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布隆纳的这本书可谓是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启蒙辩证法》的一部非常重要、发人深省的后续作品。布隆纳对政治自由主义、社会公正和普遍主义的有力捍卫，堪称有史以来对启蒙传承最出色的发挥。他对思想褊狭的理性主义者、头脑简单的浪漫主义者和自怨自艾的虚无主义者发起的挑战是强而有力的、令人信服的。

本书打算重提启蒙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传统这个话题。当然，21世纪与18世纪可谓有天壤之别：往昔与当今难以相提并论。为了应对新情况，启蒙运动对知识分子参与世事的提倡以及这场运动提出的抵制压迫性权力结构的伦理模式都亟须重新阐释。如今，严格的进步概念已被遗忘；再也没有哪个组织或者政党能够宣称自己代表人类的理想，知识分子们则每每将大学等同于世界。电视、电影中的形象取代书本上的文字左右着公众。自由主义政体往往为帝国主义野心和寄生精英们所污染。左派和右派都支持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新扩张、官僚国家的崛起、媒体的联合、盲目的消费主义、对环境的忽视以及文化相对论均破坏着启蒙运动提出的诸多理念：世界主义的宽容态度、经济公正、民主的责任以及“良好社会”的思想。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阐释启蒙运动：形而上学、批评和政治

第二章 赞美进步

第三章 发明自由主义

第四章 巨大的分歧：启蒙、反启蒙和公共领域

第五章 取消犹太人隔离区——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及其他

第六章 虚假的辩证：从启蒙到集权主义

第七章 经历现实：文化工业、主体性和身份

第八章 通往自由之路：权利、互惠和普遍主义敏感性

第九章 重续传承：团结、自然和种族

每个参与者只与他的特殊委托人有关，因此对于可以被称为分散契约(separate deal)的道德机体的东西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不过，左派没有理由在面对每个新问题时，都频频重复前人的做法。它不应该简单地接受团体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或者忽略发明新的团结形式的必要性。这些可能更多地以穷人运动为基础，后者超乎一种利益团体的机械团结，又并非一个政党，这是最后一个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以促成对劳动人民的利益作出回答的普遍规划的伟大的美国运动。任何有着阶级目标的新运动都必须——首先——致力于与资本主义将劳动人民作为“生产成本”对待的做法进行斗争。这就是“物化”的具体含义，与它做斗争，就要求一种对阶级的新的政治视角，这种视角来源于启蒙价值观，要求束缚——在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力量的独裁运用。这样，阶级理念提出了一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

重续启蒙要求的不止是一种时髦的形而上学的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非一等同”的强调。相反，它要求强调自由主义民主的激进传承和将社会主义重新设定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如果说最终是渐进的——对物化的斗争。启蒙不应当被视为一种基于据说是不可变更的哲学断言的抽象思想。借用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话，它的“未完成”特征实际上也就是为了实现普遍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的“未完成”的斗争。这个事业在哲学上可能并不怎么生动，但是它的具体含义却必然是激动人心的。

启蒙始终——在历史上和政治上——是一种保护自由、培育对物质压迫的反抗的力量。这些关注可以回溯到民主革命的年代；它们激发了1848年的革命、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一国际”、1917年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中最伟大的几位，等等。自由和对独裁权威的抵抗为取消奴隶制、争取投票权的斗争和20世纪20年代劳工政府在命运坎坷的，尽管总归是进步主义的欧洲共和国里采取的进步主义政策提供了动力。这些同样的理念也促成了新政和人民阵线的出现。在将民权运动转变为“穷人运动”的过程中，这些理念彰显出来，即便是现在，它们也在关注国际法和人权的新反战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的普遍主义敏感性中有所表现。

启蒙理念与它们一开始促成的那个阶级的实践抗争着。它们促成了对资本主义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批评。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可怕故事现在已经以更加难以启口的形式在非洲、亚洲和拉美那些先前被殖民化的区域重演。撤回传统主义无助于解决问题，就像依赖继承自共产主义的独裁主义旧的计划概念一样毫无用处。启蒙思想仍旧是任何真正的进步主义政治的最好基础，这不仅仅是对西方而言，而且在那些因为西方而遭受莫大损失的国家里也是一样。

与被驱逐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团结，与那些其声音被否定的人的团结，是启蒙最为激进的产物。它因实验而获得的欢愉和它对拓展个人选择的范畴的强调，都赋予自由以内容。理性以其两种主要变体被运用于这个批评目的：科学理性与传统偏见抗争，真理与宗教信仰抗争，而默观理性(speculative ratiomlity)则总结着科学可能会为之服务的目的性目标。坚持对“绝对”基础的需要，以避免相对论和“混乱”，或者因为缺乏一种绝对论而拥戴相对论和混乱，这些都与启蒙毫无关联：它不可能逃脱宗教的宇宙。这样的思想忽略了知识内部的实践因素。

人们已经写了很多关于“新科学”的必要性的著作了。这种新科学不再由工具理性所描述，也没有能力使世界物化。不过这些新的工作总是显得忽略了确认或者伪造的范畴的必要性；而没有这些范畴的科学就根本谈不上是科学。对于“工具”科学理性的蔑视更是破坏了在人性和科学之间展开有意义的对话的可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公共辩论现在针对从生态系统到克隆技术、从西方医学成就到针灸的可行性、从动物试验到国家支持的太空旅行等的一系列问题展开。

P167-170

本书打算重提启蒙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传统这个话题。当然，21世纪与18世纪可谓有天壤之别：往昔与当今难以相提并论。为了应对新情况，启蒙运动对知识分子参与世事的提倡以及这场运动提出的抵制压迫性权力结构的伦理模式都亟须重新阐释。如今，严格的进步概念已被遗忘；再也没有哪个组织或者政党能够宣称自己代表人类的理想，知识分子们则每每将大学等同于世界。电视、电影中的形象取代书本上的文字左右着公众。自由主义政体往往为帝国主义野心和寄生精英们所污染。左派和右派都支持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新扩张、官僚国家的崛起、媒体的联合、盲目的消费主义、对环境的忽视以及文化相对论均破坏着启蒙运动提出的诸多理念：世界主义的宽容态度、经济公正、民主的责任以及“良好社会”的思想。

不过，固然信奉进步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再能够保证实现理性的允诺，但强调公民自由的自由主义法治、作为社会公正的代理人的干涉主义国家以及要求承认“他者”的世界主义运动都仍旧是改善个人的生活、帮助个人拓展其经历范畴(这些正是进步的基本意义所在)的前提条件，或者毋宁说是其必要条件。与以往相比，当今参与世事的形式似乎比较平庸：也许如此吧。但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仍旧不逊往昔。普遍利益一如既往地存在。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天参与世事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沉浸在过去那种一挥而就“改变世界”的浪漫理想中。

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行动固然有过于戏剧性之嫌，但是他们从来不曾陷入“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败涂地”的陷阱。若是把他们看成乌托邦分子或者集权主义者，这在哲学上是错误的，从历史而言则是荒谬的。事实上，他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试图以求实际、讲原则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过，世事沧桑，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能够将启蒙运动的解放理想付诸实现的“代理人”了。“人性”、无产阶级或者一度被殖民的民族都早已不再能够代表黑格尔所谓的“世界精神”。“文字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亦不复存在。不过，这些变化似乎过于频繁地被用做消极行事的借口。其实现在批评性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社团范围比以往更加广阔，进步主义组织名目前所未有地繁多，这些组织对付着——而且每每是积极地对付着——从世界性饥饿、保护个人自由到维护动物权利等等重大问题。非要指定谁是促成变化的“代理人”或者给各种事业的重要性加以排序，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目的论已经过时，也不再有什么实现自由的历史担保。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要加入哪个政党、社会运动或者利益团体；而是在于参与政治现实的决心以及选择一种能够在各个组织之间建立团结的伦理姿态。而实事求是地说，就对付这些问题而言，启蒙运动的传承仍旧能够焕发光彩。

我们不应当轻言已经出现了团结的大好形势：左翼仍旧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意识形态割据战所困扰。启蒙运动的政治价值观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它们与干扰合作的狭隘的组织野心对抗，而且因为它们为进步主义的行动者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和推论的定位。随着民权运动和穷人运动的四分五裂，这种定位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新近流行起来的是后现代性的各种变体以及——也许正位于所有这些变体的根源的——马克斯·霍克海姆和西奥多·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引发的“新型”批评理论。为了跟上激进政党的衰亡以及将抵抗等同于主体性表达的做法，启蒙运动遭到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形式的“内在”批评。它的政治传承因此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启蒙哲学家对于社会和制度革新的关注，以及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变化的进步主义代理人之间的“有择性亲近”，现在似乎已经不为人关注，这一点在新形势下显得尤为不幸：新出现的跨民族运动往往迷惑于如何应对“全球化”问题，功能性跨国政治机制也仍旧遭受着缺乏忠诚之苦。新的联络技术正为政治抵抗提供新的组织手段，扩充着人类的经验范围，开放重新理解彼此悬殊的文化的道路。以对“人权”的普遍关注为表现的新团结形式已经对帝国主义战争、过时的文化规范和独裁主义政治发起挑战。实现国际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等等不曾真正实现的梦想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惟欠在意识形态上赞同支持着这些理想的各种观念的愿望。正因为这个缘故，启蒙运动在我们的时代再度展现出重要性。

博爱并非只存在于过去，相反，它仍旧在发展成形。保守主义也许早在20世纪最后15年时就开始稳步发展。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如此之多的当代“激进”思想的妥协和日益增长的悲观态度就是合理的。真正的进步主义变化已经出现：独裁者们纷纷倒台，更多的公民得到了权利；为经济公正而进行的战斗已经获胜；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已经遭到攻击；此外，在奥斯维辛之后，已经出现了诗歌——出色的诗歌。要忽视这些胜利是很容易的，我们可以轻易地宣布它们都被“吸收”了；我们也很容易推崇一种古老、疲惫的态度，所谓“文化悲观论”的新版本。犬儒主义总是非常容易抬头的。但其实真正的挑战在于认识到“体制”(它从来不曾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得到过“总体管理”)已经因为启蒙理念所激发的社会行动而有所改善。

封闭的社会已经变得较为开放，并且——尽管有领域的、宗教的、剥削的和独裁主义的反对力量的重重阻挠——它仍旧有着进一步开放的可能性。然而，想在哲学观点(它们令信仰者迷失在黑格尔所谓的所有牛群均呈黑色的黑夜里)的帮助下做出加入斗争的决定，这将比以往更为困难。我们有必要通过审视实际运动中表现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以对传统做出区分，而不是通过求助于形而上学来做到这一点。在这里，再次地，启蒙运动的激进民主和平等主义观念屡屡遭到背叛。不过，这种说法说明的是它们中的确有一些东西不应遭到背叛。要想清楚认识启蒙运动中那些遭到背弃的允诺，我们就应当严肃地领略它的自由和进步的普遍观点，而不是站在“否定辩证法”、共产主义信仰、“实用主义”或者伦理相对论的立场上理解它。

有一点需要确定：普遍主义在类似“大英帝国太阳永不落”的西方帝国主义宣传和概念中也宛然可见。然而在现实中，这类普遍主义根本就不是普遍主义的：它缺乏互惠性、公开的对话以及保护个人免遭独裁权力伤害的意图：这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与它的模仿者有所区别的地方，它赋予启蒙主义一种自我批评的素质，使它得以抵制欧洲中心论以及关于“文明的冲突”的风行一时的信念。我们必须申明：它与被误导的宽容态度不是一回事。拒绝为“西方”批评提供娱乐的借口可以很容易被用来帮助压制性的非西方传统免遭批评，尽管哪怕非西方的精英也可以是独裁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从来就不欲仅仅因为传统存在而为之正名。它最出色的代表们倡导宽容，反对偏见；倡导革新，反对陈腐；认为少数派的权利高于多数派的热情，个人的道德自治高于宗教权威关于上帝启示的主张。启蒙运动的激进性在于它对于特权和偏见的普遍攻击。出于其反思性和批评性特点，它最鲜明的政治理论提出了束缚独裁力量、扩大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个人经验的可能性的主张。

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榜样供当代知识分子奋力追赶，也展示了一种与压迫性的制度、不公正的特权和不合时宜的文化实践作斗争的样板。如果把他们的政治理论视为官僚的因循守旧思想或者集权主义的源泉，那真是大错特错。他们极力坚持政治行动可能——不一定是必然地，仅仅是可能——造成社会变化，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统治精英，而且也是为了反对那些会抵制这些行动和变化的人。他们预见到，一旦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贫贱的、被排斥的人的利益将遭到历史性的威胁。他们觉察出这将使个人被转变为一种用于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使他们显得无非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成本”。

与这种境况作斗争，是启蒙运动两个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为激进的目标。这两者都激励着进步主义的集体行动，并且出于充分的理由，它们现在仍旧在激励这些行动。这两者的交叉点已经成为所有真正的进步主义政治的智识起点。从世界主义出发，将自身认同于被束缚和被剥削者，正是这一立场的必要内涵。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传承所在。然而，为了充分利用它，我们必须强调，令人满意而有益的政治阐释高于时髦的伪政治哲学思潮的深奥、形而上学的奇想。如果说哲学果真是诺瓦利斯(Novalis)所谓的“先验的无家可归感”的一种表达(对此我表示怀疑)，那么也许现在我们应该令哲学面对政治了；时辰已到，浪子回头。

斯蒂芬·布隆纳的这本书可谓是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启蒙辩证法》的一部非常重要、发人深省的后续作品。布隆纳对政治自由主义、社会公正和普遍主义的有力捍卫，堪称有史以来对启蒙传承最出色的发挥。他对思想褊狭的理性主义者、头脑简单的浪漫主义者和自怨自艾的虚无主义者发起的挑战是强而有力的、令人信服的。

——康耐尔·维斯特(哈佛大学教授)

斯蒂芬·布隆纳对启蒙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复原”。他有力地提出，尽管理性时代遭到左翼“辩证”批评者的贬损，但是它仍旧不失为进步主义思想和激进观点的源泉。这是一部给学生和学者以及政治从业者提供的重要作品。

——本杰明·R巴布尔，《圣战vs麦氏世界和恐惧的帝国》

斯蒂芬·布隆纳对启蒙及其效果的研究是出色而及时的。布隆纳将启蒙从左翼和右翼的攻击中拯救出来。将来。任何意欲为基于狭隘偏见的伦理逻辑或者科学知识辩解的人，都将不得不面对布隆纳这部立场鲜明的作品。

——菲利普·格林，《平等和民主》

斯蒂芬·布隆纳表明，今天的左派因为向欧洲反启蒙运动的语言和想象屈从、向欧洲反对1776年和1789年革命的运动屈从，已经削弱、甚至毒害了自身。不过，他也向我们表明，只要我们有勇气，就必然能够将启蒙运动余音袅袅的话语变为我们的魔笛，在它的主题上吹出我们自己的变奏。

——马歇尔·伯曼，《所有坚固的都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