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收了作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写的论文23篇，涉及对外汉语教

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建设、教学理论、教学方法、教材的编写、汉语测试、

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教师培训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作者四十多年来在从事

对外汉语教学和理论研究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的工作中所形成的观点与看法。

  收在本集中的23篇文章，是从我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所写的文章中选取的，除两篇以外，都在刊物上发表过。此次承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之约，汇集出版，基本保持原貌，个别作了修订。有些文章加了后记，作一点补充说明。文集内容主要分四个部分：有关我们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有关对外汉语教学法的一点想法，在编写对外汉语教材中的一点体会，师资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一点感受。

本文集中有关我们学科问题的文章约占一半。对外汉语教育(教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学科，是我们每个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作为与这门学科同时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对它更有特殊的感情。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探讨这一新兴学科的性质、特点，为它的发展而献计献策。在取得很多共识的同时，对一些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些讨论甚至争论。这对一门年轻的学科来说，不仅是正常的事，而且是一件好事：有不同的看法，才能推动学术研究更加深入，才能使最后达成的共识更接近真理。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也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在学术问题上，过早地下结论，作总结，实无太大的必要。

还记得四十多年前学俄罗斯文学时，曾看到过契诃夫的一段话，大意是：大狗有大狗的嗓门，小狗有小狗的声音，大家就用上帝所赐予的嗓子叫好了，小狗也不必因为自己的声音不好听，甚至五音不太齐全而觉得不安，更无须因可能被看作“另类”而担心。去掉调侃之意，这段话倒是说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讨论学术问题，多一点声音比少一点声音好。本着契诃夫老先生的教导，在这二十多篇文章及已出版的几本小书中，我喋喋不休叫唤得最多的，主要是以下这三层意思。

首先，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而且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专门的、独立的学科，作为其坚实的基础和后盾。TESOL学科在英语作为强势语言风行世界一百多年中所起的作用，告诉了我们：为了在世界上发展汉语教学，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学科绝非可有可无；我们的学科意识绝对淡化不得。岂止淡化不得，按陆俭明先生的说法，还要大大加强!不必讳言，现在我们的学科所发出的声音还很稚嫩，在学科之林中不仅不够响亮，甚至还有点被人瞧不起；与我们队伍中很多人原来所出身的、有着悠久学术传统和学术历史的大学科，像语言学、中国文学或文化学等，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对一个仅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新学科来说，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奇怪，这里倒用得上“儿不嫌母丑”这句老话了。其实，我们的“学科”一点也不丑，只是太年轻，还没有长成而已。我们现在要做的，除了强调我们学科的专门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外，还要大力加强学科建设，使之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漂亮。

第二，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一点在我们学科已成共识。对外汉语教学又是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但归根结底，它是“语言”与“教育”这两大学科的结合：“语言”是教的内容，“教育”是研究语言、教语言的目的。单独一个语言学，或者一个教育学，都无法概括我们学科。所以从性质上把我们的学科归于“语言教育学”，作为其分支学科，既顺理成章也名副其实。学术地、规范地称指我们的学科应该是“对外汉语教育学科”，尽管我们平常用得最多、研究得最多的还是“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育学一说，在国外早已有之。在对外汉语教学界，最早运用这个概念的是吕必松先生(1994年)，最早把“语言”与“教育”连在一起并一再推动研究语言教育问题的是国家汉办。由吕必松倡议、由汉办所组织的两次“语言教育问题座谈会”是我们学科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因为它高瞻远瞩地提出由不同种类的语言教育所组成的共同的语言教育学科，在21世纪的今天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甚至对世界的交流与合作，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而这门学科也将有更为光明和发达的未来。同时，两次座谈会又提醒了我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几乎从这项事业的开始，我们就只专注于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教学”与“教育”的关系，这不能不算是理论研究的一个欠缺。甚至我们平常说惯了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这个词，就像“对外汉语教学学”一样，如果用作正式的、学术性的名称，则是欠规范的，甚至有违教育学的常识。至于学科的具体归属问题，因还涉及到行政管理因素，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学科性质，并非同一个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外语教学一直被认为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所以现在很多同道仍把对外汉语教学归入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我们学科理论建设的重点，正如吕必松先生所一再指出的，是对语言、对习得、对教学的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而对教学的研究，则是核心。林焘先生明确地告诉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心是‘教学’，科学研究也必然要环绕这个中心展开。”仲哲明先生也把“怎么教”看作是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代表了真正投入到教学第一线、面对着教学中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而有切身体会的广大教师和学者们的心声。“对外汉语教学”这个词语无论怎样切分，“教学”总是中心语。去掉这个中心语，剩下的修饰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还能有多大的意义?所谓的“对外汉语”，是以教与学作为其存在的前提，离开了教学，何来的对外汉语?还能研究什么?我们学科对汉语的研究丝毫放松不得，但我们研究语言、研究习得都是为教学服务的。陆俭明先生所说的“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非常清楚、准确地说明了语言与教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把教学看成是为汉语研究这个“本体”服务的，不仅逻辑上难以说得通，也很难与五十多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事实相符!说到“本体”，吕必松先生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本体才是语言，而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学科的本体则是教学。教学是这门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学科的最终目的，也是学科得以存在的根本。如果失去了这个根本、这个最终目的，也就没有了这个行业，更谈不上建设什么专门的学科了。

也正是出于这三个想法，本书起名为“对外汉语教育学科初探”。之所以用“初探”二字，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领域，我们现在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了，难免“仍感到没有把握”，难免会有谬误之处，恳请同行们指正。

本集很多文章的撰写过程中，曾受到同行朋友们的启发，或者与他们进行过讨论，接受过他们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特别要感谢外研社负责同志，他们的努力工作使本书得以尽早面世。

刘殉

2005年“五一”节前

于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