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有关希望和治愈心灵的美丽书写。作者皮尔斯·莫尔·爱德在青春的顶峰遭遇了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为走出内心的抑郁，他选择了一种独特地方法：去寻找最美好的蜂蜜，在自然深处的甘甜芬芳中重获新生。他经历了一种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那些古老民族或部落数千年以来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次美食、探险和治愈心灵相结合的精神之旅。

作者皮尔斯·莫尔·爱德在青春的顶峰遭遇了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为走出内心的抑郁，他选择了一种独特地方法：去寻找最美好的蜂蜜，在自然深处的甘甜芬芳中重获新生。

莫尔·爱德的足迹遍布世界著名的养蜂地点，他品尝了黎巴嫩果仁蜜酥饼无与伦比的美味，见识了叙利亚陶土圆筒养蜂的神秘，目睹了尼泊尔的古让族人在峭壁上寻找野生蜂蜜时的勇敢，感受了斯里兰卡的维达族人在原始丛林中寻找蜂蜜时的智慧。他一次次与蜂蜜邂逅，一步步接受那最原始的生活。

这也是一次令人心痛的旅行。蜂蟹螨造成蜜蜂种群的大量死亡，现代工业发展使蜜蜂采集花蜜变得困难，古老的采蜜方式濒临绝迹，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已逐渐远离那最本真的生活。

《蜜蜂与尘土》同时也是作者康复身心、重新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一段历程，思考深邃，洞察力敏锐。

序言

意大利

中东

纽约

尼泊尔

斯里兰卡

印度

后记

2001年4月初的一天，我发现自己正坐在一列快散架的地区火车上，沿着托斯卡纳海岸向南行驶。当时我整个人都憔悴不堪，腹部还留着一条紫红色的长瘢痕。而且，我右眼的整形手术还没有完全成功——看起来就跟一个伤残的拳击手没什么差别。与事故前的我相比，我当时的身体只能算做它的一个残片。

琼无助地看着我不断恶化的身体，那眼神就像是一位渔妇眼睁睁看着自己丈夫的渔船在近海触礁一般：虽然极力想帮忙，但在自然法则的面前也只能束手无策。我们住在伦敦的时候，一天清早，琼正准备去付我们的食宿费，我告诉她我会不惜任何代价离开这个城市。当时她正站在门口摸索着钥匙，上班已然迟到了。她抬起头——冬日的一缕阳光斜斜地映在她脸上——看着我的眼睛，“你做个计划，”她温和地说，“这样我下班回来后你就可以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做了。”那天上午，我一动不动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似乎早已凝固成了一座毫无神采的雕像。电视上则一直在播放一档毫无意义的聊天节目。窗外，一只飞鸟正迎着东风奋力地拍打着翅膀。我试着把精力集中在阅读上，但很快就把它们丢到了一旁。我为自己冲了杯咖啡，却发现一点胃口都没有。最后，我穿上夹克衫，决定去格劳塞斯特街上散步。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悠了一个小时，潮湿的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最后，我在路边发现了一家网吧，便走进去查邮件。当时，我发现一个网页上登出了一则天然农场寻找志愿者的消息。我并不是有意寻找这方面的信息——而是偶然发现的，是来自网络上帝的一件礼物。我看到它的那一刻，就知道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工人们用一天的辛勤劳动换得一日三餐和住宿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种工作可以保证我生活在乡村腹地，吃有益健康的食物，而劳动可以在耗尽体力的同时让大脑得到休息。

当我和琼走出卡斯塔涅托·卡尔杜奇的乡村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这趟旅程充满了意料之外的停顿和延迟；一路上我们总是不时地从瞌睡中惊醒，生怕错过了车站。坐在火车站的长凳上，我们一边躲闪着路人的目光，一边分享着同一个冰淇淋甜筒。过了一会儿，一辆又脏又破的菲亚特客货车朝我们开了过来，开车的是一位大概六十五岁，连胡子都没刮的男子。他有着深栗色的皮肤，满头银发在脑后梳成了一束马尾。他的身体非常强壮，有着拳击手一样宽阔的肩膀和强壮的胸肌。当他拖着笨重的身子从车上跳下来时，我突然觉得我们一下子都变成了孩子。

“你好，你好。今天过得好吧。你们就是给我打电话的人，对吧?我叫冈特。”说着他向我伸出一只手，也许是为了向他证明我虚弱的外表丝毫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热情，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他猛地从牙缝里倒吸了一口气。“圣母啊!你们英国人和这英国式的握手。可我的手现在有点脆弱。”

我低下头，发现他的手被水疱损伤得非常严重。我马上向他道歉，表示我深深的歉意。

他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这是我的错。是烧伤。当时我应该早点去医院的，可那时候我太忙了。有只小鸡跑出来了，还有诸如修理燃料管道之类的事情要做。”

我们俩挤进客货车的后座，那儿简直像个雷区，到处都是些奇形怪状的东西：脏兮兮的蜂蜡球，长方形的木架，火柴盒和发臭的杯子。

“请原谅这儿有些脏。不过我实在是没时间清理它们。”

“你是德国人吗?”听了他的口音，我不禁问道。

“是的，瑞士籍的德国人，曾经是。但是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四十年了。”他吹了声奇怪的口哨，听上去就像鸟叫一样。“现在我就是全部。哈!不过，也许我还什么都不是呢?”

“那么你为什么来意大利?”

他摇下车窗，点着了一根没有过滤嘴的香烟。“好吧，你们可真是单刀直入啊，英国人。我喜欢这样。这也是我到这儿来的一部分原因——摆脱所有那些没用的东西。你知道，当时我厌倦了我过的生活。既厌倦又鄙视。当时我还年轻，在苏黎世做建筑设计师，是一家小公司的合伙人。我们建造一些富有新鲜感的东西，闪闪发光的，玻璃构造的东西，后来我却对它们感到十分厌烦。当时我刚刚结婚——而且我的妻子也非常渴望过一种冒险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决定在国内买块地，试着过一种更加亲近自然的生活。让所有事都回到它们最原始的状态。我现在住的地方原来是属于我哥哥的，当时他正想把这块地脱手，于是我就跟他说我买了。”

“这么做真勇敢。”琼说。

“是呀。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意识到这是多么的勇敢。也许，如果当时选择留下会显得更勇敢。待在那忍受那些狗屁一样的生活，直到我们攒下一些钱，那样会更加勇敢。然后我们就可以像其他人那样拿着钱舒舒服服地过我们的下半辈子了。哈!是啊，那么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新的国度，新的语言。我们刚来这儿的时候，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甚至没有条像样的路。我们来的时候正是深冬时节，地上都是雪，而房顶上全是汤盘那么大的洞。住在那儿就像住在一块该死的瑞士奶酪里一样。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镇上买盖房顶的油布。总得能挡风遮雨吧!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它就是不管用。这儿漏点儿，那儿漏点儿。像这样漏的地方太多会让任何一个男人感到无可奈何。最后，我们花掉一部分积蓄，买了一辆大篷车，一直住到我们攒够了钱修补好房顶为止。”讲完这段往事，他又吹了声口哨。“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那个屋顶修理工。他的名字很有趣。弗洛万蒂，我想是这个。是啊，那个该死的混蛋!多收了我两倍的价钱。他还以为我们是那些富得流油的外国人，没事来这儿做园丁呢。下回要是在晚上撞见他，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透过脏兮兮的车窗，可以看到很多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一棵扭曲的无花果树，一些金合欢树和几株接骨木。天色渐渐暗下来，一些亮光透过剥落的木质百叶窗透射进来。车子越向上行驶，道路就变得越来越窄，斜坡也越来越陡，我们就这样驶进了寂静的山林。

“你住在山上吗?”琼指着山顶问道。

“是啊，是啊。肯定不是住在山下。”从他说话的语气来看，这个问题一定问得很荒谬。“我们刚来的时候，山下的村庄还可以，但是现在，那个……什么公主今年夏天要来这儿度假，这个地方也变得面目全非了。”冈特摇了摇头。“人太多了，而且也太吵了。”

“公主?哪个公主?”我问道。

P015-018

千禧年前一年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夏天，我还在三藩市虚度时光。那一年，网络事业空前繁荣，许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赚到了大量的钱财，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股铜臭味，投机活动也开始渐渐萌芽。我所工作的那间咖啡店位于教会区，那儿以前是墨西哥移民居住的一片荒地。在那儿，卖墨西哥炸玉米卷的面包房随处可见，同时，这些面包房还出售一些叫做克里托和卡帕罕纳斯的传统酥皮点心。附近的居民还曾很自负地说，这儿的房租是全市最低廉的几处之一。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儿的一切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在一夜之间，网络公司便犹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每家公司都急需足够大的空间来布置他们那时髦的、装饰着篮球筐的办公室。店里的艺术家们都在谈论着，要赶在中产阶级像潮水一样侵占这儿之前搬到马林城或是波特兰去。虽然没人知道未来这儿究竟会变成什么样，但是人们却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从现在开始，这儿的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虽说如此，那个夏天的我，也还只是个正不断探索生活的年轻小伙子。早上，从七点开始，我便开始为那群从事网络工作的人们磨浓咖啡，当然，还有那些不肯把自己地盘上的咖啡店让渡给外来者的嬉皮士和涂鸦艺术家。到了晚上，我便开始探索整座城市，在披头士们的简陋小店聆听自称是杰克·凯鲁亚克的人唱歌；有时候，直到凌晨天边泛白的时候我才回到家里。在那以前，我从未感到如此放松。

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我偶尔会漫步穿过金门公园的尤加利树丛，来到大洋滩上散步。巨浪不停地冲击着海岸，为冲浪爱好者提供了一处游玩的场所，而看着他们在海浪上切割出一条条巨大的弧线，然后消失在巨浪之中，也不失为一种宁静的享受。

在海边我还遇到了个女孩。她叫琼。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穿着一件破烂的麂皮夹克，正滔滔不绝地为保护洪堡郡的老红杉树做演讲。当时，我觉得她就像是三藩市的女性化身，就在那天晚上，我意识到自己可能爱上她了。彼此的第一次对话过去六个小时后，我们就无可救药地相爱了。我们手牵着手，迈开大步走在午夜空旷的街道上，夏夜的一缕缕雾气低低地漂浮在电车线的下方，全世界仿佛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周末我们会去雷斯岬国家海岸公园旅行，倾听岸边那些被母亲抛弃的小海豹的哀鸣。过不多久，当饥饿令它们无法忍受的时候，这些小海豹就会鼓足勇气，生平第一次跳入冬天的太平洋。在那儿，凶猛的大白鲨正等待着它们。

一天早上，我五点半离开家去上班。那天是星期一，也就意味着咖啡店里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张又一张疲倦的面孔漠然地点着他们各自喜爱的咖啡。之前的那个周末，我过得简直太疯狂了。贝克在公园里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我们和一万人一起在阳光下尽情舞动，疯狂地释放着自身的活力。我想，这样的周末，人一生中也许就只有那么一两个吧。

我在嬉皮街街口蹬上自行车，早晨阴冷的空气一下子令我睡意全无。街上静得出奇，连个人影都看不见。远处的地平线上已经能够看到太阳那温热的光晕——就像根正在受热的灯丝。我想，大概再过十多分钟，笼罩在街上的阴影就会退回到屋檐下，清晨第一缕温暖的阳光就会擦亮所有的窗户。

嬉皮街建在一条又长又陡的山坡上，和圣安地列斯断层那波澜起伏的山脊相比，它只是其间的一股细浪。要骑车冲下这条街，你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刹闸，否则速度就会变得难以控制——柏油路像过山车轨道一样向前方伸展开去——而其余的工作，就全靠地球引力来完成了。日复一日，我都会戴着头盔，飞一般地冲下这条直道。整个过程中，我的注意力都能保持绝对的集中，为此我一直感到很自豪。我甚至会时不时地扫一眼路边汽车的后视镜，以防有人没看清车后的路况就打开车门。很多骑自行车的人都是那样被伤到的。  那天早上，我没带头盔。因为前一天，为了能准时赶上音乐会，我把它忘在了家里。或者，也许是我并没能像往常那样集中注意力。我的生命之路好像达到了它的顶点，那最高点让我感到眩晕。我脑中只想着即将开始的一天，新鲜的空气吹得我有点想流泪。自行车车轮也在嘤嘤地唱着歌。

当那辆白色卡车猛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的时速一定超过了四十公里。在那一分钟之前，我还是个正赶着上班的二十五岁小伙子，而在那之后，我却撞在了那辆轻型卡车的镀铬散热器格栅上，然后脸朝地在柏油路上蹭出了大约三十码的距离。我所能记起的，只有舌头上那股金属的味道。

现在每次我回想起那次事故，我总是努力去回避那个时刻，那个非常时刻——当那辆快速行驶的汽车从身体左侧进入我的视线的那一刻。想要抓住它很不容易，就像是用一台老式摄像机去抓拍某个重要的线索那样困难。但有些时候，我又的确能回想起来。我看到那一幕，犹如凝固了一般静止在那里；我沉浸于那个画面之中，给自己以喘息的时间，仿佛它是在一缕阳光下旋转的硬币，一枚关系到我生命中最重要决定的硬币。

至少好莱坞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一旦我们身处险境，甚至有性命之忧，却无力扭转乾坤的时候，这种慢动作确实存在。画面的放映速度放慢，整个世界就像一部经过特殊处理的卡通片一样向前缓缓推进。

当我完全意识到转弯已经来不及了，这次我真的躲不过去了的时候，我的胃里泛起一阵恶心。紧接着，时间滑过那最后一个片断，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被压缩在一起。整个世界，一瞬间都被压在了一起。

一个流浪汉把我拉到了路边——我只记得这些。“那个狗娘养的，”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尖叫道，“上帝啊，我看到他停下来，围着你转了一圈，他确实这么做了，然后就开车跑了。那个婊子养的。嘿，别动，兄弟，我了解。”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急救车顶灯那刺眼的灯光，听到人们用对讲机讲话和机器刺耳的声音。我不知道那是白天还是黑夜，也忘了自己的名字，只知道我在陷入昏迷之前，像念咒语一样不停地重复着琼的电话号码。

第一次苏醒过来的时候，我无比惊讶地看着自己。我当时看上去根本不像个人，而更像是一台机器：浑身上下缠满了各种管子，它们连接着那些忽明忽灭的灯。我只能靠不断从针管中静静流入手臂的液体来维持生命。琼红肿着双眼坐在我的床前，正是她的注视，在一刹那间，让我认识到我的情况非常不妙。然而，即便是意识到自己严酷的处境，我却没有感到一丝恐慌。实际上，我的脑中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东西想要掩饰，没有任何画面，也没有任何抵触情绪。我好像已经超越了恐惧，达到了一种冷静、虚空的状态。那种得到解放的感觉真的很奇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痛苦主要来源于那些来探望我的人的表情。虽然我的情况很糟，而且整日都漂浮在各种药剂汇集而成的密云上，我依然知道周围正发生着什么。但是我父母刚在三藩市机场下飞机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件怪事，却像一把铡刀，差点切碎了我。据我观察，这件事在他们脸上留下了它特有的伤疤——或许那正如在他们眼中我身上的伤疤一样吧。

琼在机场航站接机的时候，意识到她并不知道我父母的模样，于是就让一个机场服务人员给他们带个口讯，和他们商定了一个约会地点。然而，当那位女服务员最终找到那两位急于下飞机的英国乘客时，她却告诉他们我已于当天早晨死在医院的病床上了。他死得很安详，她解释说。意思是我并没有受折磨。

我的父母对她所说的话深信不疑，所以在穿过行李大厅的那二十分钟里，他们一直都在忍受着痛苦。

错误发生的原因至今也没能弄清楚。只有那么一次，我和琼鼓起勇气谈了一下这件事。真不知道那个奇怪而又令人不快的约会地点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根据琼的第一印象，当我那憔悴的双亲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时候，他们都直直地盯着远方，眼中满是疯狂的神色。

当然了，琼赶忙对我父母说，刚刚几个小时之前，她还见过我，这中间一定产生了某种可怕的误会。但怎么会产生这种误会!那些话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人声鼎沸的到站休息室里，他们三个人噩梦缠身般地在那儿发呆了好一阵子。之后，当他们从这种情绪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再去生气、报复或者去后悔了。于是，他们像逆水而上的游泳者那样，拼尽全身的力气，匆匆逃离了机场。

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起初，我在三藩市逗留了好几周：每隔三分钟注射一次吗啡，一些熟悉的面孔像潮水一样来了又走。接着，度过一段很不舒服的旅行后，我又来到英国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物理治疗和一系列的整容手术。渐渐地，我习惯了医生诊所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护士们古板僵硬的工作服和氖光灯那柔和的光。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我开始不停地问我自己，接下来我该怎么做?以我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做的事还有意义吗?难道我真的可以就像穿一双烂鞋一样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吗?

对我来讲，照镜子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回到三藩市以后，他们便用报纸把我病房内所有能反光的东西通通遮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因为看到自己的脸而感到震惊了。但我的梦里却充斥着这些灰色的报纸。

后来，我像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拒绝了其他女神的追求，因为他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为了拥抱自己的倒影溺水而死——译注)般在水盆里瞥了一眼自己的倒影。虽然我所看到的景象让我感到惊骇，不过有意思的是，面对自己残缺的面容，我竟然萌生了一种疏离感，仿佛自己就是女巫魔法的受害者，而真正的我则隐匿在这躯壳之下的某个地方。我的个人观念仿佛更多地存在于体内的细胞核里而不是外表。细胞核是不变的，即使围绕它的身体组织已经在堑壕战中被蹂躏得残破不堪。

当然了，其他人并没有领悟到这层深意。还记得当时我看着朋友们微笑着走进病房，观察他们脸上惊现出那种不敢相信的表情，看着泪水背叛他们的心意夺眶而出。孩子们的表现是最糟的：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皱着眉毛或是冲我指指点点，虽然这都只是些没有恶意的手势，但它们却像切生鱼片的利刃般伤害了我。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撞你的家伙，让他也尝尝这滋味，”我的朋友们站在床边注视着我的时候，他们中不止一个人曾这样喃喃自语，“你难道不想好好地揍那个还苟活在世上的狗屎一顿?”

我非常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问。他们所表现出的愤怒令我感动——如果这样的情感可以称做愤怒的话——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认同这种想法。即使肇事司机留下来承担罪责，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那只可能将第二条生命劈成两半。

囚犯，战争时期的也好，和平时期的也好，都要试着学会生活在梦境中。对于俘虏来说，想象中的生活拥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而且它会是一股支撑他们忍受下去的强大力量。一些关于杂技团动物的研究表明——这些动物，就我们所知，和人类不同，并不具有像人类这样幻想的习性——囚禁时间过长会引发很多消极的心理反应，表现出过度的攻击性、冷漠，甚至会自残。而那些天性自由生物的遭遇则最为凄惨：昔日每天能飞行五百多公里的鸟儿如今却被禁锢在鸟笼中。

我觉得自己就像只杂技团里的动物。每天下午人们都会来看我，喂我一些吃的，设法刺激我做出一些反应。看着他们满心无助地离开，我觉得自己就像只关在狭小混凝土围栏里的白熊猫。

反常的是，当我适应了自身现状以后，我的内心很快萌生出一股强烈的情感。那种感觉就像是走了天大的好运。几乎不费什么力气，这件事的结局就可以变得截然不同。那就是我差点被直接撞死，或是大脑严重受损，或是下半身完全瘫痪。但我现在的状况却要好得多。

在这种想法的推动下，我觉得我可以找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从生活中汲取活力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日复一日蹲在郊区阴暗小房间里朝九晚五的生活不再适合我。与我现在的任务相比，它简直毫无价值可言；而我现在要追求的最高目标，便是真正去过一种阅历丰富的生活。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些想法很天真，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很普遍的雄心——可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正是这些想法为我填平了那道深渊。我所跌落的悬崖确实相当陡峭，我需要这些精心打造出的梦想帮我找到勇气，再次爬上山顶。

随后我又想起了很多事情。昔日荒废的友情，那些令人欢快的回忆……就像一颗巨大的鹅卵石突然在我的头脑中进溅开来，把所有事都搅得一团糟。直到水面渐趋平静，我才发现哪些事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内心最为珍视的又是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两个老朋友一起去爬约塞米蒂大瀑布。那真是一次美好而又清晰的记忆，散发着松脂和篝火的香气。我们站在山顶，感觉大瀑布好似汇聚了全世界所有的力量般俯冲下去，飞溅出一道道瑰丽的彩虹。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澳大利亚西北部一处名叫地狱之门的礁石那儿冲浪。那天风轻轻地向海上吹着，只有我们两个人，而这些峭立的石壁从大海中拔地而起，就像是某个仁爱的神赐予我们的礼物一样。

切身的体验，和谐的韵律，优美的诗歌。我们说了谎；之前的誓言也被轻易地打碎。那个圣诞节的早晨因为下过雪而变得十分明朗，而我却迟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学校。

要寻找这些记忆的碎片就如同在灰烬中寻找珍宝般艰难，但对于几个月来都挣扎在绝望边缘的我来讲，它们却如同无价之宝般珍贵。那些往日的记忆成为标尺，唯有通过它的衡量，才能了解我生命中究竟有哪些东西具有真正的价值。

我渴望能够再度旅行。对于像我这样被放逐到这小小的都市孤岛上的苦命人来讲，广袤世界那模糊的影像有着它超乎寻常的吸引力。虽然我知道伦敦也是个巨大而又让人兴奋的城市，但每次当我出门看医生，一瘸一拐走在她那破旧脏乱的街道上的时候，一种无法忍受的、强烈的窒息感不断地困扰着我。

最后，我努力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咬紧牙关往身上涂抹各种药膏和洗液；费力地拄着手杖，迈着蹒跚的步子踽踽而行。我还练习了瑜伽来平复内心，让我赢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人们都赞扬我的毅力，同时也为我的康复速度而感到高兴。我尽我所能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的内心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破碎不堪。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默默地压抑着自己。当我的骨骼开始逐渐愈合的时候，我的情绪却变得抑郁起来。这并不是那种由于忍受折磨、短时间的忧郁，或是大面积外伤所带来的——虽然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些能让人信服的借口——但它却能将我体内每项正常的功能搅得一团糟。当抑郁来袭，我意识到它既不会自行消散，也不会像微风吹送下的云彩那样静静地漂走，终于，在一天夜里，我坐在我父母公寓的台阶上放声大哭，仿佛全人类的苦难都由我一人承受似的。

谁知道这种痛苦是从哪来的呢?我不禁残忍地猜测，是不是头部那次猛烈的撞击在某个方面改变了我大脑的化学成分?我猜想也许是大脑中的某个瓣膜被扭断了，剥离了它原来的位置，掉落到更深处的某个神经凹槽里去了。基于我想把这种痛苦描绘得更加有理有据，这个类比也就不显得那么不合逻辑了。理性思维也是我所丧失的能力之一。

时间一周一周地流逝，而我几乎没离开过这间房子。我和琼在格劳塞斯特街对面租了一间公寓——洒满落叶的小街旁一处不大却很安静的公寓。很快，那儿就成了我的天堂，而我则对出门感到害怕。但总有些时候我别无选择，不得不走出来再和这世界打交道。我不得不出门购买食品，去银行办事，去邮寄信件。这些穿行于尘世间的简短旅行让我感觉就像是走在刀尖上那么痛苦。只是这个比喻在开头的部分有些不恰当，因为对于肢体疼痛来讲，只要我们知道它的来源，我们就能确定疼痛的位置；而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尤其是对于陌生人来讲，是无形的，没有外在形象的。

人们曾告诉我，在那长达几个月的凄惨日子里，我看上去一直很正常。但，我对于自己，却是个陌生人。

我惊讶于我们竟然对身边的过客一无所知。比如说那边那个读报纸的男士，或者是那个弓着腰站在高尔夫伞下的女士——他们此刻的心境又是怎样的呢?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痛苦地想：他们在某方面会不会刚好和我一样，正忍受着抑郁的煎熬?

我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任何人。相反，我着魔般地阅读了大量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章，希望借此来澄清我的疑问，认清我的敌人究竟是谁，要用什么武器来对付它。

但很快我就知道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事情的真相是：我们对抑郁的了解也不过是公元前400年左右希波克拉底的观点。他认为，精神失常是由于人体内四种液体失衡所造成的：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而抑郁大概是由于黑胆汁过量造成的，希腊语把这称做：melan chole，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忧郁症。

拒绝接受科学对我的现状做出的判断，我转而向我内心最深处的意愿求助。我需要到某个安静的地方找回我的体力。那儿没有汽车或者信用卡，最好那儿不会经常下雨。如果那里还没有电脑、微波炉、健身器材或者手机的话就更好了。我需要过一种纯感官的生活，非常传统的，自食其力的生活。我非常渴望体验那种绝对的安静，能够在没有背景声的环境下入睡：远方夜空中747客机发动机燃油时发出的轰鸣声。

如果我能够找到这样的地方，每天全身心地投入到体力劳动中，我觉得我会重新学会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

“有容乃大——这是世界的特殊品格。尽管在我们能看见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一起，演绎着各自的奋斗与人生，但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世界藏有它浩瀚的虚空，”他说，“告诉你，到了地球上最后一寸土地也成为人类的居所时，我们就不得不去占据其他星球。也许是金星也许是土星，我们或许不会有选择的余地。但无论如何，人类应该给自己留出一片宁静的栖息地来——毕竟，人类需要保有一片纯净的空间来放牧自己的心灵。”

——多丽斯·莱辛《回家》

旅行结束后，我翻开自己的笔记本，发现琐碎的记录中贯穿着两条清晰的线索，这是促使我写成《蜂蜜与尘土》一书的重要原因。

一条线索是自己这段时间里所承受的沮丧心情——维吉尼亚·伍尔芙把这比做是“内心深处汹涌着的疼痛”。它几乎要将我人生大厦的脚手架彻底摧毁，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再次定义自己的位置。因此，我离开城市去美丽的自然寻找人生的真谛，我要在自然深处的甘甜芬芳中重获新生。

旅途中我渐渐领悟到一个道理：物质对于人生来说只不过是一具作茧自缚式的躯壳。一路上，随着对那些原始部落生活方式以及精神信仰的发现和了解，我对这一点的体会也越来越深刻，坐在漂亮玻璃窗后面的现代人的生活，现在只能让我深感失望。如今地球上的处女地已经非常稀少，它们孤单地散落在大地的各个角落，在那里蜜蜂轻声哼着最美妙的音乐，可远在他处的我们却无缘聆听，也无缘接近那最原始本真的自然。

心理学家科比·法莱尔曾在他的著作《受创的文化》中写道：

“灾难不仅伤害我们的身体，更改变了我们的心灵。在回首痛苦经历并试图克服内心不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事实，也许会情不自禁地重新体验当时的感受，更也许是逃避一切，对当时的事实采取否认态度。”

我希望我的这本小书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真相。如果说我也曾努力征服内心的阴郁，那么我为此而做的就是在旅途中释放压抑的情感——我在群山中漫步，一次又一次地品尝蜂蜜的甘甜，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呼吸的宁静，并且有幸结交了那么多为自己的理想而奔走的人。

我也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虑：我们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了?对这种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并不想陷入无谓的讨论和说教中。我常常扪心自问，为何意志如此消沉?人和自然之间的隔阂恐怕是一个原因吧。当然，我并不是打算和20世纪决绝，去复归刀耕火种的年代——谁都不会对今天如此方便舒适的生活没有丝毫留恋。

已经有人在重建如今的生活方式，慢食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参与者提倡细嚼陧咽的饮食过程，主张耐心进餐，细心体验食物的味道，并把那看做是极大的享受。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慢食运动，类似的现象还有近年来农贸市场的重新受宠和有机农业的迅速发展，再比如这几年在民间兴起了反全球化运动——人们纷纷表示反对消费至上主义，呼吁社会对“增长”和“发展”重新定义。

至于蜂蜜，我想我还会继续寻找它们，我要去品尝每一处蜂蜜不同的芳香。我会一如既往地探索关于蜂蜜的传奇，蜂蜜不仅是蜂蜜，它蕴涵着有关历史和地理的秘密，它的背后有无数动人的故事，等着我去聆听。如果运气好，条件也允许的话，我还想去寻找蝴蝶蜜，我要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无拘无束的想象带我上路，就像在喜马拉雅山牧场上的行走一般自由自在。

也许有朝一日我会重新拜访一路上结识的那些朋友：哈马市市长，他用红泥巴陶罐装蜂蜜；哈比，那家伙为了得到更纯的蜂蜜亲自给他的高山大麻授粉；叙利亚的纳格布，我记得他总带着一只黏土罐子，在我心目中他可是个真正的绅士；还有尼泊尔的蜂蜜猎人拿克考以及斯里兰卡原始密林中的阿鲁纳和那些维达人。  在不久的将来，我也许会拥有一个自己的蜂房，我还要在旁边为蜜蜂们开辟一个漂亮的花园。我要在花园里种上紫菀、香柠檬、琉璃苣、秋麒麟和熏衣草；我会在罐子里盛满蜂蜜，把它们送给朋友——那恐怕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吧。我仍记得当年的冈特，他站在托斯卡纳的山坡上，满意地端详着手里的蜂蜜罐儿，他种下的那些小树已经长大，在他身后摇曳成一片绿林……大概我会拥有和他一样的幸福。

一个男人通过寻找世界上最完美的蜂蜜来拯救他的心智，这个故事难以想象、打动人心。——《每日邮报》

这是一次有关希望和治愈心灵的美丽书写。对于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它还是一次有益的记录。当你看到那些古老民族或部落数千年以来的生活方式走到了终点，你会不禁潸然泪下。——《时代》周刊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的每一天都少有探险和传奇。让皮尔斯·莫尔·爱德的《蜂蜜与尘土》告诉我们如何优雅地逃离都市，在美丽的大自然中寻找人生的真谛。——《星期天邮报》

莫尔·爱德是一个天才的写作者……他对风光、希望、人群和食物是如此地敏锐。——《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