔特·舍尔斯和我来说，我们的情感和这份工作一起在起伏。这一刻我们谨慎地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为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作好更好的准备，然而下一秒钟，这种希望就可能随即转化为对死亡的恐惧。那些护理人员和医生们恐怕也是同样的感觉。与将死的人打交道可能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但它绝不会成为例行公事。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一位护士说：“你以为你会硬起心肠，但是正相反，你会变得软弱。”

在这本书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对死亡的设想变得具体了。自然我们对自己的死亡也想了很多，而这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生命的眼光。我们不愿错过任何一次相遇。

过去两年间，在这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给与我们的信任，这本书是无人士法完成的。我们从来没有把众人的支持和信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所陪伴和拍摄的那些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控制事情的最终结果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坦白地面对我们和我们的意图。他们拿出自己仅剩的时间里的一部分和我们一起度过。由此，我们从每一个接受采访和被拍照的病人那里都得到了一份无价之宝。与很多人的接触——包括那些我们没能记录在这本书里的人——对我们触动很大。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所带来的影响，能够没有辜负这种信任。

病人的家属和朋友们虽然担心和伤心，但是还是非常支持我们。有很多次我们是通过他们才能够联系到病人。有几次，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和联系，我们就彻底丧失勇气了。柏林新科隆区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汉堡光火临终关怀医院、汉堡海伦施蒂矢特临终关怀医院和斯努斯临终关怀医院的医护人员们也为这本书的成功作出了贡献。护理人员、医学工作者和义工们允许我们和他们共同工作数月的时间，并且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一员。他们常常会帮助我们铺平通向病人的道路。他们耐心地回答我们一个又一个问题，而且对我们开诚布公，并不隐讳自己的真实想法。

艾本多夫大学医院儿童肿瘤科的工作人员们也友好而坦诚地接受了我们，用他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支持我们。我们要感谢“凤凰基金会”——一个专门照顾癌症病人家庭的基金会，该会的拉斯·克鲁格帮助我们联系采访对象，为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鼓励。在工作的严肃中也有很多欢笑。充满幽默感、充满赤子之心的人们把我们从情绪的低谷引领出来。当一切停滞不前的时候，他们都会鼓励我们。他们虽然工作繁忙，但当我们不知如何继续下去的时候，当我们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或是当我们悲伤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听我们倾诉。

约根·埃米尔·彼德曼是我们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他用他的赞扬和批评，用他敏锐的语言感觉积极地、细致地给我们提建议，鼓励我们，推动我们。埃伯哈特·克拉施克教授友好的抽出时间为我们检查了最后一章的内容。作为本书的编辑，尤利亚·霍夫曼从一开始就给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她始终对这个项目充满信心。《明镜》周刊的约翰·克罗尔和克里斯蒂娜·根讷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好意给以我们极大的勇气。

没有斯蒂凡·萨特迈尔执着地引导我们注意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我们大概根本不会开始这个项目。

我们衷心地感谢所有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