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探讨了霸权和平的形成、传统主权观的变革、国家利益再思考、新安全观的界定、非传统安全的范围、生态政治观的效用、多边主义的形态、国际组织的价值、公民社会的复杂角色、个性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等等。

本书收集了王逸舟博士最近十年的主要论文。它们从不同领域和侧面，折射出作者这段时期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在“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标题下，各篇论作分别探寻了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重要同时又缺乏现成答案的十几个问题，如霸权和平的形成、传统主权观的变革、国家利益再思考、新安全观的界定、非传统安全的范围、生态政治观的效用、多边主义的形态、国际组织的价值、公民社会的复杂角色、个性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国际问题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等等。作为中国当今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逸舟教授以此书表达出若干新的取向和旨趣，为学术界的争鸣提供了引人人胜的切人点。

小引………………………………………………………………(1)

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1)

国关理论的美国重心……………………………………………(34)

主权观念及其制约………………………………………………(64)

主权范畴再思考…………………………………………………(90)

国家利益再思考…………………………………………………(104)

全球化时代的安全观……………………………………………(120)

金融危机的另一种解读…………………………………………(138)

论社会性非传统安全……………………………………………(169)

生态政治的独特视野……………………………………………(188)

海洋法及其国际关系……………………………………………(204)

公民社会与政府外交……………………………………………(225)

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262)

国际组织的进入与磨合…………………………………………(301)

多边主义与大国风范……………………………………………(329)

国际关系研究与中国……………………………………………(358)

一、国关理论的美国重心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研究本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人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个始终存在并且发挥巨大影响的“美国重心”。是美国的威尔逊理想主义，造就了第一阶段的“乌托邦”特征；是摩根索、凯南和基辛格等人的研究，使其后阶段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奠定了“权力政治学”的框架和基石，并且把国际政治学与外交政策结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是多伊奇、卡普兰和沃尔兹等人的“行为主义的现实主义”研究(以“信息现实主义”、“系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等形式出现)，使国际关系的分析几百年来头一次具有了“科学”的形态；是以基欧汉、奈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美国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工作，使全球主义学说从罗马俱乐部的生态分析层面推进深入到国际政治层面并构成后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其他的“旁系”多少起着制约作用，美国人的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受到任何撼动；现在它虽然从巅峰状态下有所下降，仍然处在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国际政治学在本世纪前叶诞生以后，美国始终拥有范围最广大、实力最雄厚的研究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和课题基金)，出版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国际事务期刊杂志，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的国际事务兴趣似乎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同行更浓厚。而且，有一个不管人们愿意承认与否的事实是，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见解，不论是否由美国人首创，总是经过“美国中心”的阐述和诠释，才形成国际研究界公认的“一家之言”：卡尔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种子是在美国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很久以前便在世界不同角落有类似的说法，但只是经过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亨廷顿的传播才“声名远扬”；甚至美国中心论的许多批评者，如罗伯特·科克斯、罗伯特·沃克、吉米·乔治，也经常是通过美国的巨大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网络和印刷传媒网络，才得以使自己的批判理论广为人知的。不经过美国的传播(包括在美国发表文章、从事演讲或任教等多种形式)，一个国际政治学家似乎很难成为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人物。此外，在非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在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和东南亚)，在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世界，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世界政治的理论认识往往受到美国中心的强大辐射和影响，甚至出现了“美国化”的现象。德国国际政治学家、弗瑞伊大学(Freie University)的克瑞彭道夫(E．Krippendorff)教授，把它称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对于任何关注当代国际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P34-36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回顾已经做过的工作，并思考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集收入的各篇文章，均写成于过去十年间，反映我这段时间研究工作的旨趣，算是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归纳起来，可以说，这些文章的主要目标，是对全球主义理念的探寻，对全球政治中各种复杂现象的辨识，对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不同侧面的梳理。

那么，究竟什么是全球主义?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什么是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为什么我有志从事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利用整理文集的机会，自己反复斟酌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下几点，是我个人思索和总结的不一定成熟的解释。

第一，最直接意义上，全球主义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它在强调个人、团体、民族、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全球村”的某种责任的同时，也强调对各种行为体之复杂的、经常冲突的各种利益的统筹；平衡不同利益的出发点，是“共同体”的意识。它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同时意识到全球化进程的多重后果，主张趋利避害、共同发展。

第二，全球主义强调国际关系“进步”的重要性，这种进步不只包括“发展”、“环保”、“援助”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更有“改善”、“进化”、“提升”等概念包纳的深刻内涵。本质上，全球主义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将人类历史视为一种曲折的演化过程，而绝非单纯的循环。因此，全球主义反对简单地用过去推断未来，拒绝将现实政治的逻辑无限度引申。

第三，全球主义主张改革、渐进、对话和合作的路线，一般说来，它不赞成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激进的、暴力的或强制的手段。不过，与和平主义者有所不同，全球主义有分寸地赞成划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全球主义看重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价值，坚决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某种意义上讲，制定并尊重法制，是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核心要求之一。

第四，全球主义有意识地挑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边界，努力建立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积极互动，鼓励使用“全球政治”的新型理念取代对“国家间政治”的狭窄界说。在全球主义思考框架下，国际关系的进步和国家自身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国家的主权性、安全性和国家利益实现，与它的社会进步性和国家开放性成正比关系。

第五，全球主义以人为本，珍视个人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反对随意用虚幻的、整体的存在，简单粗暴地压倒个体的声音。全球社会思考范式的成立，恰恰以个人自由的充分考量为前提。在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光谱折射下，例如，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忽略了人的主体，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的权力政治论和各种博弈模式也显得过于偏爱“国家重心”。

并非毫无道理的是，人们在不同时候和不同场景下，分别用“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制度主义”或“改良主义”等等说法，描述全球主义的特定内涵和侧重点。在我看来，判断不同标签的确切与否、恰当与否，主要取决于具体事宜的对象及其性质，不可一概而论；它们均有“真理的颗粒”，却都无法覆盖全球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日益扩大和不断丰富的内涵。

应当承认，像国际关系理论的所有学派一样，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说也有自身的弱点，可能还存在某些“盲点”。譬如讲，它在判别现实的危机场景时，常常没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说那样敏锐、强力与犀利；与全球主义平等正义的纲领相矛盾，被认为与全球主义纲领有种属关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却扩大贫富差距；面对国家利益的推进与全球社会的要求之间的相互约束，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解决方案还不够充分和妥善。然而，全球主义毕竟代表着一种向善的追求，反映新的全球化时代的主流趋势；这是新生的事物，表达着进步的理念。因此，权衡利弊、思来想去，我还是信守全球主义，自觉在研究工作中朝此方向努力。这绝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学派的见解主张；事实上，全球主义国际关系所要求和推动的，正是多样化、色彩丰富、“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世界。我本人也一向主张，国际关系研究者应“学会在各个‘理论岛’之间穿行”，虽然各自有不同的“导航”并落脚不同的“港口”。

本人的出发点是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一种多少类似过去所讲的“国际主义”。现在不太时兴说“国际主义”，可我始终认为，国际主义的态度不仅需要，而且肯定会逐步扩大它的影响。中国不会例外。我们国家的历史和人文精神中，并不缺乏“国际主义”或“全球主义”的成分。关键取决于制度安排。全球主义是国际主义的某种延展，是开放时代条件下国家利益更好实现的基点。我深信，真正的全球主义者，也一定是爱国主义者；他会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热爱自己国家传统和氛围里包含的特有气息，热爱祖国、家乡、亲人和母语。当你具有了人性中应当具有的这些依恋时，也就蕴涵了全球主义的本质追求，即一种基于理性思维和真诚善良的人性，主张不同人群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并且不会因种族或地域的差别而改变这种追求的价值取向。全球主义国际关系也因而超越了旧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即不以某个阶级的利益和偏好为思想及政策的起点，而是看重全人类的基本要求和发展前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用这种取向教育公众和塑造对外政策，它才可以使本国本族的社会风习不断升华，也才能够令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社会受人尊重并站稳脚跟。

最后用几句话检讨一下自己的取向。说起来有点感性，对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选择，与其说是长期理论研究的使然，不如讲冥冥之中决定于我的个性与经历。这种东西有时很难分析得一清二楚，尽管国际政治的数理逻辑研究者坚持类似看法。感觉上，走过了热血沸腾的青年时代，又经历了一段“中年”生涯之后，全球主义的国际关系探问，比较适合我现在的心境。这是一个寻求“真、善、美”因素的研究项目，是一种始终开放和不断学习的生命过程。它没有割断与自己过去追求的联系，没有排除与其他学派合作的可能，没有认定对错、争个输赢的紧张感；相反，这是一种平心静气的事业，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需要的只是意志的坚韧，加上身体的耐力。顺便说一句，我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活动，但多半不是那些要求力量或爆发力的项目，而是中长跑。这项简易而自在的运动，已伴随自己三十多年。我希望，假使不是更长的话，至少还能再跑三个十年。全球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对于我恰似中长跑：始终保持平常心，朝向既定的目标，做有韧性的努力。

以上所说，权作“自序”。但愿读者喜欢这本文集。

写于2004年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