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自身的需求，它不同与历史上之其他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一个大国的崛起的速度、方向、意识形态以及更为重要的对世界平衡的影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戒心、嫉妒和恐惧感。中国的崛起会比任何大国的崛起更为曲折艰难。在“外患”和“内忧”同时给中国的崛起带来挑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青年才俊郭万超，他既是我的小老乡，又是我的校友。这是一种双重的“缘分”。与郭万超博士初次相见留下的一个印象是，他既具备思想的深刻性和厚重性，又具备思想的敏锐性和前沿性。不久前，他把新写的一本关于中国崛起的著作送过来，让我提点修改意见，并嘱我写一个书评。

我欣然应诺。之所以欣然，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这本书非常引人人胜，我是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书中体现出的厚重性和敏锐性，正是郭万超博士个人具备的学术品格。为这样的书作序，是一个难得的学习过程。其二，我和另外一位学者正在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架构，我们的著作也已经完成。对于中国崛起这个命题，感觉还有一定的发言权。

中国崛起是非常时髦的话题，同时更是一个事关中国21世纪命运的重大课题。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都把中国崛起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1998年4月，著名的国际政治问题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出版了《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对于中国崛起的国际战略环境做了系统分析。2002年9月，上海学者黄仁伟出版《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提出了中国崛起的十个观点。2003年，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津上俊哉在日本出版《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探讨了中国崛起对于日本的影响。进入2004年，关于中国崛起特别是和平崛起的文章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选择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显示了郭万超博士学术上的自信和能力，也显示了他的那种“天下兴亡，‘博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崛起(rise 0f China)，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郭万超博士对于中国崛起进行了非常有说服力的梳解。他认为，中国崛起首先是一个国家目标，它源自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国内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也包括对外的世界定位；其次，中国崛起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一种上升的态势和趋向；第三，中国崛起的提出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后的必然结果。他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现实。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中国崛起何以成为可能?郭博士娓娓道来：中国具有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基本要素——世界第三领土大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六大经济实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国际政治建设大国；中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悠久的文化、独特的文明、博采众长的气魄、兼收并蓄的风格、协和万邦的精神、亲仁善邻的智慧——这些都是建设中国的软力量和宝贵财富；有可以充分利用的战略机遇期——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期，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安宁期，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的孕育期，在世界科技新高潮中加速腾飞的推进期，利用世界性产业转移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期。

中国崛起风险何在?中国崛起并不会一帆风顺，它必然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正因为这些风险与挑战的存在，中国的崛起才尤其显得壮美和大气磅礴。中国崛起从外部看存在五大挑战：经济挑战，主要包括世界市场的挑战、世界能源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等；国家安全挑战，包括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周边安全环境存在若干变数、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等；外部政治挑战，包括分化和西化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渗透、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国际犯罪活动的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各种形式的遏制等。从内部看存在的挑战是四个：人口安全挑战、资源和能源挑战、环境挑战、社会失衡的挑战等。

如何化解中国崛起的风险与挑战?郭万超博士用自己的智慧拿出了一套全新的战略：和平战略，以和平崛起化解种种相关风险；社会主义战略，以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崛起的强大制度保证；后发优势战略，利用新型工业化的优势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协调发展战略，坚持科学发展观，发挥各种协调的优势实现新的发展；软力量战略，以制度和文化建设来消除各种不利于崛起的因素。

郭博士的文笔通俗隽永，很多观点耐人寻味。例如他提出，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因素。我深表赞同。中华文明的特性决定了中

国的崛起特别是她的和平崛起有文明的保证。

中华文明是以自身的成长为基础的文明。这是一种练内功的文明，是以增强自身的功力来成长的。它不像西方近代文明，是以吸食别人的武功、吸食别人的血来增强自己的功力。这种练内功的文明鲜有扩张的动力和行为。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土地、财富、人口为最高目的的征伐，反倒流传着“昭君出塞”、“文成公主”之类和亲和番的动人故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基本上没有对外扩张的历史，即使有，这段历史的时段也不超过200年。这样算来，和平与扩张的时间比例为：5000:200=25:1。而西方国家从古希腊以来就充斥着对外扩张的历史，古罗马帝国就长达100多年，后来的“十字军东征”长达200多年，从14世纪以来，西方对外扩张的历史更是没有中断过，达到600余年，这样一来，西方扩张的历史长达1000多年。其和平与扩张的时段比例为：2500:1000=2．5:l。由此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有文明的历史实践做基础的。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内敛型文明”。这正像一个武林高手在苦练内功的同时，特别强调功力的道德境界和修养诉求。在对外扩张的问题上，历代统治者都十分谨慎，尤其是强盛帝国时期的统治者，国力越强大，越谨慎地使用自己的力量，越紧紧地控制住扩张的冲动。例如朱元璋决心固守中国的“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他以朝廷创业者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后代，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国家凡15个。

中华文明具有繁荣红利的性质：文明越繁荣，输出的“和平”因素越多，带给世界的“红利”就越多。1000年前，唐朝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为了把丝绸、茶叶、瓷器销往世界，不是为了用兵。唐高祖李渊认为，对周边邻国应修德结好，和睦相处。繁荣的大唐派出去的不是强大的军队，而是去西天取经的玄奘和尚；强大的明成祖派出去的也不是军队，而是给世界送去礼物的郑和。美国学者牟复礼和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讲到了明成祖与亚洲国家发展合作的情况：“永乐帝大力培植了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在他统治时期，朝廷接待了撒马儿罕和哈烈的22个使团、32个中亚绿洲国家的使团、13个吐鲁番的使团和44个哈密的使团。这些使团都需要丰厚的礼物和贸易。它们给朝廷带来了诸如贵金属、玉、马、骆驼、羊、狮和豹；它们得到的赏赐是精美的丝绸和其他织品、白银和纸钞以及其他贵重物品。”

中华文明具有高度的“黏合性”，可以将各种不同类型文明的优秀因子加以黏合，其他文明的种子都可以在中华文明的母体内找到自己适合生长的土壤并成长壮大。这是一种黏合性、吸收性的文明，不是拒斥性文明和排他性文明。佛教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生长土壤，伊斯兰教找到了自己的生长土壤，基督教也找到了自己的生长土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找到了自己壮大的土壤，市场经济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土壤。中国文明的发展是以黏合性为特点的，不像西方文明以“捕捉性”为特点：抓住你，吃掉你，化掉你。这种黏合性使“和平崛起”具有文明的保证。

我非常希望关心中国未来发展的每一个有识之士都能读一读这本“子规半夜犹啼血”的力作，也希望郭万超博士继续为中国的崛起再鼓、再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