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曾评价说：许著《翻译的艺术》和许译《唐诗》“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徵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许渊冲致力于把中国文化精粹推向世界，为中国文化登上世界文坛宝座开辟了道路。本书是他的自选集， 收集了在近年书刊选摘的文章，内容体现了种求善求真的坚韧力量和探索精神。

“盗火者文丛”序／1

1．关于书／1

 罗曼·罗兰译话／3

 我译唐诗／23

 我译唐宋词／29

 我译《西厢记》／37

 从《中国布衣》到《北大才女》／49

2．山阴道上／55

 路／57

 追忆逝水年华／64

 再忆逝水年华／71

 名师风采／81

 逝水余波／98

 哈佛大学留学生／111

 一代人的爱情／124

 西南联大的师生／132

 往事如烟忆图书馆／140

 东南西北行／147

 京沪渝港讲稿

——中国文化与全球化／164

3．故人与我／179

 杨振宁和我／181

 钱钟书先生和我／202

 破译《大地之歌》

——兼悼钱钟书先生／245

 闻一多先生讲唐诗／260

 怀念萧乾先生／271

 在卞之琳先生追思会上／275

 我所知道的柳无忌教授／281

 梅校长一家和我／289

 程抱一和我／295

4．代表性文论一篇／301

 关于《红与黑》的翻译论战／303

5．附录／349

 许渊冲自传／351

 许渊冲论著与译作主要要目／354

后记／359

联大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本来不是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慢慢成了路。现在走那条近路的人更多，我却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我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南昌、在永泰、在黄昏、在月夜，我都有我爱走的路。如果能把我路上的脚印，河畔的影子，都描绘下来，那对于我是多美丽的回忆呵!

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这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写的日记。那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

我为什么留恋故乡南昌呢?在30年代，赣江之滨的滕王阁早已名存实亡，再也看不到“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了。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也并不是南昌独有的风光。所以我在江西第二中学读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乡土之恋。但一等到离乡背井之后，我才发现故乡也像健康一样，在失去后才觉得可贵。司空见惯的小桥流水人家，仿佛也旧貌换新颜了。和二中同学刘匡南同坐一辆汽车离开南昌，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

1937年12月13日，与许君不期而遇于车，沿途休息于八都最久，遂相与散步村之附近，复坐于鲜见大树下闲谈，觉既别于二中，相见甚难，不料犹遇于兹，然自今以后，必难有此乐矣!因执笔记之以为念。平平常常的几句话，但是我这个初离家门的游子读来，却有了不平常的意义，仿佛字里行间凝聚了一片乡情似的。后来二中迁到永泰，每逢月夜，我喜欢同匡南、燮昌，在赣江之滨散步，望着滚滚北流的江水，仿佛它能把我们滔滔不绝的乡思，带回遥远的南昌。这时我们最爱读的诗句，是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们在江边谈得最多的人物，是教我们国文的汪国镇老师。汪老师的身材矮小，丰富的文史知识浓缩在他胸中；他说话急，恨不得在一小时内讲两小时的课；他走路快，似乎舍不得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他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内容丰富，像亩产千斤的稻田，简直不比大学教授逊色。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汪老师写下了下面的词句：“问五湖，哪有扁舟?梦里江声和泪咽，频洒向故园流。”听说他的学生惨遭杀害，他写了两首哀悼的诗，一首的最后两句是：“一纸难将两行泪，年年心事付征帆。”

…… ……P57-58

鲁迅曾把从事西方文化研究、翻译、介绍工作的人，称之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对这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荣誉。

在此称谓中，其行为性质之有益、目的理想之崇高与行为方式之尴尬、之被侧目而视，虽成强烈的反差，但其所具有的悲怆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以平常心观之，而不加拔高与崇高化的话，那么，应该说，这种悲怆性与其说是完全来自这种工作与事业本身的内在价值，不如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侧目而视的时代环境与条件所造成的，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

说到“火”，“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远远并非“革命之火”、“斗争之火”、“造反之火”，并非我们曾亲身感受过其炽热度、其灼伤度、其毁灭性的那种“火”，而是人类从野蛮状况走向文明状况的第一个标志、第一个牵动力。对于人类而言，它首先意味着光亮，意味着温暖，意味着熟食，它代表了文明，代表了进步，代表了工艺，代表了科学，代表了光明，代表了思想意识的飞跃，代表了可持续的社会发展与确确切切的社会进步。

以此观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条件下，这“火”，概而言之，就是科学与民主，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就是新观念、新思维、新视角、新方式、新方法。在泱泱古国里，这些东西有多少根基．有多少存货，我们不必妄论，但至少可以说是不够用的，于是，就有一个引进的需要。而引进者不过就是古丝绸道上的贩运者，驼队，就是在大江阻隔下的摆渡者而已。鲁迅所指不外如此，并无惊天动地之意，只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积习甚深，惯性甚大，反倒常常容易引起“侧目而视”，甚至阻力重重，引进者、摆渡者反倒成为“盗者”。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不论引进的通路是否崎岖，不论摆渡的航道是否曲折，这条道路上倒是络绎不绝的。完全堵塞的时日毕竟有限，在这条道路上前者呼，后者应，行者不绝于途，即使也有彻底被杜绝、被根除的时期，但“春风吹又生”，后继者仍踽踽前行不止。于是，一个世纪下来，在中国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景观，盗火者景观、摆渡者景观，这一景观就像古丝绸道上的行者与驼队的景观，值得后人念想，值得后世留存，哪怕只是若干浮光掠影、“断简残篇”。

这便是编选“盗火者文丛”的初衷与立意。

上个世纪，在中国，致力于研究、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并有突出业绩的人士，多如满天繁星，当然，其中更对跨学科文化有广泛兴趣，更对社会现实有人文关切，并常发而为文，产生了社会影响，形成了学者散文此一特定文化景观的才人，其数量相对会较小一点，即使如此，为数亦很可观。以这一景观为编选对象，本应是一项巨型的文化积累工程，然而，在物质功利主义大为膨胀的条件下，人文出版殊为不易，加以版权壁垒的限定更增加了难度。幸有中央编译出版社，特别是韩继海先生出于无私的人文热情，大力予以支持，得以出版目前的十种，权作为抛砖引玉，以对社会人文积累略作奉献，以其待更有希望的来日。 最后，对各集作者与作者家属的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柳鸣九

2004年8月

没有人比得上他自己的书。人的精华都在书中，

日常谈话却掺入了大量糟粕。

——杜朗特

《山阴道上》收集的都是近年来书刊选载的文章。难忘的书首先是影响了20世纪几代人的《约翰·克里斯托夫》。罗曼·罗兰说过：人在书中总会发现自己。多少人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体会到创造的乐趣，人生的艰险，感情的共鸣啊!

第二本难忘的书是《红与黑》，因为它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公开论战。论战的实质是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形似派认为翻译是科学，神似派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科学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文学翻译却不可能不受译者主观意志的影响·，因此只能是艺术。科学派说：即使文学翻译是艺术，研究翻译的理论也是一门社会科学。于是他们就用一些读者不懂的术语，来说明一些读者早已懂得的理论。他们不知道科学理论是因为正确才得到承认，而社会科学的理论却往往是因为得到承认才算正确。艺术理论很难算是科学，因为不可能科学地根据一幅名画用了多少红色、绿色、白色、黑色，就画出一幅名画，也不可能根据一首名曲用了多少长短高低的音符，就作出一首名曲。因此研究翻译的理论也不可能是科学，只能是像音乐原理、美术原理一类的艺术理论。但是中国很多所谓的翻译理论家却认为译论是社会科学，于是借科学之名，制造了大量的学术泡沫，甚至是学术垃圾。有的翻译杂志却对批判这种现象的文章拒绝发表。所以本书收录了《关于红与黑的论战》，希望能够阻挡这股泥沙俱下的逆流。

《文汇报》2003年8月8日有一篇文章谈到赵译和许译《红与黑》时说：“赵译作‘我喜欢树阴’，许译作‘大树底下好乘凉’；市长夫人死了，赵译作‘去世’，许译作‘魂归离恨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两种风格的不同。”原文把市长比做大树，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表现了市长的高傲，“我喜欢树阴”有什么高傲可言呢?原文说市长夫人含恨而死，正是“魂归离恨天”的意思，而“去世”却是正常死亡，并没有传达原文的感情。有没有传情达意怎么是风格的不同呢?这正是形似和神似的是非对错问题，而文章的作者却不了解，这也反映了当前评论界的水平，因此，重新发表《关于红与黑的论战》很有必要。

今年是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欧美各国的二战老兵大事庆祝，十几国的元首都亲自参加，却忘了在中国参战的战士。我在《追忆逝水年华》中提到过这些难忘的人，《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58页登了一张1944年欢送联大参军同学的照片，但是没有说明，现在这里补充一下。左起第一人是联大外文系彭国焘，曾任美国十四航空队翻译；第二人是我；第三人是航空系万绍祖，曾任空军领航，现已去世；第六人是经济系熊中煜，曾在美军史迪威将军炮兵司令部，现已去世；右起第二人是外文系万兆凤，曾任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翻译，现已去世。拍照片的人是电机系孙水明。曾在印缅远征军孙立人军部，现已去世。回想当年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为国效劳，不计生死：现在多已幽明隔绝，而当年的盟军却变成了今天的对手，反而结了疮疤忘了痛，和当年的敌国结成了同盟。正是国际风云只有利害冲突，没有永久的敌友。

联大同学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杨振宁，因为他是第一个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中国人。但是他说他最大的成就并不是得到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他不但是个科学家，而且文学水平也高。1999年5月22日，他在纽约州立大学退休。演说时引用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引用了联大教授朱自清的旧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并且把这四句诗译成有韵有调、合乎格律的英文，可以看出他古今中外的文学水平。

在他80岁时。清华大学为他在香格里那举行宴会。他在演说时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说：

“人生就像一出七幕戏，其第七幕即最后一幕是：

‘返回童年，返回茫然，

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

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十分幸运，今天不但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

我们几个联大同学参加了这次盛会，有梅校长的儿子祖彦，冯友兰的女儿宗璞，马约翰的儿子启伟，熊庆来的儿子秉明。振宁要秉明为他八十寿辰题词，写了几遍都不满意，熊夫人开玩笑说：不要写到九十还没写好，不料第二年，秉明、祖彦、启伟、宗璞的丈夫、振宁的夫人都先后去世了。

今年振宁落叶归根，定居清华，约了我和照君去他的新居。我看60年前的老同学见面不易，就约他来北京大学午餐，由我代表文学院，王传纶代表法学院(他和振宁在联大时都喜欢张景昭，后来张成了王夫人，不幸在文革中去世了)，朱光亚代表理学院，王希季(卫星回收总设计师)代表工学院，对他表示欢迎。他谈到我翻译的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说是如果拿到美国去讲，可以大受欢迎。我却说这两句诗对称，等于强相互作用下的宇称守恒；不对称的诗句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却等于弱相互作用，所以不守恒。我就这样把他打破的宇称守恒定律和我的翻译理论，乱点鸳鸯谱似地结合起来了。他问照君：“我得到灵感时，会不会突然叫起来。”照君告诉他说：“我有时半夜里坐起，打开电灯，把梦里想到的东西写下，生怕第二天忘记了。”也许就是这种入迷，才能得到与众不同的妙句吧。

振宁曾来北京大学讲过《美与物理学》。他说：“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1757—182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从他的讲演中可以看出：他把科学和艺术，真和美结合起来了。在我看来。科学的最高价值是真，社会的最高价值是善，艺术的最高价值是美。真和善都有客观需要，只有美并不依赖客观需要，而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表现，表现了人的自由，所以具有更高的人文价值。

西南联大培养了一代把科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人才。杨振宁认为，联大当时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一流大学，因为他在物理系念的场论比他后来在美国一流大学念的场论还更高深：我在外文系念的课程，后来从《吴宓日记》中得知，和哈佛大学使用的教材教法也都一样。加上当时梅校长的名言：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所以联大的大师云集，学风自由民主，全国学子精英闻风而来，于是穿的是‘‘脚踏实地”“空前绝后”的鞋袜(头通底落)，吃的是米沙混合的八宝饭，结果却成了振兴中华的建国人才。原因之一，联大不是“官本位”，而是以人才为本位。这点也许可以供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参考。

报载1988年75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在巴黎聚会，发表了一个声明说，21世纪的人类如果要过和平幸福的生活，应该到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因为孔子早就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之行，就是礼乐之治；天下为公，就是社会主义；选贤与能，就是民主政治；讲信修睦，就是和平共处。如果我们能够与时俱进，吸取孔子思想的精华，排除糟粕，重义轻利，培养好人。那就可以对世界文化作出重要的贡献。

2004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