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新的千年伊始，回顾这一非同寻常的变化，是非常值得的。本书记述的就是一个外国家族成员对中国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新的千年伊始，回顾这一非同寻常的变化，是非常值得的。本书记述的就是一个外国家族成员对中国这一段历史的见证。本书多数内容是根据作者的母亲和父亲及其亲戚的回忆写成。

中译本前言／1

前言／1

人物表／1

汉字注音说明／1

导言／1

第一章 1834年驶向中国／4

第二章 缅甸国王游艇的船长／21

第三章 马尾港的货船勘查员／36

第四章 我的日本外祖母／50

第五章 1906年的殖民地生活／67

第六章 北京舞会和1911年革命／84

第七章 我的德国祖父／104

第八章 福州殖民地的婚姻风格／120

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上海／132

第十章 古老河南的邮政专员宅邸／148

第十一章 帝国走向湮没的1927年／165

第十二章 重奏：中国不留外国人的尸骨／183

译后记 ／207

1919年8月，我们离开上海，乘坐日本的“鹿岛号”邮轮驶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这是父亲自1906年来到中国后的第一次休假。父亲本可以在1914年回到家乡，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延误。那时，经加拿大去英国可能与更便捷的线路——经苏伊士运河去英国一样快，但是，父亲选择了这条路。其中另有缘由：他想最终在英联邦的自治领地加拿大定居。在英国，我们和祖父母一起住在海滨韦斯顿房子里，骑摩托车和轻快的双轮马车到处旅行，拜访众多的亲朋好友。

父母暂雇了一个乖巧的白人女孩作家庭教师，但考虑到如果去中国的话她还太小，于是就雇了一个中年已婚妇女戴西·霍奇金女士。由于我们将乘坐的法国“泡瑟斯号”邮轮需要修理锅炉，我们返回中国的行程就耽误下来，于是我们在马赛呆了3周。最后我们离开那儿时天气特别热，我记得有一个厨师因中暑而死，结果被葬在红海里。终于，我们看到了从黄埔江浑水中突起的黑暗而庄严的码头。

我们在上海仅停留了三四天。父亲被任命为河南省邮政专员，该省历史悠久，许多王朝都在此建都。邮政局位于历史名城开封，从10世纪到12世纪，开封一直是宋朝的都城，那时它叫汴梁或东京。20世纪20年代，这个都城走向衰落，城墙被来自戈壁滩沙漠的沙尘所掩埋。

父亲的开支账目显示，我们在上海时为了避免人不敷出，只雇了一个男仆和一个保姆。1920年10月中旬，经过7天的奔波，我们来到了开封。最初从上海乘船到汉口，接着乘火车并在铁路枢纽站郑州转了一次车。我们坐一等车厢，仆人们在三等车厢，还有雇佣脚夫搬运48件总重达2210公斤的行李。行李要搬到船上，再卸下来搬到火车上，在郑州转车时又装卸一次，最后到达目的地时又卸了一次。

也许，这些账目支付了脚夫们搬运这些行李的费用。穿过开封城墙内脏兮兮的街道，把盛罐头食品的板条箱和行李运到一个高级官员的住所。在省邮政专员的大院完工之前，这儿将是我们的暂时栖身之地。由于河南没有海关关长(在中国只有通商口岸设有海关)，因此，在这个3000万人口的大省，父亲属于殖民地的高级官员，人们称他“专员”，新房子也被命名为“开封专员新宅”。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家相当舒适：古老的中式建筑错落有致，有许多小房间，窗子用油纸糊着(这儿还没有通电)。而母亲却不喜欢这儿，因此，两个月后当她听说我们要搬家时非常高兴，她说：“记住：我们在这儿就像装在肥皂盒里的奶油。”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句话。

邮政专员官邸是一座大的别墅，位于占地好几英亩的大院中，占地好几英亩周围有高高的砖墙。大院中还有一幢同样式样的楼是给副专员们住的，它稍稍小一点，但依然很宽敞。由于它在开封以南，院外有一条泥路通向南城门，故以“南宅”著称。这种建筑风格可以被称为“利物浦·巴洛尼奥”：房顶距地面13英尺(从图纸上知道有13.3英尺)，楼上楼下都有宽宽的走廊。城郊的街道狭窄，有许多矮小的灰色建筑，因此，居于其中的邮政专员官邸显得气势恢弘。这正是设计的要求。开封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但是有一座13层的铁塔——铁铸的宝塔，实际上，它不是铁铸的，而是铁锈色的砖砌成的。

在这个新建的官邸里，一切都是崭新的。家具、床、办公桌和桌子，还有长长的餐桌、椅子、长沙发、带弹簧的椅子、绘图室的沙发、学习桌和书架，都是由欧洲家具厂制造，从上海买来的。儿童房间(我们都这么大了，它已经不能称为儿童房间了)的一些高高的白色椅子，可能是本地制造的，因为椅背上漆有一副红黑相问的动物卡通画。它们是不是前米老鼠时代的狐狸呢?

我们用自己的发电机发电。不仅如此，邮政专员和副专员的官邸是全河南惟一有抽水马桶和供应冷热水的地方。穿过泥路，会看到南方浸信会传教士大院，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突然坠落在华中地区的美国郊区，只不过是西式房间内没有供水和排水管道。我们新房子里还没现代到有电扇，只有一个宽宽的布风扇悬挂在餐桌上方，每当仆人的儿子在走廊上拉它时，就有一阵轻微的风拂面而来。

对我们而言，开封的生活处于两种水平上。虽然在我们这个大院里可以享用到殖民地的许多便利设施，但院子周围坐落着老式的建筑物，那儿又脏又臭。刚刚处死的犯罪头目和所谓的劫匪都吊在南大门上，乘坐马车经过那里时，尽管母亲竭力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但我和弟弟仍然看到了这一切。我的朋友米丽亚姆·哈里斯，也就是南方浸信会传教士的女儿，曾亲眼目睹过处决的场面，不过她的母亲马上用马车的布帘子罩住了她的头。她回忆说：“我看到一个人在地上跪着，双手反绑，一个粗壮的人一刀砍下了他的头”。街上有许多乞丐和麻风病人，我记得，最惨不忍睹的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浑身是伤，躺在自己的粪便上。

晚上，城门要关闭。父亲的办公室位于开封城中心的一幢低矮的红砖楼里，他总是在城门关闭前回家，从未翻越过城墙。几年后，父亲沿扬子江而上到成都就任新职，当时他还要去江边的一个小城拜访一位官员。然而，当他处理完公务返回船上时城门已经关闭，看城门的人十分固执，不愿打开城门。没有办法，父亲只好翻过城墙，顺着一条绳子在城墙外落地。

P148-151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新的千年伊始，回顾这一非同寻常的变化，是非常值得的。本书记述的就是我的家族成员对中国这一段历史的见证。我和我母亲都出生在中国，因此我对这个国家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我感到中国人民应当对《见证中国百年》这本书感兴趣，希望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

通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前任大使、现任驻北京的商务顾问贝祥先生(Howard Halloch)，我与山东大学的李巍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很快被书中的内容所吸引，认为应当出版一个中译本。他和自己的学生一起翻译本书，我们通过电子信件保持着联系。他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部分翻译，并对其他部分进行了校审，我想对李巍教授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我还必须感谢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为本书的中译本的出版提供了资助。

我的外祖父塞缪尔·路易斯·肖是一个商业水手和探险家，在迫使中国开放第一个所谓通商口岸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访问过中国。当时，就像许多其他的商业水手那样，我的外祖父在英国许可和鼓励下从事鸦片贸易。19世纪60年代末，他在福州的马尾港成了为欧洲保险公司工作的货船勘查员，监督快帆船上的茶叶箱的装运和发送。

我的父亲于20世纪初到达中国，在中国海关工作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正是由于中国清王朝统治的衰落，英国才接管了中国的海关，利用它征收的税收为英帝国在华的权益服务。我的父亲后来转到作为海关分支的中国邮政总局工作，曾经在河南和成都担任邮政专员。

外祖父在福州与一位日本女性结婚，她是他的第二位妻子，也是我的外祖母。当时他58岁，她22岁。我的母亲及其所有兄妹都出生在马尾港。那时，这种通婚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我的母亲在许多场合受到西方人的种族歧视。

在殖民地社会无疑存在着白人至上主义。中国海关和邮政总局的专员都是英国人或者是操英语的西方人，他们从不与当地人通婚，那些把上海变成欧洲城市的商人和生意人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他们多数人生活得很好，正像一位评论家所说，他们“像绅士和贵妇人”那样生活。这些人在晚宴和舞会上纵情地享乐，每一位主人都争相向客人提供最好的葡萄酒和中国厨师烹饪的法国菜肴。

本书多数内容是根据我的母亲和父亲及其亲戚的回忆写成。我的外祖父没有写或至少没有留下任何真正的回忆录。但是，我采访了他的长女——我的姨妈朱莉娅，两个小时的时间使我对外祖父有了很好的了解。1971年12月，这次访谈的录音曾经在香港电台上广播。当时，她已是90多岁高龄，但是记忆力却很好。我还查阅了过去的报纸、信件和记录，发现英国控制的旧中国海关和邮政总局在南京的档案有5万卷之多，几乎都是英文文件。

1971年，当切斯特·朗宁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时，我陪同前往。那是一个“乒乓外交和向西方开放”的时代。从那时起，我几次回到中国。1981年，我偕同夫人参加了朱莉娅姨妈百岁生日宴会后，访问了一些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地方：开封河南邮政局专员大院和我父亲和母亲在福州相遇的地点。1986年，为了撰写《金希望》——一本关于加拿大新教传教士的书，我再次去了中国。1998年，我逆长江而上游览，目睹中国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了雄伟的公共设施和高高的摩天大厦。

在我外祖父的时代，中国只是以茶叶而闻名的。当时有一句话说：“为了所有中国的茶叶我不会那样做。”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成了一个正在发展的工业国家。人们说：“21世纪将属于中国。”

皮特·斯特斯伯格

斯特斯伯格先生1913年出生在中国烟台，父亲是在中国邮政局任职的英国人，母亲具有一半东方人的血统。斯特斯伯格先生在中国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1924年经由加拿大回到英国，1928年随家庭移居加拿大。

作为一位作家和记者，斯特斯伯格先生阅历十分丰富，从事写作和报道已有六十多年。他曾经以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的身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在欧洲的军事行动做过报道，是随反法西斯的盟军进驻罗马和柏林的唯一的一名加拿大记者。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他作为访问团的一名成员于1971年访问了中国，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状况。以后多次来华，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斯特斯伯格先生一生笔耕不止，除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评论和专题文章外，至今已经出版十几本著作，在加拿大乃至北美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声音》和记载加拿大海外传教士活动的《金希望》。2002年出版的《中国不留外国人的尸骨》(英文版书名)这本书，是他的一部新作。书中讲述了关于他的英国外祖父和日本外祖母、德国祖父和在英国长大的父亲、出生在中国的母亲及他的兄妹的故事，描述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和地点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个人感受。

本书不是一般的人物传记。它主要根据作者的母亲和父亲及其亲戚的回忆、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但也查阅了过去的报纸、信件和记录，参考了有关的历史著作。所以，其内容丰富、史实可靠，也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由于中国清朝的腐败和无能，中国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沦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致使中国人民饱受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压迫。书中不仅提供西方列强在华殖民部门的一些情况，还描写了在华西方人的生活、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和价值观，而且还记叙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许多侧面，包括慈禧太后的奢侈无度和豪华的葬礼等，有助于读者加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在书中，读者还可以了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东方从事的殖民活动，了解英国和缅甸的一些风土人情和王公贵族的生活习惯，甚至还可以看到洋泾浜英语的一些词汇。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体现出一些与中国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但是，作者客观地认识到了中国受西方压迫和剥削的那段历史，理解“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极端的排外情绪造成的影响。更可贵的是，作者欣喜地感受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希望中国富强起来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大国。出生在中国使斯特斯伯格先生有一种中国情结，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于这一点。

本书由山东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的成员翻译，分工如下：李巍负责前言、导言、汉字注音说明、第一至第三章和各章的注释。王涛负责第四和第五章，王艳辉负责第七和第八章，两人共同承担第六章。薛志娟负责第九和第十章，王春晖负责第十一和十二章，最后由李巍对全书做了校正。由于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作者斯特斯伯格先生的帮助，他还为中译本额外增添了一些图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柏伊恩先生(Mr.J.IanBurchett)和中加文化交流项目官员王荔女士对本书的翻译给予热情的支持，并代表加拿大政府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必要的资助。民族出版社的安平平主任审阅了全部译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们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巍

于山东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

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