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威吓不惜一切选择北上？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以及珍贵的图片，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张学良入党之谜(代序)

前言

第一章 由战争走向妥协

 第一节 西征北上

 第二节 陕北称雄

 第三节 洛川谅解

 第四节 延安拨雾

第二章 “西北大联合”计划

 第一节 反蒋酝酿

 第二节 入党初衷

 第三节 八面来风

 第四节 引弦待发

第三章 打通国际路线

 第一节 逼蒋抗日

 第二节 艰难交涉

 第三节 兵败黄河

 第四节 暗渡陈仓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节 山雨欲来

 第二节 破釜沉舟

 第三节 战耶和耶

 第四节 孰进孰退

第五章 从革命到兵谏

 第一节 皆大欢喜

 第二节 风云突变

 第三节 福兮祸兮

 第四节 柳暗花明

附 录

参考文献

第二，由于红军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吃了国民党堡垒阵的大亏，中共中央最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堡垒主义”。他们之所以急于取得苏联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相信，必须取得先进的“技术工具”，比如飞机、大炮，才能“粉碎堡垒主义”。如今，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能否粉碎国民党的堡垒主义又成一大难题。但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陕北、甘北地处黄土高原，既少树木，又少石头，故“敌人要想像中区那样依靠堡垒是比较困难”。既然国民党很难实行堡垒战术，作战部队主力又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国民党杂牌军，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自然胸有成竹。他们不仅不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时期以吴起镇为中心向西在甘北发展，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向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连接仍旧存在于陕南的另一块苏区，因为“杨、张是好对手”，容易对付；待黄河结冰后，再进一步向东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使陕北苏区成为跨越陕、甘、晋三省的大根据地。①

这时，还在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之前，由红25、26军改编而成的红15军团就已数度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交手，并两次大败东北军，充分显示红军比东北军具有强得多的战斗力。像10月1日，红15军团于陕北劳山一带设伏，几乎全歼尾随进剿的东北军第110师，甚至击毙了该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只过了20多天，红15军团又在富县榆林桥全歼东北军第107师之619团，外带621团一个营，生俘61 9团团长高福源。要知道，这时有数以万计的东北军正在陕北一带四处“围剿”红军，一个红15军团就打得东北军不亦乐乎，再加上几千身经百战的中央红军到来，东北军更加不是对手。果不其然，11月初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会师后，围点打援，中央红军在直罗镇一带仅以数连兵力即一举全歼东北军109师一个整师，外带106师一个团，109师师长牛元峰被迫自杀，红军光是俘虏就捉了两千余人。其威力可想而知。

直罗镇战役后，红军已经稳稳地在陕北站住了脚。到陕北不过一个多月，红军已经扩充2 500人，俘虏3 000余人，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总数已经接近于15 000人。加上在陕北苏区周围还有5 000名游击队和3万名赤卫军及赤少队，整个红军的实力较前已经得到极大的加强。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军事领导人发现，国民党军队在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对陕北苏区实行有效的包围。他们并且相信，在苏区南面，东北军在进攻红军方面起不到多大作用，北面的井岳秀和高桂滋的两个杂牌师始终行动迟缓动摇，更是不足为惧。苏区的东西两面虽有东北军、马鸿逵和阎锡山的几个师，但其防线背后都很空虚，不难将其打破。在经过了长达一年时间的长途征战之后，能够让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与补充，使部队从长期的被动应战转为主动进攻，这正是中共多数军事领导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他们显然更加坚定了要全力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决心，至于对两个月前提出的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则明显地感到不那么迫切了。

不过，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的关于“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苏区，让中共中央得知了一个既令人吃惊又让人振奋的重要信息。这就是斯大林的建议：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①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在可能的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其渴望得到苏联援助，但又对打通苏联犹豫不决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极度兴奋的消息。中共中央这时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当即于11月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此时在党内负责军事指挥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①

这时的陕北苏区，严格说来，其实只有安塞、保安、瓦窑堡三个县的中心区，其余都是与敌犬牙交错的游击区，并且陕北甘北地区地薄人稀，对于熟悉南方自然地理条件的红军来说，物质条件可谓相当困难。况且不论东北军、十七路军等战力如何，其部队毕竟源源而来，加上有消息称张学良等部也已开始仿照国民党中央军在南方的战法，在苏区周围地区修筑堡垒，有重新推行“堡垒主义”的企图。张闻天等对长期坚持陕北根据地自然不十分乐观。他们相信，既然斯大林已经批准，迅速取得苏联援助将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此举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较之继续坚持陕北根据地，无疑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另外的看法。他们显然对红军突破腊子口以后人数锐减记忆犹新。因此，他们极其重视前此长途跋涉给部队带来的严重损害，更加看重根据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们对当前的战争前途十分乐观，故毛泽东明确认为，目前最紧要的是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和扩大红军，仍应坚持他前此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主张，即“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P29-31

张学良入党之谜

15年前，当我在《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首次披露张学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问题时，在大陆几乎没有引起过任何特别的关注。一半是因为发行上的原因，一半是因为那个时候气氛有些异样，因此，除了茅海建教授那样的对传统的党史说法有颇多疑问的少数学者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样一本突出强调中国革命外部原因的书。这本书被人重视，反倒是蒋永敬教授，他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传记文学》杂志上。不过，蒋教授是台湾国民党史研究的专家，他重视这本书，其实也不是因为他关心我对中共党史有着怎样新的说法，而是对书中谈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试图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中共接通苏联，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情况深感兴趣。因此，他尽管评的是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用的标题却是《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不仅如此，蒋教授还极力推动并鼓励我把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内幕具体地写出来，由此也就有了1995年我在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一书。

相信凡是对西安事变史研究多少有些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在1995年之前，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西安事变研究，都很少具体讨论到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共和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问题。这并不是大家对此不感兴趣，没有人不知道张学良与周恩来有过延安会谈，也没有人不知道西安事变一发生，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亲赴西安，直接参与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之间的谈判过程，以及莫斯科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可能发生过作用。很多年来，面对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大陆公布的周恩来在事变期间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的不同说法，人们也都在猜测：在事变期间，在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两人的说法谁的更真实一些?而读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的读者，也会或多或少地对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发生强烈的兴趣。然而，因为缺乏足够的研究资料，这一切谜团都无从解答。不仅如此，大陆的学者中甚至还逐渐开始流行起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共不仅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毫无作用，就是当时中共自身的政策，也还是受着张学良影响呢。

不用说，《西安事变新探》一书的出版，全面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人们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但是，让笔者意料不到的是，随着张学良先生去世，大陆报刊乃至于网络上却突然刮起一股旋风，将过去那种否定中共作用的说法刮得无影无踪。人们迅速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转而热衷于谈论这样一个惊人的话题：原来“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由于从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到张学良研究专家张友坤等，先后都出来撰文作证，①再加上个别纪实文学作家渲染炒作，此种说法一时间似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海外一些华文报刊和网站也据此纷纷发表评论，宣称：“历史即将改写!”以往按照大陆史观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会发生根本的动摇和改变”。因为张学良既然是中共党员，那么理所当然西安事变是中共在幕后主导。中共既然推动并主导了事变，自然也就应当与张同进退。然而，当张学良按照与中共的约定发动了事变之后，中共却迫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改变了对张所作出的一系列承诺，把张晾了起来。如此才造成张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只身陪蒋介石回南京以领罪，进而惨遭被蒋介石软禁半个多世纪的可悲结果。②

问题是，能够确定地说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吗?

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说法来自阎明复，张友坤的证词实际上亦来自阎的说法。而阎明复的这一说法，又来自另外两人。一为前东北军将领，后来成为中共将领的吕正操。据阎回忆，他受命参加了张学良的葬礼之后去看望同样年事已高的吕正操，吕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共产党员。”一为前东北籍大学生，后主持过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据阎回忆，宋黎说过，当年他曾特别就此问题请教过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说“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说他已把叶帅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装进保险箱，准备死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共中央。但是，阎的回忆文章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他在1995年夏天去过苏共档案馆，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文内容就是关于中共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里去扩大自己的队伍，而不应当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党。他紧接着强调：“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在这里，阎所“发现”的电文内容，与莫斯科于1986年就已经公开的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电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共产国际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电中共中央颇让人怀疑，会不会阎“发现”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电?而其后所谓“以后的事态表明”如何如何，逻辑上更不能成立。因为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电已经明确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希望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提议，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决定发展他人党”的措施，也应当是在8月政治指示电到达之后，而断不致拖到12月初共产国际来电报反对之后再来采取。何况，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生不过几天时间，叶剑英等有资格将此一决定告知张学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实现此一“发展”呢?当然，阎文对于中共中央是否真的发展了张学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说法是：“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寄希望于当事人之一的叶帅的回忆，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现在还没有人看到过宋黎的这一记录；第二，我们也很难确保宋黎的转述不会与叶帅叙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证据而言，任何回忆，更不要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1936年6月30日，刘鼎给中共中央电报只提到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只提到我们“将来拟许其入党”；8月15日，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也只是说明对“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强调“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学者说，在共产国际回电之前，张学良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已有电报开始以“同志”相称，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关系已进入到组织关系的程度，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不错，7月3日，张学良有信称周恩来为“同志”，强调此间必须有6个月的准备时间；8月9日，毛泽东等也有信称张学良为“同志”，并肯定“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称，即使在当时也并非就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一种专称，它充其量只能表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信任。何况，双方之间的来往信件，直到西安事变，更多的也还是在使用“兄”的称呼。这和共产党人之间内部通信的习惯也不尽相合。

有位作家推测说，共产国际回电距离中共中央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的7月1日，已过去一个半月。在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以当时的境况，是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去答复张学良的，也不可能在做决定让张学良入党之后，又劝其退党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张学良肯定已经被正式发展人党。①此说显然不仅读丢了张闻一天7月2日电中那个“拟”字，而且对7—8月间张学良与中共中央之间关系复杂微妙的情况毫无了解。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甚至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张学良发生关系的。他不知道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属高度机密，断难通过电报转达，非有专人前往西安向张学良传达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并履行适当的形式不可。此时，唯一得到中共中央指派准备前往西安且能够担此重任者，只有叶剑英，而叶却直到10月初才得以到达西安。至于说张6月30日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7月3日就获知中共中央决定，然后即对中共领导人改称“同志”，在时间上也说不通。这更足以说明，“同志”之称不可以用来证明张与中共的组织关系。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即中共中央于7月2日告诉共产国际，他们尚未正式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但“将来拟许其入党”；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张学良入党；只是因为张的身份太过特殊，为稳妥起见，才对共产国际把话说得比较委婉，以试探后者的反应。毫无疑问，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我们也可以猜测，因为叶剑英还不具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共产国际来电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经了解了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态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政治指示电后，因为担心拒绝吸收张入党可能对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造成十分不利的后果，故未能就拒绝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叶因此在由陕北动身前往西安时也并未得到确切的拒绝吸收张入党的指示。就我而言，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由于共产国际是中共中央的上级指导机关，且这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要想根本改变自身危险处境和取得苏联援助，也必须要指望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当共产国际明确表态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时，以留苏学生为主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很难抗命不遵，擅自秘密接受张学良入党。可为有力佐证的如中共中央此后发展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的例子。与张学良情况不同的是，盛世才因为治疆以来即奉行亲苏政策，一直颇得苏方好感。当其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要求时，中共中央自然认为莫斯科同意的可能性较大，故准备接受盛世才的要求。不意在征求共产国际意见时，共产国际同样表示反对。尽管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并不十分理解，他们还是派任弼时当面向盛世才婉转地表示了拒绝的态度。

当然，不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我都不认为“历史即将改写”的说法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换言之，两者无论就政治标准、思想意识、组织关系，还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实与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前，都没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变。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依旧采取的是毛泽东2月间“依据实力原则”提出的，一旦双方共同行动，“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的方针，公开奉行以张为首的政策。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挥。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中共与红军。由上不难了解，不论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还是从张学良的角度，张学良入党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本质。

至于此说是否能够言之成理，相信读过本书之后，读者自会得出自己的答案来。

杨奎松

2006年4月29日

于日本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