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势力面前，他恶魔般地矗立着；在人民大众面前，他忠实如牛。他就是鲁迅，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良知，而被誉为“民族魂”。在他五十六年的战斗生涯中，他的创作达三百万字，译文约二百五十万字，显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实绩，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

本书为“而已丛书”之一，对鲁迅生平、作品、以及鲁迅与传统文化、鲁迅与外国文化中的具体问题一一作了考证，并力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达去伪存真。

鲁迅研究的历程虽然已逾八十年之久，但在史料的挖掘和鉴别上仍有不小空间。本书仅就作者的管见所及，对鲁迅生平、作品、以及鲁迅与传统文化、鲁迅与外国文化中的具体问题——或语焉不详者、或似是而非者、或以讹传讹者，一一作了考证，并力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达去伪存真。其中，鲁迅与传统文化部分，多为此前鲁迅研究中未曾涉及的课题，因而对鲁迅研究的领域或有柘展。其他部分，亦言之有物并务去陈言、推陈出新。

《哭范爱农》与《哀范君三章》杂考

《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本初版时间考

《“题未定”草》题考

鲁迅讲演杂考

《穆天子传》鲁迅抄本考

鲁迅与乡邦文献及乡贤故书

鲁迅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

鲁迅拟校勘阮籍诗文集考

鲁迅与关中颜氏世家著述

鲁迅与《太平广记》

鲁迅与《青琐高议》

鲁迅与扬州学派中坚

鲁迅与“罗王之学”

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

鲁迅同船赴日同学考

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很是不满”考

关于“夹着毒詈”的笔战

蒋维乔·蔡元培·鲁迅

鲁迅与刘文典

鲁迅与宫竹心

鲁迅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会”

鲁迅与约翰·密尔

鲁迅与菲律宾作家黎萨尔的小说

鲁迅与阿波利奈尔的《禽虫吟》

也谈鲁迅批评过的二位日本作家的会谈记

近年国外鲁迅研究扫描

后记

周作人在谈到鲁迅所受清代浙东学派的影响时说：“鲁迅的著作，不论小说或杂文，总有一种特色，便是思想文章都很深刻犀利。这个特色寻找它的来源，有人说这是由于地方的关系。因为在浙江省中间有一条钱塘江，把它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两边的风土民情稍有不同，这个分别也就在学风上表现了出来。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与章实斋，谭复堂与李越缦，都是很好的例子。再推上去，浙东还有元西河，他几乎专门和‘朱子，朱晦庵为难，攻击绝不客气，章实斋李越缦不肯犯‘非圣无法’的嫌疑，比起来还要差一点了，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这里，周作人实际指出的是鲁迅思想和文章受到章实斋和李越缦的影响，对于章实斋，周作人称他“作文批评，多极严刻”；对于李越缦，周作人称他“作文批评亦多严刻”。周作人还将他的祖父“说话的谿刻”，与上述二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一并对鲁迅思想文章的深刻犀利产生过影响：“说部分影响当然是有的，不但他读过《文史通义》和《越缦堂日记》，就是只听祖父介孚公平日的训话，也是影响不小了。……说话的谿刻，那总是独一无二的了。”关于章实斋、李越缦对鲁迅思想和文章的影响，需要专门的研究，这里只涉及鲁迅所藏章、李二人著述的浅层次关系。

章实斋，名学诚，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任国子监典籍。他的史学成就在清代首屈一指，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实斋信摭》、《实斋乙卯及丙辰札记》和地志多种。鲁迅读过或收藏的章实斋的著述有《文史通义》、《实斋信摭》、《实斋乙卯及丙辰札记》三种。其中与鲁迅关系较密切的是《文史通义》。

据《鲁迅日记》，鲁迅是在1914年11月26日得到《文史通义》的，但这并不能说明鲁迅的阅读是在此之后。据周芾棠对鲁迅故家家藏的调查研究，周伯宜的藏书中存有此书。周作人所说鲁迅读过《文史通义》的时间，当指鲁迅的青少年时期。在鲁迅的师承方面，由于章太炎对《文史通义》评价甚高，并将它与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相提并论，因此鲁迅对《文史通义》的重视还可能受到章太炎的影响。鲁迅初到北京的几年，正是他全力搜求家乡文献的时期，在访书过程中与同好季自求有较密切的交往，鲁迅曾以《文史通义》相赠。凡此种种，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史诵义》与鲁迅的伴随。

由于《文史通义》是史论著作，它的贡献也主要体现在历史学方面。但章实斋在书中对“六经”的定位，其功绩却是远远超过史学范围的。明代的王守仁曾首倡“六经皆史”的观点，章实斋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在《文史通义》的《易教》中，他指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不仅从历史学的角度解释和研究“六经”，而且还“经典”以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章太炎就曾本“六经皆史”之义指出：“经不悉官书亦不悉经。《易》、《诗》、《书》、《礼》、《乐》、《春秋》者，本官书，又得经名。”在同一出发点上，章太炎曾极力扩大“经”的外延，认为兵书、法律、教令、历史、地志、诸子以及六经之外的群书，均可以称“经”。这种一切书籍都可称经的观点，又是与王守仁的《传习录》、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一脉相承的。现在，我们尚不能得到鲁迅所受《文史通义》影响上的实证，但是，鲁迅对“六经”、“九经”、“十三经”的一贯看法俱在，上述线索对鲁迅的“经典”观点的形成，不会毫无意义。

对《文史通义》，鲁迅和周作人一样注意到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的重要区别和分歧。浙西学派的诗人袁枚，诗之性灵而放情声色，在表现两性关系上比较自由，章实斋在《文史通义》的《妇学》篇中加以不指名的严厉批评：“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以纤佻轻薄为风雅，以造饰标榜为声名。炫耀后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对于这种笔墨之争，鲁迅留下深刻印象，这不仅证实鲁迅熟读有关的著作，另一重要原因是论辩双方大致均为“乡人”。因此，鲁迅在谈到文坛时，才举例说：“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搠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

在章实斋之后，鲁迅关注较多的乡贤是李越缦。李越缦，又名李慈铭，号莼客，清末进士，曾任监察御史，是清末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著有《越缦堂日记》、《越缦堂骈体文》等，编有《越中先贤祠目》。李越缦与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有过交往，周介孚科场案后，李越缦曾为周家疏通过关系。

P76-78

承蒙友人的厚意，拙作得以顺利结集出版。为免俗套和矫情，我把友人的情谊存于心中，这里只围绕本书作一些必要的交待。

几年以来，我屡次听到鲁迅研究中也有“汉学”、“宋学”之分的议论。初次听到时，由于缺乏意识上的自觉，只觉得此说新奇而未作理会。最近两三年间，我参与了《鲁迅年谱新编》的集体编写工作，同时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界三次史料工作会议的影响，终于对“汉、宋”之议有所醒悟。

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三次史料会议是：一、2003年12月由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博物馆和河南大学联合发起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二、2004年9月在徐州师范大学召开的以“史料、方法和学风”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三、2004年10月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三次会议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和文献工作的意义、价值和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许多方面取得共识。例如，其中的一次会议提出“随着历史发展，史料会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史料的作用也会不断提高，当前我们需要重新观照、唤起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趣，需要重新挖掘史料的空间，史料未必是新的，但对史料的重新思考，也会拓展学术空间。”本书的部分内容，正是在上述观点影响下写出的，命名为《鲁迅杂考》也与上述影响密不可分。书中的部分篇章，写于以上三次会议之前，事先并无周密的安排和计划，而是各有因由，但朦胧中的追求却是始终如一的，也与后来三次会议的精神有一定程度的契合，现在将这些篇章集于一起，也并未显得格外不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鲁迅与宫竹心》是我和老友王国绶多年前合写的，曾屡被引用。现在收入本书，也作为我们友谊的见证。

作 者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