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施佩尔是整个纳粹高层最难以捉摸的人物。他是第三帝国的首席建筑师、希特勒的宠臣、最亲密的伙伴施佩尔设计了帝国新总理府，发明了“灯光大会堂”，1942年他被任命为装备部部长但是。施佩尔本人却一直声明他是“不懂政治”的，他痛恨对犹太人的迫害，当希特勒下令毁灭柏林等德国城市的时候，他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尽管如此，他仍然站在了纽伦堡的被告席上。

施佩尔生前身后留下了太多的谜团，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和希特勒的交往和决裂使他成了所有研究第三帝国史的专家学者最关注的人物。本书的作者Joactlim Fest，是德国著名的第三帝国史专家，他于1973年撰写的希特勒传记是迄今为止史料最全面、最翔实、最权威的传记，Joachh Fest从1966-1981年一直帮助施佩尔整，理个人回忆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施佩尔个人的要求，在最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他有意回避了一些话题。

这本谈话录是在两人当年谈话的笔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有许多信息和内幕是第一次披露，非常珍贵，Joachim Fest，希望通过本书不仅能够回答当年没有回答的问题，同样能够帮助现代的读者了解纳粹高层的心理，以及回答困扰德国民众多年的历史问题：“如何才能预防历史的重演?当历史浩劫出现之后，如何才能确保人的良知和道德不受侵害?”

本书是Joachim Fest先生继《灭亡——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后日子》(2004)的又一力作，《灭亡》在德国2004年历史传记类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矛，根据本书所改编的电影是德国至今投资最多、阵容最强大的制作。

引言

第一章 接近

第二章 在最亲近的圈子里

第三章 意见分歧、欢欣鼓舞、一败涂地

第四章 部长、腾飞、绊脚石

第五章 与希特勒闹翻

第六章 《回忆录》的结尾

第七章 希特勒的终结——与希特勒告别

第八章 审判、刑期、释放

第九章 逃亡中的专家

第十章 无法回答的问题

附录 大事年表

1967年1月，与施佩尔和齐德勒在叙尔特岛上。施佩尔在几个星期以前来拜访了我，当我看见他手里提着一个鼓鼓的档案袋，步履蹒跚地走进院子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虽然有一点犹豫，但我首先就想，与希特勒的“朋友”要开始一场“审讯式的合作”了。

谈话进行得比预想的要顺利。施佩尔显得很文雅，同时又毫无表情。他在谈到过去的时候，显得很迷惘、机械、冷静，但是都被他的试探性的、不肯定的表达掩盖了，因而显得并不突出。我们约定：我先阅读根据施潘道的草稿撰写的已经完成一半的手稿和后来的笔记——他估计这些材料加在一起有2000页——然后开始有关出版问题的会谈。

这时施佩尔又显得很可爱。他还在施潘道监狱服刑的时候就读过《第三帝国群像》，现在他解释说，他在这本书和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一罗珀的叙述中才知道那个时代和自己的作用，而其余的一切几乎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不愿意说，他从中了解了自己什么事情，他说，他以后也许会说。明显感觉到他有所保留，有时双方都有一点不信任的表示，我们仿佛是在打量自己。

饭后到海滩散步。我们问了他关于施潘道监狱、将军们和他当时的年轻的、现在已经事业有成的同事们，以及希特勒的情况以后，问他是否知道那个政权所犯的罪行，在他知道他必须去执行的事情上，他是什么态度时，他似乎没有感到意外。在准备这次会面的时候，我跟齐德勒就约定进行“交叉审讯”，同时向他指出他的明显的或可疑的托词。齐德勒认为，这次谈话将是(一定是) 《回忆录》的一个中心主题。

但是，施佩尔在说话的时候，每一次给出的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齐德勒说，他毕竟有20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谈话，而我们只有两个小时。我们两人商定，我们不要给他不真诚的感觉。宁可我们多一些同情，比如问：“记者们问的是什么问题?”他毕竟在纽伦堡顶住了杰克逊法官以及其他原告的讯问，我插话说，他现在自然也能顶住我们，齐德勒回答说，至少有一点可以使我们这样的外行审判员胜过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员：我们已经博得了施佩尔的信任。我们博得了他的信任了吗?也许并不是像齐德勒想像的那样。不过，对我们有利的是，这一次与纽伦堡审判案不一样，并不涉及生死攸关的问题。P3-4

阿尔伯特·施佩尔从施潘道监狱获释以后，我与他进行了多次谈话，本书就是经过整理后的谈话记录。当时乌尔施泰因出版社社长沃尔弗·约布斯特·齐德勒问我，是否愿意为施佩尔撰写的《回忆录》担任“审稿人”。早在施佩尔服刑期间，齐德勒就与他建立了联系，目的就是要保证计划出版的(不久以后正式出版的)、已经写完初稿的《回忆录》的各项权利。国内外的许多出版商都为出版这部《回忆录》作出过努力，但是，齐德勒最终获得了出版授权。

1966年底，特别是在美国的阿尔古一布雷斯一约瓦诺维奇出版社的反复劝说下，我突然产生了放弃电视台总编室的工作，撰写几年后出版的那本《希特勒传》，齐德勒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对我的计划也很有利。施佩尔无疑是历史学家不可多得的第一号证人，由于他是希特勒身边的红人，还由于他在那个政权的最后时日是总揽全局的人，而且有自己鲜明的态度，因此大家有理由猜测，他对独裁者希特勒本人的了解比领导层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更清楚。还有，我几年前勾画的、在《第三帝国的脸谱》中发表的阿尔伯特·施佩尔肖像也给我提出了几个问题，对这些问题，根据目前公开的材料最多只能作出近似的回答，而人们又要求给予明确的回答。因此，我经过短暂的思考以后，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我同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合作是从1967年开始的。尽管开始时不可否认，双方都有些冷淡，但是，施佩尔最终还是表示理解，至于希特勒本人的情况，他是我们期待中的、比较难得的资料来源，其实，我一开始就记下了他作出的说明和提出的建议。这些内容多少回被我写入自己的作品，也就是我马上就要开始写作的传记作品。当然，我不久就越来越相信施佩尔的陈述，放弃了我原定的意图。我觉得，他的谈话内容，很简单，非常有趣，我觉得，这些内容不仅涉及这个政权的政策，而且涉及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涉及施佩尔在其中的地位，涉及以他为代表的各种没有主张的倒戈者，等等。我最终首先保留了施佩尔出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入《回忆录》，或者需要补充，或者细节上明显有误的情节。

也就是说，当时，甚至在后来的几年内，我还没有撰写施佩尔传记的想法，否则我肯定会向他提出更多其他的问题，比如与他的成长过程、他内心的矛盾、动机和标准有关的问题。我没有提出这些问题，通常只记录不是预先安排的、有关他的《回忆录》的写作过程进行的谈话内容。此外，我还记录了我们在谈话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争论，还有施佩尔对一些敏感问题、后来他对自己著作的成功以及对必然遭到的攻击的反应，还有别人对这个难以捉摸的人物的评价。当时我就觉得，他有时表现出来的无端激动和道义上的无情，比他自己认为的更加典型，他为希特勒能够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制造德国的混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面说本书中只收录了施佩尔没有写入《回忆录》的内容，这样说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有些评语也要与他描述的过程相一致，但不是一点儿偏差也没有，更确切地说，在本书中补充了一些能使历史情节更加生动、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理解的事实和心理活动的细节，在施佩尔固执己见、不听劝告，拒绝在他的生平记述中描写某些事件的时候，这样做尤为合适。另一方面，在他的《回忆录》手稿中叙述得过于简单，以致(我今天还这么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说服力。比如，他很善于玩弄策略技巧，他作为部长利用这样的技巧一次又一次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与此有关的还有，他的各种考虑都与他同希特勒的同性恋性质的关系有关。

本书记录了施佩尔在我问到一些敏感问题时的情绪变化。齐德勒和我都反复试图说服他详细描述他在1945年4月23—24日夜里到柏林总理府地下室的要命的、近乎“发疯”的拜访，他每一次的反应都几乎是不能自己。他试图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辩护，他说，他一定要去与希特勒本人告别。但是，告别仪式早在三天以前希特勒的生日庆祝会上已经举行过了。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他对长期以来已被称作“罪犯”，而且在最亲密的人中间也被称作罪犯的希特勒本人的感情还是这么深厚，那么，我们要问，他难道不作出这种冒险的姿态，就会“终身蔑视”自己吗?他比求生的本能更强烈的难道是双重的恐惧：是害怕被希特勒不假思索地下令枪毙呢，还是害怕死在苏军的炮火下?

几年以后，施佩尔——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还是向我讲述了那一次令人心惊肉跳的、更多的是像平时那样感情洋溢地与希特勒告别的情景，因此，本书记下的这次告别过程，与他的《回忆录》相比，就更能给人以启迪。这次告别仿佛是第一次让人知道，但是，关于他的动机，他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始终不愿提起他在感情上明显遭到冷落时的感觉，对此他始终保持沉默。我有时候觉得，他自己的《回忆录》即将出版，这件事也作了“文字上的”了结，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已经谈得足够多了。因此，本书中的大量记述可以为了解他这个人提供一些额外的启示。其他的一些供词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从施佩尔每次都不反对在《回忆录》中叙述这件事或那件事，就可以知道他的深邃的观点。从他的各种不同的表述或行为方式上可以看出，他绝不想——或者在通常情况下无论如何不想掩盖自己的罪责。

还可以说说我们是怎样对待意见分歧的。如果施佩尔坚持不肯说出某个隋况，那么我们就设法告诉他这对他的传记的重要意义。如果他坚持不说，那么我们也不会强行劝他说出来。这毕竟是他的《回忆录》。在通常情况下，他的不同意见仅限于一句简单的话：“我不想说!”到这时，你再怎么劝也是枉然。他改变主意的时候很少。

施佩尔对1938年11月9日那个大屠杀之夜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我们要求他把这一点写入《回忆录》，但他不同意，这时我们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因为我们认为，描写他当时的感受和感觉是极为重要的。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其中有一次甚至到了闹翻的地步，他才勉强同意插入这一节，因为这无论如何是他为什么对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无动于衷的原因。还有一个例子，他的母亲曾经在“贝格霍夫”别墅住过几天，他很不愿意把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说出来，他也许认为这会伤害他的自尊，几年以后，又是在我的劝说下才同意写入现在已经出版的《施潘道日记》。

值得一提的是，齐德勒和我提出的反对意见是要反映他60年代初70年代末的认识水平。然而，这段时间没有多少变化，只出版了几部有点影响的著作，这几年毫无作为的历史学家亨利希·施文德曼总是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声称，他终究会揭穿施佩尔一生的谎言。但是，他至今揭穿的只是他自己爱好虚荣的风头主义。

此外，有必要说明的是，施佩尔的话不是逐字逐句复述的，而是凭记忆概括性地记录的。只有引号中的简短评语或习惯用语是引用的原话。有些表述虽然与他的《回忆录》中的叙述有出入，但出入不会太大。我无法将两个文本进行核对，使它们相互一致。归根结底是施佩尔这个人太糊涂。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每隔三四天进行一次工作会谈，每次分手以后，就在当天晚上把所谈的内容记录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在海德堡施佩尔的家里会面，有时我们也在梅拉诺附近的克尔布宫饭店或叙尔特岛上见面。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一种“翻译记忆”，即使对方说的话很有语言特点，经常说出来了又收回，或者前后矛盾，而且叙述比较长，我无论如何也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保存在我的记忆中。

需要说明的是，施佩尔说话的时候非常犹豫，特别是在谈到个人的问题或者感情的问题时非常谨慎，有时甚至显得很笨拙，有时似乎不知道说什么好，需要别人提示似的。他说话总是冗长哕嗦，甚至磕磕巴巴，前言不搭后语。他毕竟担任过多年的欧洲经济总办，他现在这种样子真让人不可思议。因此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现在与之打交道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施佩尔。

1945年5月底，一个英军上士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奔上格吕克斯堡宫的大台阶，准备逮捕这位部长，可当时有很多陌生的面孔在宫里走动，所以他不得不问：“谁是施佩尔?”我反复问自己，施佩尔被关了20多年以后，难道内心世界全垮了，整个人都变性了吗?还是说，他在高高在上、一言九鼎，作为希特勒的心腹无所不能的时候，就已经整个变性了，可他这是为什么呢?看他说话那种吞吞吐吐的样子，我们不能不考虑，他是否不想回忆他以前他长期所过的日子。直到现在，当他面对盟军的审讯官、纽伦堡法庭以及其他许多想了解他的人的时候，可能才意识到，他一生中遇到的问题太多太多。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记录本来不是按年代顺序编排的，而是按每次谈话的顺序编排的，在准备发表这个记录的时候，我才按时间顺序稍微作了整理，但仍然未能避免提前或拉后。我在1999年出版的《施佩尔传》的注释部分所说的《作者手记》就是指这个记录，今天将在本书中系统发表这个记录，同时尽量避免与《传记》重复；并且对施佩尔的一些表述使用了另一种说法，不少地方还使用了新的词语。这个人在希特勒时代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与其说是由于他的权力地位，不如说是由于他那扭曲的人性，因此用这样的手法记述这个人，对广大读者是有益的。

记录就是记录本身，也就是说，记录仅仅以对阿尔伯特·施佩尔的粗线条的概述为前提，而不是以他的面面俱到的生平为前提。记录核心是不改变他的形象，但它可以在很多方面补充和深化这个形象，在这个拓展的框架内，让第三者也可以发表看法。此外，这个记录更清楚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为后人勾画了那个极权主义时代特有的像施佩尔这样的形象。了解了有关施佩尔的出身、生活道路、他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以及希特勒政权的一些情况，无论如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记录。最后需要说的是，记录中注明的许多表述未能收入我撰写的《施佩尔传》，因为这些表述要么离题太远，要么会以另外的方式影响每一个作家在描写时都想追求的喜剧效果。

尽管如此，我为了发表这个记录，还是犹豫了很长时间。特别是在施佩尔的书出版以后，我考虑了很久，想把这一捆稿子转交给某个研究所。可是，当我又一次审阅了这部已经删掉用过的段落的稿件以后，剩下的部分仍然还有非常多的、可以发人深省的材料。我发现，发表这些材料显然比把它们放在一个档案馆的书架上，就像不少研究机构所做的那样，封存起来，不允许人们查阅，更有意义。

在我的记录稿中，除了许多细节方面的记录外，一些比较长的笔记是非常重要的。吉塔·塞勒妮在她的关于施佩尔的大部头著作中代表了这样的观点：施佩尔绝没有承认，他到柏林希特勒的总理府地下室作告别拜访时，他反对已经发布的“焦土”命令是违法行为，实际上，他坚持反对这个命令是自以为了不起，他绝不是他自己说的英雄。

在我的施佩尔传记中，感谢施佩尔描述了他与希特勒告别时的情景，我对这种不同意见尽管心存怀疑，但是，我还是强迫自己不去考虑那些本来可以大谈特谈的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可向敏感的读者表明，施佩尔肯定不是“英雄”。在这一点上，吉塔·塞勒妮应当能表示同意。相反，他是一个内心感到非常不安的人，是一个目光短浅的理想主义者，愿意服从每一个优越于自己的人。施佩尔觉得自己对一个毁灭自己国家的公认的罪人最后至少应当表示忠诚。这里第一次完整发表的笔记记录了许多具体细节，证明了许多关键的情节。就像我当初对齐德勒所说的一样，这些笔记揭示了一个“德国的深渊”。在施佩尔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白的时候，我对他还从来没有觉得这样讨厌，对他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觉得这样厌恶。与此同时，我又想对这么一个大屠杀狂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常规，向人们展示许多像施佩尔那样没有人格、低三下四的形象，他们到了希特勒身边，最后再也没有办法摆脱希特勒。

这个过程与其他的事情一样，都说明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我们与施佩尔的谈话，以及我们的笔记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即揭开他的生活之谜。施佩尔本人深深陷入了伴随这个主题、最后完全支配这个主题的矛盾，以致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的一样，越来越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归根结底，他本人成了一个最大的谜。这个过程也使得大家眼前这个杂乱无章的记录比一本传记的前后一致的行文更有味道。

围绕施佩尔个人是否认识到这个政权犯下的大屠杀罪行的问题已经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而这个问题在本书中始终没有占据首要地位。总之，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后来非常厌恶自己身临其境的权力奴才的地位，所谓取得政权以后就立即开始迫害政治对手，无数次的违法行为，在宗教上或种族上镇压少数民族，直到故意发动战争。我的心里感到越来越不安，特别是我考虑到，一个有社会和家庭背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道德标准的人，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无恶不作，俯首帖耳，听命于野蛮残暴的统治。他身边左右的高级将领权力也好不了多少，趾高气扬，旁若无人，让旁人看了更加生气。

这些事实真相无非是旨在提出当时的当权者给世人留下的、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答案的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怎样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各种形式的失衡——更让人担心的也许是：究竟有没有这样的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