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算命术感兴趣吗？你想知道算命术是从何时开始的吗？你知道算命相士是怎样排八字的吗？十二生效与地支又有什么关系呢？古人对算命术都是持相信态度的吗？……通过阅读本书，你将知道许多有关我国古代算命术的知识。

你对算命术感兴趣吗？你想知道算命术是从何时开始的吗？你知道算命相士是怎样排八字的吗？十二生效与地支又有什么关系呢？古人对算命术都是持相信态度的吗？……通过阅读本书，你将知道许多有关我国古代算命术的知识。全书除前言、序言和后记外，共分四个部分，它们分别是：算命术的缘起、算命术的基础理论、四柱算命的具体方法以及算命术的批判等。

前言

自序

算命术的缘起

天命观的产生和先秦诸子的天命观

算命术的起源、发展和成熟

算命术的基础理论

天干地支

阴阳五行

天干地支和阴阳五行的配合

五行和四时五方

五行的旺相休囚死和寄生十二宫

天千地支的刑冲害化合

十二生肖和地支

四柱算命的具体方法

怎样排八字

推算大运、小运、流年和命宫

关于五行生克的术语和用神

八字中有关的星宿神煞

命理中五行和干支的分析

日干、格局和干支合化刑冲的看法

富贵贫贱和寿夭疾病的推算

从八字五行看人的性情相貌

看八字，论六亲

怎样看大运和流年的吉凶荣枯

人格八字举例

关于女命的看法

合婚宜忌

《金瓶梅》和《红楼梦》里的两次算命

古代名人八字举要

算命术的批判

墨子的“非命”观

古人都相信算命吗?

算命术中的象征律和演绎法

学术乎，迷信乎?

后记

上古时期，在人类生产力极不发达，认识水平极度低下的情况下，由于不能解释神秘的自然现象和完全把握自己的穷通寿天，于是就萌发了一种似乎上天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在支配着世上一切的一切，安排着人间一切的一切的思想。这种思想观点，就是进入等级社会后古文献上记载的“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运的天命观，或者说是命运观。这用《易经》的话来说，叫做“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对于这里的命，后人注释道：“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

从出土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看，“受命于天”刻辞的不只一次出现，说明早在殷周时期，天命观就已经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扎根了。后来的儒家祖师爷孔子，就是位极度信命的老夫子。按理说，孔子是个知识渊博的大儒，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怎么就会信起命来呢?原来，他早年风尘仆仆，奔走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才深深地省悟到，命运之神竟是如此这般的厉害，然而这时他已是个五十左右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从不知命到知命这一思想转化过程的最好说明。与此同时，他不仅“知命”，并且还是个怕命的人，不然，他就不会说出“畏天命”这样的话来了。有意味的是，除了自己“知命”、“畏天命”外，他和他弟子还不遗余力大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的思想。这里他的说教是，一个人的生死贫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作为一个君子来说，非得“知命”不可，否则就够不上做“君子”的资格。正因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能安分守己，服从老天爷的安排，但是小人却不这样，他们不肯听从天命，往往冒险强求，希望有幸能得个好结果。

当然，看问题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孔子集语》记录孔子的话说：“古圣人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我孔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这里，他认为贤和不肖是根据才华来划分的，干和不干是人们自己可以把握的，至于机遇好和不好，是死还是活，那就只得看时运和老天的旨意了。可见他在主张服从天命的同时，又是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因为人的才华和努力是一回事，境遇和死生的命运安排毕竟又是一回事。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这种天命思想，又在后来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万章》上篇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没有人叫他干，而他竞干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竞来了，就是命运。同时他还举例说明，尧、舜的儿子都不肖，是因为舜、禹为相的时间太长，所以尧、舜的儿子没有天下；禹的儿子启贤能，而益为相的时间又短，所以启能得到天下。以上这些，都不是人力所为而自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的。从理来说，这属于天意，对人来说，这属于命运。夭和命，实在是一致的。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还说：“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前者是说，不管命短命长，我都不三心两意，只是培养身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后者是说，天底下人的吉凶祸福，无一不是命运，只要顺理而行，接着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立在有倾倒危险的墙壁下面。因此，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这里，孟子虽然认为天命的力量无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按照我的仁义而行，不能无缘无故地白白送死。无疑，这对孔子的天命观来说，有着补充的一面。

那个御风而行，洒脱自在得很的列子，也是个坚信命运的人。在《列子·力命篇》里，他巧妙地通过“力”和“命”的对话，宣传了自己的这一思想。力对命说：“你的功劳怎么比得上我呢?”命回答说“你对世间事物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竟想和我比起高低来?”力说：“一个人的寿夭穷通，贵贱贫富，正是我力所能及的。”命听了随即反驳道：“彭祖的智慧不及尧舜，而活了八百岁。颜回的才华超出众人，可寿只三十二岁。孔老夫子的德不比诸侯来得差，却在陈、蔡等国遭了难。商纣王的行够不上仁人，但坐上了帝王的宝座。吴国贤公子季札没能在吴国做上官，坏蛋田恒却篡了齐国的政。商朝忠臣叔齐和伯夷饿死在首阳山，鲁国权臣季氏的钱又远远超过了贤士展禽。假如说你力能发挥作用，又为什么要让彭祖长寿颜回夭折，孔子困厄纣王登基，季札低贱田恒高升，伯夷、叔齐、展禽贫困而季氏富贵呢?”力被命一驳，楞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按照你的说法，我虽然对世间事物没有功劳，可社会上搞得这般模样，你又为什么不出来制止呢?”命从容回答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得听凭他们自己去变化，长寿的长寿，天折的夭折，困厄的困厄，通达的通达，贵的贵，贱的贱，富的富，穷的穷，又难道是我所能够改变的吗?”

通过这段风趣的对话，列子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世界上种种不合情理的事，都不是人力所能够解决的，因为在命运安排面前，人力原是很渺小有限的。

此外，先秦诸子信命的还很多，而以儒家的势力为最大。这种思想发展到汉代，随着儒家学说的风行天下，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就更深入人心了。淮南王刘安认为，“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扬雄《法言》也说：“遇不遇，命也。”有人向他问命，他说：“命是上天决定的，不是人为的。人为的称不上命，上天决定的命是逃避不了的。”

王充是东汉著名学者，他不信鬼神，一生反对迷信，可是对于命运，却坚决主张是客观存在着的。他说：“凡人遇偶(碰上好运)及遭累害(遭受灾祸)，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天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在他所著《论衡》一书的《命禄》、《气寿》、《幸偶》、《命义》、《无形》、《偶会》、《初禀》等篇章里，随时都可碰上对于命运的论述。可见，人们对于命运的信仰，不只是后来算命家们故弄玄虚所捣的鬼，这里面还有一批大学问家的参与、坚信和鼓吹，可谓盘根错节，阵容坚强。

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上人们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不该飞黄腾达的反而飞黄腾达，不该久处人下的反而久处人下，不该富贵荣华的反而富贵荣华，不该穷困潦倒的反而穷困潦倒，以及自己难以把握自己的未来、难以把握自己的生活、难以把握自己的生命等种种困惑，得不到使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因此便就很自然地信奉起那些大知识分子的说教来。而统治阶级为了坐稳他们的交椅，也乐于接受这一套，并且不择手段地加以推广利用。从此以后，那些时运不济的达人，常常会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乐天知命”的话来安慰自己，安于现状；而那些想不通的，除了怨天尤人之外，只好自讨不服命的苦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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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死生寿夭、穷通得失，乃至科场中举、货殖营利，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种力量，即命运是也。

命运的观点，在古代源远流长。由夏经商历周，至春秋时，孔子弟子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伦语·颜渊》)可见孔门弟子是信奉命运的。孔子进一步指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富贵贫贱完全与高悬于天的命运有关，绝非尘世碌碌众生的力量所能改变。故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日》)

墨子似乎是反对信奉命运的。墨子说：“王公大人，蒉若(意即假如)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平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红矣。”(《墨子·非命下》)如果天下之人皆相信个人的成败得失完全取决于预定的命运，那么个人自然不必勤奋努力，只须静候祸福光临罢了。这样一来，王公贵族必然会怠倦于治理政务，农夫、妇女必然会怠倦于耕种、纺织，结果就会导致“天下必乱矣”。显而易见，墨子反对信奉命运，主要是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

道家老子讲“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似乎排斥了天命在人世间的干预或主宰的作用。然而庄子却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由于是命定的，故虽然知道这事没有希望，但还是硬着头皮去做。这话显然有点宿命论的气息。

西汉时代流行谶纬神学，各种方术迷信，诸如巫蛊、择日、禁忌、符应、望气、卜相、杂祀、星占蓬勃兴起。在这种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命运的观点更是不胫而走。董仲舒、扬雄其人，《淮南子》、《自虎通》诸书，无一不是命运观点的提倡者或信奉者。甚而至于连东汉杰出的无神论者王充，他虽然批判了卜筮、祭祀、鬼神等等世俗迷信，但是对于命运的观点却深信不疑。王充说：“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论衡·命禄》)。

古人既然信奉命运，自然就殚精竭虑地设计出种种预测命运的方法，以便能趋吉避凶，把握命运。这样，算命术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算命术大抵滥觞于汉代，迭经魏晋南朝的推衍发挥，于唐代始告确立。唐人李虚中是算命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五代徐子平进一步发展了李氏算命术，使之更加周详完备。自此以后，算命术在宋元明清蓬勃发展，命理著作层出不穷，算命术士代有新人。

然而古代也有怀疑与不信奉命运的明达之士。除墨子之外，屈原曾说：“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楚辞·天问》)意即命运之神颠三倒四，何尝能罚恶佑善呢?至于唐代吕才、宋代费衮、清代袁枚等人皆目光如炬，洞烛其谬，纷纷援笔作文抨击算命之术，鞭辟人里，锐不可当。近代著名学者林惠祥先生著有《算命的研究和批判》一文，对于古代算命术的荒谬之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批判。

算命术当然是一种迷信，在科学昌盛的今日，可不待言而自明。但是自从算命术诞生之后，人们对于婚姻嫁娶、工商谋富、赴考求官，乃至用兵打仗、施政方略，自帝王贵族以至于黎民百姓，无不求助于算命术而企图预测吉凶。一千多年来，此道盛行不绝，愈演愈烈。即此可见，算命术对于中华民族的观念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洪兄丕谟攻古法律，擅书法，精歧黄，多才多艺，驰誉沪上，近日与其夫人姜君玉珍合著《中国古代算命术》一书，以大纲见寄，嘱为序言。自古医易相通，中医理论与命理学说皆以五行相生相克之理立说，科目虽别，其理一也。洪兄伉俪以其中医学殖，自能深解命理学说，发其底蕴，抉其谬误。然则该书对于当前传统文化之研究，恐不为无补云。是为序。  张荣明写于华东化工学院文化研究所

无论在我国文化史或学术史上，中国算命术都该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多少年来，算命术却以其自身的推测天命和其他种种原因，一直被深深地打进了冷宫。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现象，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我国所有学术文化中，从影响的深广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和它分庭抗礼，并肩起坐的。这不仅表现在学者大儒身上，多半对这种神秘预测的方术倾注了莫大的兴趣，并且在广大平民百姓中，也是往来风靡，大有尽人皆醉的味道。虽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它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可是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作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即使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要把这种充满着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算命术从人民群众心目中完全抹去，显然也为时过早。堵不如导，更何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学术现象，也自有它存在和用作研究的价值。

当然，建立在天命观上的算命迷信，早晚非彻底破除不可。但是我们认为，对于这种根深蒂固迷信的破除办法，说理的导和必要的堵双管齐下，总要比生硬单一的堵来得更彻底，更有效。又因为在人的心理上，对于越是神秘而弄不清楚的东西，越是密不透风不让他们知道的东西，他们就越是千方百计地想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楚。这里，我们索性揭开算命术的神秘面纱，把它从密不透风的保险柜里搬到光夭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一次彻底的理性研究和批判。相信这样一来，人民群众在了解它的庐山真面目后，原来对它的神秘感就会消解，原来对它的迷信就会驱散。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因为唯物主义是科学的，而今天我们采取的，正是这种科学的态度。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一个暑期来和拙荆汗流浃背、笔不停挥的共同努力，这本研究算命术和批判算命术的学术著作总算初步告一段落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笔者深知自己功底不深，学识有限，因此凡是有关本书不足的地方，不管是谁，只要竭诚提出，笔者无不表示由衷的欢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训不早就这样说过了吗?

洪丕谟于沪西汲绠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