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音乐社会学的名作，是一本社会学大师写音乐大师的奇书，本书洞察莫扎特介乎天才与小丑间的悲欣人生的同时，也深入了社会学大师埃利亚斯广阔的思想世界。

当社会学家碰到音乐家，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当犹太裔的社会学家倾听日耳曼音乐家的音乐，会是什么光景?

且来看看这本社会学大师写音乐大师的奇书：长寿却饱受流离之苦的埃利亚斯，用社会学来研究短寿却享尽身后盛名的莫扎特。

本书阐明了天才发生的内因和外因，是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的重要作品。

导读：埃利亚斯和他的莫扎特林

第一部分 对莫扎特的社会学考察

第一章 他放弃指望，让自己倒下

第二章 宫廷社会里的市民阶级音乐家

第三章 迈向“自由艺术家”之路的莫扎特

第四章 工匠艺术和艺术家艺术

第五章 人群中的艺术家

第六章 一位天才的发展过程

第七章 莫扎特的青年时代

——在两个社会世界之间摆荡

第二部分 是凡人，也是天才艺术家

 第八章 莫扎特的叛逆

——从萨尔茨堡到维也纳

第九章 彻底的解放

——莫扎特的婚姻大事

第三部分 附录

 附录一：计划书

——莫扎特的生活戏剧(关键字形式的大纲) 

 附录二：两则笔记

德文原书编者跋

中德译名对照

曼海姆于1929年底才因其杰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eund Utooia)，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的任命，出任社会学正教授，所以埃利亚斯认为跟定这个年轻的指导教授，未来的学术生涯应该也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海德堡的四五年间，一直到1929年底，他同时为阿尔弗雷德·韦伯与曼海姆所接纳，他同时获得韦伯遗孀的邀请，到韦伯家中参与学术讨论。在这个学术氛围中，埃利亚斯确立了自己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的人生志向。他受到两位大师的庇荫，而这是拥有强大的韦伯传统作为基础的，因为人们都说阿尔弗雷德·韦伯教授处在他伟大的哥哥的阴影之下。

1930年，当曼海姆到法兰克福任教时，埃利亚斯也到法兰克福大学担任曼海姆的研究助理。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刚萌芽，同为犹太后裔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与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等开创了“社会研究所”，但却从不与曼海姆往来。然而埃利亚斯夹在其中，却受双边垂顾，就像不久前在海德堡一样。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一面做助教，一面进行教授论文的准备工作，论文题目是“宫廷人”(Der hofische Mensch)。眼看着教授生涯在望，但好景不常，三年后的1933年，纳粹崛起。大难来时各自飞。曼海姆自身难保，一方面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另一方面他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派。这两种身份当然都是纳粹最讨厌的，所以曼海姆不得不步上流亡之途。这一棵年轻的大树在德国本土被拔除后，埃利亚斯等门徒顿失学术与生活的倚靠(同样，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等人也流亡他国)。1933年，埃利亚斯逃离德国，就像他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教授论文没做完，再念书太老，但去求职当教授，又显得太年轻。”结果，他在瑞士及法国求职的过程中四处碰壁：1935年后他又流亡到英国。其实最悲惨的，还不仅是学术生涯与职业前途被纳粹彻底粉碎，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最敬爱的两位亲人。当他逃到伦敦时，其实双亲也曾在1938年逃到当地与他相会，然而两位老人却完全放心不下家乡的产业，心想纳粹再怎么坏，也不至于坏到在对付德国本土的犹太人之后，还去对付波兰地区德语世界的犹太人，于是便天真地回到家乡，最后先后于1940至1941年间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

那是一个欧洲犹太人无所遁逃于天地间的时代，埃利亚斯在法国找不到出路，于是转往英国发展。一句英语都不会的他必须重新开始，为了学术与职业前途而苦练英文。在伦敦，曼海姆再也帮不上他的忙了。他虽比埃利亚斯较早逃到英国，但却自身难保。好斗成性的曼海姆在英国的社会学界里自我奋战，最后却在教育系而不是社会学系里找到正教授的职位，因此他对埃利亚斯也就没有再提供任何实质的帮助。事实上在英国求生存，也不需要教授论文，只要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同时有大学肯聘任，便可在学院里工作。然而可想而知，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一切百废待举，拥有人文社会学科专长者满街都是，而大学职位却是少得可怜，为了生存，埃利亚斯只得前往类似社区大学及训练中心等地方去谋职。

他到工党附设的成人教育中心任教，教授一些社会学课程，然后孜孜不倦地撰写一本又一本的重要著作。1954年，他才受到莱斯特(Leieester)大学社会学系聘任为讲师，这时他已经57岁了(某些他教过的学生早已名列教授之位)。随着其作品逐渐受重视，他变得小有名气。1962年，也就是他65岁时，终于获得教授的聘书，但却不是在欧洲，是非洲的加纳大学给了他两年的教授聘书。1964年，他自加纳返回欧洲，67岁的他甫回欧洲大陆，家乡已不再是德国，而是荷兰。在荷兰有许多欣赏他的学者，他受邀担任客座教授，最后德语世界也注意到他了，因此得以回到德国，在各大学中担任客座教授。1977年，他以80岁高龄，获得法兰克福颁赠的杰出学术研究奖——阿多诺(Adorno)奖(此奖座之设立乃为纪念前面提到的杰出犹太裔社会学家兼音乐家阿多诺)，这是为表扬有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所颁赠的奖励。一个当年被驱逐出德语区的犹太人，终于重回德国，受到积极的肯定。然而德国毕竟是伤心地，所以他于1984年选择了永久定居于阿姆斯特丹；1990年，他以93岁的高龄去世。

埃利亚斯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犹太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荷兰人?在他成名之后，年轻的德国社会学家访问他：“你一生经历过这么坎坷多变的生涯，到底还会不会自认为德国人呢?”显然，这些德国的学术后进满心期待埃利亚斯会自认为是德国社会学家，因为他的主要作品皆以德文写成，何况又直接师承韦伯兄弟与曼海姆的学术研究传统。但是长久身为边缘人(marginal man)的埃利亚斯回答得简洁有力。他说虽然他深受德国文化影响，但他是“在英国生活三十年的德国犹太人”。其实，他是一位类似世界公民的人，这是他的身份，也是他的角色，他不专属于哪个国家。一生的坎坷并未将他击倒，他著作等身，而且面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带着一定程度的乐观，令人不得不佩服其执著于学术研究的毅力与决心，还有那旺盛且持续不断的求生能力。不管多艰苦的环境，多寂寞而孤单的生活方式，都没有将他击倒。他以惊人的毅力与决心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横跨古典到当代的社会学思潮，最后卓然成家，自创一派。如今在荷兰、英国与德国等地，都有埃利亚斯学派的门徒在那里持续努力地进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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