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有一种痛楚和一种彻底的屈从,我们只有通过凯尔泰斯的眼睛才可以看到。我永远感激他——诚心而论,与其说是感激他,不如说是感激他的作品《笔录》——使我在一个历险的、恐怖的瞬间突然意识到一种屈辱,意识到自己是在哪里。或者说:自己到底是在哪里。从小说的“素材”和小说的结构来看,《英国旗》是《惨败》以及《为一个未出世孩子的哭祷》的继续……可以这么说,《英国旗》含括了凯尔泰斯写作技巧的最典型、最基本的特征因素。在小说《寻踪者》中,作者借用卡夫卡式的文学手段处理了一个十分沉重的主题……然而对人或物的处理上,所表达出的并不是卡夫卡式的困惑,而是一种悲剧性的解脱。
本书的阅读是一次孤独的、震人心魄的心灵历险。从一开始我们就被“英国旗”这个悬念紧紧地抓住,跟着主人公经历了一次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心灵历险。我们和主人公一起在发放“肉票”的时代吃了“不用肉票就能吃到的牛排”,作为一个弱小个体对社会的、脆弱无力的象征性反抗;我们和主人公一起参加了那个时代日复一日、充斥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学习,一起目睹了一个革命者被革命者专政的困惑一幕;我们和主人公一起做了被临时假释的铁栏外的囚徒,忍受着那些疯狗一样歇斯底里的狂吠;我们和主人公一起聆听了那场动人心魄的歌剧《武神颂》,在歌剧院包厢的红色帘幕后偷享着“非法的自由”……我们和主人公一起望见了那面裹在一辆吉普车车头的“英国旗”。
英国旗
“……我们的前面是雾,后面是雾,脚下是一个沉陷的国家。”
——巴比契·米哈伊
几天前——也许是几个月前——有一群朋友极力鼓动我将这个“英国旗”的故事讲出来。假若我几经思忖,最终还是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话,那就必须要提一下那本曾使我第一次对“英国旗”萌发感受的读物,可以这样形容:那种感受是一种令人啮齿的惊叹。我要讲述一下我当时读过的书籍,以及我读书时所怀揣的激情,我要讲述一下自己摄取养分的源泉以及取决于什么样的偶然性——这就如同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随着光阴的流逝,我们最终还是了解了我们自己的命运,不管我们所了解的是命运的既定结局,还是命运的无可理喻;我必须要讲述一下这种激情究竟是在何时爆发,最终又导向了何处。总而言之,这几乎需要我讲述自己的整个一生。因此,要想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几乎不大可能,这不仅由于需要有充足的时间,还由于自己对许多事物了解的匮乏。因为,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仅仅凭着自己所拥有的、尚且迷惑的体验,就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生活,就认为自己看透了这个对他来说——而且特别是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生活旅程,就认为自己了解了生命的过程与出路。因此,要讲述这个“英国旗”的故事,我最好还是从理查德·瓦格纳开始。从理查德·瓦格纳到“英国旗”,虽然有着一条贯穿始终、微妙而确凿的主线,但是,要讲述理查德·瓦格纳这个人,则先要从编辑部讲起。今天,那个编辑部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不仅是编辑部不存在了,就连编辑部所在的那幢房子也早已踪迹全无。曾几何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准确地说,是在战后的三年里),当时的那个编辑部,对我来说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晦暗的走廊,积尘的角落,呛人的烟瘴,赤裸的灯泡照射着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总响着电话声、叫喊声和急促恼人的打字机声,并被某种短暂的兴奋、持久的焦虑、变幻无端的氛围,以及那种从各个角落渗出并迅速笼罩住一切的死气沉沉的恐惧灌得满满的。那时候,我总要痛苦地在一个相当早的时刻——每天清晨七点整——到那个现在早已不复存在了的编辑部去上班。当时,我究竟怀了怎样的希望?——在那个极力鼓动我将“英国旗”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朋友群中,我坦白地大声提出了这个已经深思很久了的问题。我们由于幻觉的作用,所有的人都处于一种被动而坦诚的状态,于是,我将那个大约二十岁的年轻人认成了、或者说是感受成了“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真好像是在看一场电影。想必正是由于这种幻觉的作用,他——或者说是我——也仿佛是在电影中审视他自己(我自己)。另外,这个故事显然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能够被人讲出来,否则的话,它也会跟其他所有的故事一样变得无法表述,或者说根本就不曾发生过;即便有谁能够以某种方式将它讲出来,而那个被讲出来的故事恐怕也会恰恰跟那个真正想讲的故事相矛盾。我觉得,惟独这条生命——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的生命“可能用语言讲述出来”;也惟有这条生命,伴随着其紧张的神经以及所有痉挛的希望一起,漂泊在一个“可能用语言讲述出来”的层面上。这条生命,始终在殚精竭虑地为了生存而希望,而且总是与我今天所怀抱的希望以及我今天所能用语言做出的表述相冲突,总是接连不断地宣告惨败,总是接连不断地陷入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窘地,总是以“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无奈与想“用语言表述”的希望相较量(当然,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徒劳的)。不,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这种想“用语言表述”的希望恰恰导向了一个目的,就是要将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无奈(或者说要将其生命的本质)隐在朦胧之中,就是要将那条在黑暗中踯躅、在黑暗中摸索、并拖着黑暗之沉重的生命隐在朦胧之中。因为,这个年轻人(我)只有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我通过阅读、通过自我存在层面的表层肌肤接触世界,仿佛隔了一层防护衣。那个由于读书而被削弱、而被远离、甚至被摧毁了的世界,曾经是我的一个虽然虚假却可以独自为生的世界,甚至有时是我可以承受的世界。因此,对于那个编辑部来说,我最终失踪的那个瞬间,是一个可以预料的结局,因为……也可以这么说,我的失踪只是对那个社会而言——假若那个社会确实曾经存在过的话,或者说,假若那个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确是社会的话——对于那个社会来说,我失踪了。有时,我像一条被人暴打的狗一样“嘶嘶”哀吟;有时,我像一匹饥饿的土狼一样“哞哞”嗥叫;而对于那些饿疯了的丐帮来说,我永远是一堆可以被厮咬的食物;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失踪了,甚至险些丧掉了性命。但是,即便在我生活的低谷——至少在当时,在我尚未坠入后来的一次次越来越深、深不见底的低谷之前,我这样认为——即便在这个低谷里,仍然存在着“可以用语言表述的可能性”,就像是一架摄像机,就像是一个正在改拍的一部庸俗小说的摄影机镜头。但是,至于这部影片我都在哪儿拍过?片名到底叫什么?讲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都一概不知。现在,我早就不读那类无聊的闲书了,原因是有一回,当我翻看一本庸俗小说的时候,忽然捕捉到一个突如其来的闪念:我根本不在乎到底谁是小说里的杀人犯。在这个充满杀戮的世界里绞尽脑汁地琢磨“到底谁是杀人犯”,这不但使人困惑、使人恼火,而且还毫无意义,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杀人犯!然而,在四十多年前的当时,我根本未曾想过使用这种措辞来表述,也未曾透视到自己四十年前所怀揣的希望的现实价值。其实,那是一个事实,是许许多多虽然简单之极但显然又不是最无关紧要的诸多事实中的一个,我不仅曾在那个环境中生存过,并且必须要生存下去(因为,我想活着)。在我看来,故事中这个嗜好历险的男主人公——大概是一位私人侦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每当他准备投入一次需要冒生命危险的行动之前,总要用一小杯威士忌、一个女人或者用其他的什么来“犒劳一下自己”。有的时候,他则钻进汽车,冲上国家公路,一阵盲无目标、狂不可遏的疾驰也能够使他满足。这部侦探小说教给了我一个道理,在持久的煎熬之中偶然会有短暂的间歇,在那一刻,人们需要瞬间的愉悦: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胆量像现在这样表述,即便有过,至多也是作为一种罪恶来表述的。在那段时间里,编辑部里弥漫着死亡的威胁,更确切地讲:那是一种要命的无聊,这种无聊也不亚于致命的危险,每天的无聊都是新的,而每天的无聊有时又同出一辙。在那段时间里,经过短暂的、毫无原由的间歇之后,又会继续发放一些主要用于肉食品定量供应的“副食品券”。然而,这些“票券”——尤其是“肉票”——的发放简直就是多余的,因为,投入市场的肉食品数量远远少于所发放的“肉票”数量。当时,在编辑部隔壁新开了、也许是重新开了一家与“卡尔文百货商店”同名的餐馆——“卡尔文饭店”(由于这家店的主人是外国人,所以那里的经营也自由些:因为这家店归属于占领者所有),这里不但可以买到肉,甚至可以不用“肉票”就买到,不过,这里的肉价要比市场价高一倍(或者说,假如其他地方也供应肉食品的话,这里的肉价要比其他地方贵一倍)。那时,我一旦预感到在编辑部里又有某种“无聊之极的致命危险”正在窥伺着我——人们通常体面地称之为“开会”——我就会提前“犒劳一下自己”,去“卡尔文饭店”吃一块炸肉排(我经常将提前领取的下月薪水也透支出去,这就跟工资预支制度一样,也变成了一种“制度”。但是,显然由于某种健忘症,即便在其他所有的“制度”都早已然失效之后,而这个“制度”却还会继续生效)。无论我将面对多少、无论我要面对何种“无聊之极的致命危险”,我都会有意识地先“犒劳一下自己”,可以这么说,这是我的一种准备,一个秘诀,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意识。而这种自由意识,潜藏在我不用“肉票”就可以买到的炸肉排里,潜藏在我每个月预领的工资里,除了我,没有人可以知道它;顶多是那个跑堂,但是他知道的也只是——我吃的炸肉排;顶多是那个收款员,但是她知道的也只是——我预支的工资。就这样,这种“犒劳”帮我超脱了那一天所有的卑贱、羞耻与侮辱。在那个时期的每一日每一天,每一个从日出到日落的日子,都变成了一种从日出到日落的、颇具手段的“可耻行径”。 P3-6
他为人类的堕落作证
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然而今天,就连谎言也不再真实了。
——凯尔泰斯·伊姆莱
一谁是凯尔泰斯
2002年10月10日13点01分,这是一个可以说让全世界“惊喜交加”的时刻: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名叫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eszlmre)的匈牙利作家,以表彰他以自己极具个性的文学创作,揭示了人类恐怖的堕落与沉沦,通过他的作品“以个体的脆弱体验对抗历史的野蛮强权”。
就在这一刻,几乎全世界人都在相互询问:谁是凯尔泰斯?
谁是凯尔泰斯?即便在匈牙利,人们也都兴奋奔走相问这个让他们感到陌生和骄傲的名字。
我对凯尔泰斯其人的“侦探”,也是从这个本来不该是问题的问题开始的。最后,我几经打探,终于找到了作家留在布达佩斯二区的空巢。这是一栋再普通不过的五层板楼,楼里的邻居说:作家大部分时间客居德国,只偶尔回来。他们知道的凯尔泰斯,是一位深居简出、和蔼平易的作家,但是至于他写过什么,恐怕谁也没有读过。但是,凯尔泰斯获奖的消息确实使这个居民楼变了个样。人们还不知道作家何时回国,传达室里等着请作家签字的书就已堆成了小山;寻踪问迹的记者更是络绎不绝;楼里的家家门口、楼道走廊上都摆满了鲜花,期盼作家的归来。
在继之而来的几个月里,电视里、报纸上、杂志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作家那副对人们来说陌生、却温暖得可以把世界融化的笑脸,可以看到那双像翅膀一样张开的、拥抱整个世界的手臂;到处听到的是人们谈论他的幸运和对他“一夜成名”的惊叹与嫉妒。作家笑言:“我必须要站在媒体宣传和记者群中。成功也要付出代价的。”
对这位曾从纳粹集中营中侥幸逃生、曾在独裁主义的樊笼里挣扎了四十年的老人来讲,对这位多年来遭社会放逐、遭政治放逐、遭文化放逐、遭自己放逐的孤独者来讲,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一把重锤,突然将他身上的硬壳击得粉碎!突然将他从那座黑暗无形的、只为他建造的“巴士底监狱”中解放了出来!突然将一个在子宫里躲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从未诞生、却已经衰老了的孩子娩出!
“诺贝尔奖非常美好,”凯尔泰斯对记者说,“但是最美好的,是将我包绕的爱。来自朋友、熟人和陌生者的祝贺。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当我走在街上,也有人向我致意。这种博大的情感,将我感动了,这简直太美妙了。”
但是,不要忘了,这位七十二岁老人度过的,是七十二个寂寞的三百六十五夜;在这位耄耋之年的“幸运儿”背后,难道仅仅是人们看到的幸运吗?
或许,我知道了凯尔泰斯的面孔,但是,凯尔泰斯究竟是谁呢?
二 他对自己也感到陌生
凯尔泰斯于1929年11月9日出生布达佩斯的一个不信教的普通犹太家庭,他和所有的犹太人一样,自从出世那一刻起,就熏染了犹太民族独有的沮丧和代代相传的苦痛,铭刻下了不幸命运的历史烙印。
作家回忆说:“我的祖父母虽还依照旧俗,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点燃安息日蜡烛,但他们的名字已经匈牙利化了。对他们来说,很自然地将犹太传统视为宗教,将匈牙利视为祖国。我的外祖父母死于大屠杀;祖父母的生活则被拉科希式的共产主义所摧毁,犹太人被迫迁居到匈牙利北部边境地区。我觉得,这一简短的家史浓缩了、象征了这个国家痛苦不堪的近代历史。这一切教给我,祭奠中不仅有苦痛,也掩藏着别样的道德。” 父母早年的离异为凯尔泰斯的少年时代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阴影,使他成为同龄人中早熟的孩子。1944年夏天,命运将年仅14岁的凯尔泰斯投入了德国纳粹设在波兰境内臭名昭著的奥斯维兹集中营,之后又被转到了德国境内的布亨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苏军解放。从集中营出来,他没有像许多同胞那样选择去发达的西方,而是怀着一腔热血回到了创痕累累的祖国。
1948年凯尔泰斯中学毕业,先后以记者身份在《光明》报社和《布达佩斯晚报》报社工作了两年。开始了他最初的文字生涯——“一段幼稚无知的表述阶段”。
1951年至1953年,凯尔泰斯曾当过两年工人,同时担任工业部新闻处的“外围记者”。之后以“自由撰稿人”和“文学翻译”艰难为生。他先后翻译了大量的德语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他的思想受到了尼采、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弗洛依德、霍夫曼斯蒂尔、施尼茨勒等人的深刻影响,对个体与社会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同时,也正式由于他在翻译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受到了德语文学界的关注,而凯尔泰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晦涩难懂的作品,也正是通过德国出版界的赏识和力荐,才能幸运地戴上这顶至高无上的文学桂冠,而在匈牙利,在作家自己的家乡,他的名字却极少有人知晓。
1975年,经过近十年的挫折,他的处女作《命运无常》才得以出版。正是这部自传性作品,使他开始孤独的思想跋涉,并在二十七年后将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至今让全世界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镌刻到了世界文学史的丰碑上。
这便是我们通过媒体手段了解到的“编年史上的凯尔泰斯”。然而,当凯尔泰斯本人站在诺贝尔奖颁奖台上时,却坦白道出了另一个更接近“真实自己”的自己:“自从我登上飞机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取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起,我就很不习惯地感觉到,有双漠然观察者的锐利目光尾随着我;在这盛典时分,当我突然变成公共视线的焦点,我却感觉自己与那位冷静的观察者更为贴近,而不是这位一夜之间拥有了全球读者的获奖作家。”
的确,在我伏案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之前,我对他的了解也只是局限于那个“喜形于色的获奖作家”,而那个尾随在获奖的凯尔泰斯背后不动情感地进行观察的凯尔泰斯,对我来说仍是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