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与鲁迅先生交往过的60余位共产党员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以交往时间为序，对他们的交往情形进行客观再现，或和谐、或交锋，均既不回避亦不夸大，力求公允真实。本书资料全面而翔实，态度客观而公正，文笔流畅朴实，既适于研究之用，又可作故事阅读。

本书介绍了鲁迅跟60余位共产党人的交往。这是鲁迅博物馆社教部几位同仁合作的学术成果。作者并非鲁研界的知名人士，而只是一群默默无闻将青春奉献给鲁迅宣传普及工作的中、青年人。他们决定通力合作撰写这本读物绝不是为了趋时应景，而纯粹是为了回答观众的疑问，并借此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工作水平。

抹不掉的红色记忆

胡愈之

李大钊

陈独秀

陈望道“

任国桢

茅 盾

胡也频

曹靖华

应修人

楼适夷

魏金枝

白 莽

罗扬才

郭沫若

陈延年

毕 磊

潘汉年

成仿吾

徐懋庸

徐文雅

黄 源

冯乃超

潘梓年

钱杏邮

柔 石

冯雪峰

胡 风

夏 衍

蒋光慈

冯 铿

沙 汀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李立三

田 汉

王冶秋

宋庆龄

瞿秋白

杨之华

丁 玲

艾 芜

陈 沂

陈 赓

朱镜我

周 扬

聂绀弩

葛 琴

叶 紫

曹 白

力 群

魏猛克

陈普之

周 文

刘 岘

吴奚如

沈泽民

张春桥

小林多喜二

唐 搜

萧 三

方志敏

金肇野

王正朔

沙 飞

胡 愈 之

鲁迅与胡愈之之间，原是师生关系。1911年胡愈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绍兴府中学堂时，鲁迅正任该校学监。后来胡愈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推动世界语运动、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工作中，都曾得到过鲁迅的支持。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邀约胡愈之参加，两人均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第三国际下面的“济难会”，是个国际性的组织，由各国有名望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出面号召、募捐、声援、救济各国被压迫的政治犯。作为执行委员，鲁迅和胡愈之都参加过几次会议，根据会议中提到的法西斯压迫人民、摧残进步文化的材料，签名发表抗议和宣言，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5年，在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国家从内战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刻，鲁迅却为疾病所折磨着。苏联方面通过中国共产党邀请鲁迅赴苏疗养，但由于多种原因，鲁迅都没有答应。1936年初，胡愈之从香港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一家饭馆约鲁迅见面，把苏联方面再次邀请鲁迅去修养的建议告诉他，并把去莫斯科的交通情况也说了一下。鲁迅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他说：“苏联朋友关心我，无非为了我需要养病，……我在上海住惯了，离开有困难。另外我在这，还要斗争，还有任务，去苏联就完不成我的任务。……请转告苏联朋友，谢谢他们的好意，我还是不去”，“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胡愈之《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胡愈之了解到鲁迅的态度，对去苏联疗养的事就没再多谈，便返回了香港。

1936年8月，胡愈之从香港返回上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愈之忙于救国会的活动，没能去探望。10月19日清早，他接到冯雪峰的电话，才知道鲁迅因肺病严重突然去世。当时冯雪峰任中共上海地下办事处副主任，从延安得到指示，鲁迅的丧事由救国会出面来办。于是，他就让胡愈之同救国会联系并负责组织。胡愈之担任了丧仪活动秘书长。鲁迅先生的丧仪举办得十分隆重，鲁迅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停放三天，几十万人前来瞻仰先生的遗容。10月22日起灵送葬时，几千群众唱着挽歌，高呼口号，丧仪活动形成了抗日示威游行。

鲁迅生前，曾打算把自己的作品结集为《三十年集》出版，但没能付诸实施。鲁迅去世后， 《鲁迅全集》的出版即被提上日程。1938年，宋庆龄、蔡元培、胡愈之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鲁迅全集》纪念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鲁迅全集》。在抗日的文化运动中，出版《鲁迅全集》是一件大事。民族危亡的关头，人们迫切需要精神食粮，而鲁迅先生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进步文化界享有极高的声望。他决不妥协的精神，“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而这精神在鲁迅著作中是磅礴着的”(郭沫若《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

胡愈之、许广平、郑振铎等人商议后，决定由胡愈之主持的“复社”接手出版《鲁迅全集》。印书资金是个很大的问题，但由于鲁迅深受人民爱戴，又有茅盾、巴金、沈钧儒等人的热心号召，纪念委员会收到了来自内地、南洋、美国的不少定金。为确保出书费用早日到位，胡愈之又特地带着书样去香港，找到了蔡元培、宋庆龄，寻求支持。蔡元培不但题字，还写了序言，发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订户启示》，印好预约券在香港出售。

当时，周恩来对《鲁迅全集》的出版也极为关心。1938年5月，他正在武汉，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定了许多部。救国会主席沈钧儒专门为出售《鲁迅全集》开茶话会，邀请一些比较开明的国民党要员和资本家参加，第一个来签到的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他当场拿出1000元钱订购了10部。在他的带动下，到会人士纷纷认购。在这样的宣传、奔波下，纪念委员会筹得了几万元资金，解决了初期印刷费的问题。

1938年6月15日，经过许多学者、文人和印刷工人们的辛勤劳动，600万字20卷的《鲁迅全集》在禁止出版出售红色书籍的“孤岛”上海出版。这套全集分甲、乙、丙3种版本。甲种本是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本是红布烫金。由于抗日工作的需要，胡愈之没有等到《鲁迅全集》的出版就已调离上海。

文汇报的编者这样写道：“抗战爆发，对于鲁迅先生，谁都有更深切的悼念。原是那一只正义的锐利的笔，要是今日还健在，至少也可以胜过数十万雄师的力量吧。”

胡愈之为鲁迅文稿的保存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也认为这是一项抗日救亡的重要工作，而且是自己表达了他纪念“最勇敢的师长——鲁迅”的一片深情。

胡愈之(1896～1986年)，浙江上虞人。1911年进入绍兴府中学堂学习，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五四”时期，他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他积极参与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介绍了俄国和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1920年，与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五卅”运动中，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报道运动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的第二天，他就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信，邀集郑振铎等7人签名，并在《商报》上发表。后被迫流亡法国，进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

1933年，胡愈之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与沈钧儒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组织编译出版了E·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参与《鲁迅全集》首次编辑出版工作。1938年胡愈之在武汉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桂林出版《国民公论》半月刊。1940年，他赴新加坡，并帮助陈嘉庚办《南洋商报》，后流亡苏门答腊。抗战胜利后，胡愈之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风下》周刊、《新妇女》杂志。

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胡愈之学识渊博，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是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1986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

P1-4

抹不掉的红色记忆

——序《鲁迅的红色相识》

阅报，得知新近有一种“去革命化”的鲁迅宣传理论。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一直在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的特定宣传理论影响下成长；直至年近古稀之龄，仍然无法逃避各种“宣传理论”的观念渗透。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借用的“宣传理论”一词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包含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

如实地说，我在未从事鲁迅研究之前，就受过一本书的深刻影响，或日接受过一本书的“宣传”，这就是“周氏家族”重要成员、鲁迅夫人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在当时，这本书不仅对我，而且对无数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本重要的启蒙读物。虽然受当时写作环境和作者记忆的局限，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错讹，然而这本书的基本价值恐怕还是不能完全否定。但我并不是从“宣传”的意义上阅读这本书的，而是从了解史实的角度接受这本书的。尽管许广平先生跟鲁迅没有最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作为这位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相濡以沫、甘苦相知的伴侣，她所提供的历史见证无疑是值得重视而为他人所无法取代的。书中有若干我至今难忘的章节，比如：《向往苏联》，《瞿秋白与鲁迅》，《“党的一名小兵”》，《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我想，如果许广平先生活到今天，她至多也只会修正文中的个别提法，仍然确认她当年在白纸黑字上提供的那些重要史实。由于写这篇序言，我把这本回忆录中的有关章节又重新翻阅了一遍。书中提到了苏联作家协会曾多次邀请鲁迅访苏而鲁迅也为此进行了准备，提到瞿秋白多次到鲁迅家避难并跟鲁迅在文化战线并肩战斗，提到鲁迅跟李大钊、陈延年的交往，跟陈赓的会晤，帮成仿吾接关系，以及参加党领导下的三个外围组织，等等。这些史实，业已为鲁研界公认并写进了鲁迅的年谱和传记。要抹掉或淡化对鲁迅的这些红色记忆，重塑另一个模样的鲁迅，至少对于像我这种不能“与时俱进”的人，是一件不容易轻易接受的事情。

这就迫使我进一步思考史实与阐释之间的关系。据我的粗浅理解，一部鲁迅研究史其实就是一部鲁迅的阐释史。由于鲁迅生活的时代具有历史的复杂性，鲁迅的文章具有语言的模糊性和意义的多重性，不同时期的不同阐释者基于价值准则、利益诉求、生活体验和知识素养的不同，对鲁迅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我们尊重这些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历史毕竟有它的客观性和“本相”，文本毕竟有其总体倾向和基本内核，所以阐释又必须得到文本和史实的支撑，必须与鲁迅的本体逼近或大体契合，而不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对鲁迅的历史理解和文本的理解固然不易，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把握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由于鲁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极为丰富并且不断消长起伏着的精神复合体，因此无视不同精神侧面的交叉互补而仅仅为了某种需要而任意取舍，就很容易从一种独断而趋于另一种独断。比如，鲁迅既重视个体尊严，更重视民族尊严；既关注个体生命，又关注群体生命；既主张大胆择取，又主张挑选辨别；既强调独立思考，又勇于服膺真理；既反对邪恶的施暴，又认同正义的抗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顾此失彼，抑扬欠妥，就难于描绘一个真实的鲁迅形象。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介绍了鲁迅跟60余位共产党人的交往。这是鲁迅博物馆社教部几位同仁合作的学术成果。作者并非鲁研界的知名人士，而只是一群默默无闻将青春奉献给鲁迅宣传普及工作的中、青年人。他们决定通力合作撰写这本读物绝不是为了趋时应景，而纯粹是为了回答观众的疑问，并借此提升自己的素质和工作水平。我完全没有参与这本书的策划和写作。当我知道此事时，全书已经定稿。作者们出于对一位老同事的尊重，要我在卷首写几句感言，而我两天后就要出差，实在无法细读全文，贡献意见，只是感到他们的态度是客观的，完全以如实介绍鲁迅跟共产党人的交往过程以及这些共产党人的生平史迹为写作目标。研究鲁迅跟共产党的关系是一个专门的学术课题，一定会有高明的研究者在这些史实的基础上得出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

最后还想就“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谈一点感想。毋庸讳言，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都跟政治与时代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既反对将意识形态泛化，也不苟同文艺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记得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讲过：中国的革命文学者有一种病根，就是把“革命”与“文学”当成两只靠近的船，革命高扬的时候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俨然是一个革命者；而当革命遇到暂时曲折的时候，又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猝然成为文学家了。我们在研究和宣传鲁迅的工作中，也应该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摇摆，真正以“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出版这本《鲁迅的红色相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唤起了人们抹不掉的红色记忆。

陈漱渝

200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