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众文化研究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费斯克在本书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从对日常生活中文化现象的分析入手，勾勒了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理论。本书目前已成为大众文化研究领域被广泛引证的代表作。

本书从广告、猫王和麦当娜、汽车等日常生活中文化现象的分析入手，勾勒了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派、民粹派等。费斯克既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也同时是大众文化迷，这个双重身份使得本书对大众文化的解读独树一帜，它带着乐观主义色彩，着重强调大众文化的创造性、娱乐和逆反功能。《理解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一版再版、被广为征引的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著作之一。

序

中文版导言

前言

第1章 牛仔美国

商业与大众

第2章 商品与文化

大众的层理

文化商品

电视的两种经济

日常生活

界定大众

第3章 生产的快感

第4章 冒犯式的身体与狂欢的快感

规训的策略

狂欢节

《摇滚与摔跤》节目

身体控制

第5章 大众文本

生产者式文本

语言

过度与浅白

矛盾与复杂性

文本的贫困与互文性

第6章 大众的辨识力

相关性

大众的生产力

“迷”与生产力

消费模式

第7章 政治

民粹主义与左派

大众、民粹主义与民众

进步的怀疑主义

生产相关性

大众文化与社会转变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牛仔裤中社会差别的缺乏，使人有自由“成为自己”(我想，在异常的情况下，才是隐藏自己)。当然，它指出的一个明显的悖论是：渴望成为自己，反而致使某人穿戴着与他人相同的服装。这只是美国(以及西方)意识形态深层结构之悖论的一个具体例证罢了，而这一意识形态是：最广为接受的共同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渴望成为自己，并不意味着渴望与他人全然不同，毋宁说它渴望着将个人的差别，放置在对某一商品的共同使用当中。后文我们将会看到，虽然穿牛仔裤者之间存在着社会差异的符号，但这些符号在相互抵牾之际，并不会否定牛仔裤共有的那套整合的意义。

另一组意义则集中在体力劳动、强健耐劳(ruggelness)、活动力(activity)与发达的身体特征(physicality)上面。这些意义同样试图否定阶级差异：牛仔裤所暗示的身体的强健，容许这些中产阶级学生将自身与从体力劳动中精选出来的一组意义联系在一起(当然是体力劳动的尊严与生产能力，而不是它的从属地位与被剥削性)。牛仔裤能够承担美国工作伦理特定的阶级涵义。

牛仔裤的身体特征与强健耐劳的性质，不仅仅折射着工作本身，它们还承载着自然的本性(naturalness)与性征(sexualily)的涵义。自然的是个形容词，它几乎总是被用来表示自由的。与其他服装的正式性相比，牛仔裤的非正式性乃是自然与文化、天然与人工、乡村与都市之间深层结构对立的一个具体例证或转换形式。身体是我们最自然的部位，所以，围绕牛仔裤的身体特征、青少年躯体的活力以及“自然的本性”，存在着一个宽松的意义群。这个意义群可以折射出力量、体力劳动和男人的体育表演(正如第4章所论，体育活动，使中产阶级认识到劳动赋予工人阶级的那种身体的矫健)，也折射出女人的性征。当然，此类性别差异并不是根本的问题，但这些差异却是抢夺男性气质(masculinity)与女性气质(femininily)之控制权的战场。许多女性便参与了“同牛仔裤相关的身体特征更富于‘男性气质’”这一意义的构造，恰如许多男性参与了对某些更富“女性气质”的涵义的展示。

这些天然的／人为的以及身体的／非身体的意义，与其他意义一道，构造着与美国西部相关的一组意义群。牛仔裤与牛仔以及西部神话之间的关联，仍旧牢不可破。有助于使西部对这些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仍旧意味深长的那些意义，不仅仅是些众所周知的蕴涵，如自由、自然、粗犷和勤劳(以及闲暇)，还有进步与发展的观念，以及最为重要的意义——美国精神。正如西部边疆的开拓乃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而明确的阶段一样，牛仔裤也被视为一种独特而明确的美国服装，这也许是美国对国际时装行业唯一的贡献。尽管西部神话很容易出口到美利坚之外，并易于被吸收到其他民族国家的大众文化中去，但它仍不失其美国精神，因此，它容许美国的价值观念与其他民族的大众意识融聚一处。类似的，牛仔裤实际上已被带人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当中，无论其地方性意义如何，它们总是会留下美国精神的痕迹。譬如在莫斯科，牛仔裤可以被当权者视为西方颓废的产物，但也可以由年青人穿着，作为一种反抗行为，或是作为反对社会服从的一个标志——这一组意义尽管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着装的意义相符(当时的牛仔裤要比今天承载着更多的对抗意味)，却判然有别于当今美国青年穿牛仔裤的意义。

P3-4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勾勒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理论。它与我的另一本书《解读大众》(Reading thePopular)同时出版。《解读大众》是一本论文集，它主要分析的是人们在生产自己的文化时所面对的一些关键场所与文本：从海滩到麦当娜，从电视新闻到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

《理解大众文化》是从“理论”到“解读”，而《解读大众》则从“解读”到“理论”。每本书皆可自成一体，但我希望两本书都读的人能够发现：“解读”充实并置疑着“理论”，而“理论”深化并概括着“解读”。不过这两本书并非相互倚赖，所以，对“理论”或是对“分析”更感兴趣的读者，大可不必因偏重于某一本书而怅然若有所失。

作为学院中人，我领受到的好处之一是，“理论”可以四处旅行，只不过难免受时差影响罢了。结果十几年来，我有幸能够穿梭往来于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我的“游牧生活”时时露迹于这两本书当中，而我在不同国度的体验，却由一根共通的线索贯串起来，那就是，我所熟悉的国家、我所书写的文化，都是白种人、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国家与文化。诚然，每一种国家与文化，都以不同方式折射着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而这也使生存其间、进行思考的行为显得有趣而迷人，但是相对而言，这些不同仅仅是表象的差异。

与本书相比，《解读大众》在地理的意义上更为特定而明确，因为“分析”当然要比“理论”更为紧密地联系着其社会语境。实际上我所运用的“理论”，其源泉来自欧洲——布迪厄(Bourdieu)、德塞都(De Certeau)、巴特(Barthes)、霍尔(Hall)、巴赫金(Bakhtin)是其思想的支点，不过我用这些欧洲理论来分析英语国家的大众文化。商城(shopping mails)、内设投角子电视游戏机的游乐中心(video arcades)、海滩、摩天大楼与麦当娜现象等，都是在美、澳两国流通其意义的，但我是用欧洲人的眼光来解读它们的。我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同汽车生产者的产品没什么两样。文化研究的历史、我的学术生涯以及我个人的历史，皆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并将我“生产”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发言者与写作者。熟悉我早期作品的读者，一定会在这两本书里发现回声。但我希望这回声足可以产生增强的效果，使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尽管我愿意承认，本书第四章的某一部分几乎是《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费斯克，1987年)的翻版]。

我本人的历史，以及我的同事、朋友、反对者、学生、老师以及其他人的多元化的声音，形成了一个资料库，而我劫掠了这些宝贵的资源，用来发言和写作。对这些资料的使用，我将负全部责任，没有它们，我将一无所成。此处我谨以感激之情，将这两本书献给所有做出贡献的人，而不管他们有多么不情愿，甚至是非常不情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我无法道其名姓；而那些以他们的文字助我写作的人，会被直接列入参考资料；其他以各种不同方式对本书有所贡献的人，我愿在此深致谢忱。

首先是Unwin Hyman出版公司的Lisa Freeman，她的编辑技能与热情鼓励，是所有影响中最富决定意义的，她直接促成了本书的付梓，并为出版界与学术界之间恰切的关系会多么富有创造性，树立了典范。其他三位同道付出的时间、经验与洞见卓识，超出了我的期望——他们是David Bordwell，Larry Grossberg与John Frow。予我帮助者还有Graeme Turner，Jon Watts，Rick Maxwell，Mike Curtin，Henry Jenkins，Jule D’Acci，Lynn Spigel，Noel King，Bob Hodge，TomStreeter，Jackie Byars，Bobby Allen，Jane Gaines，Susan Willis，Liz Ferrier与Ron Blaber。我在佩思(Perth)的秘书同事Rae Kelly以及在麦迪逊校区的Evelyn Miller与Mary Dodge对此书的贡献，与我的学术界同事一样多，在此我感谢她们令人愉快的专长。我希望这两本书会给所有以或此或彼的方式促成拙作生产的人以快乐，并渴望在未来的岁月中有更深挚的友谊与合作。  我也愿在此感谢允许我复制图片材料的那些人士-9机构：Wran一gler牛仔裤，Zena企业，以及《世界新闻周刊》(Weekly world News)。虽然我们竭尽全力，试图追溯每幅图例的来源，但仍有若干我们劳而无功。对此我们深致歉意，并随时乐于在后续的版本中声明致谢。

约翰·费斯克观照大众文化(populaur culture)现象时所呈现的“视界”，几乎凸显了美、英、澳(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购物商城、连锁店、集市、汽车、时装、化妆品、普通与名牌牛仔裤、流行歌曲(星)／小说、麦当娜现象、猫王故居、歌迷影迷小说迷、乡村音乐、摇滚、雷盖、当红的肥皂剧、高收视率节目、好莱坞大片的跨国族消费、广告业、美国电视职业摔跤比赛、英式粗野的联盟制橄榄球(mgby league)、电子游戏、海滨浴场、乡间游戏、城市酒吧、狂欢节、歌舞杂耍剧场、同性恋化装舞会、节假日、节食减肥甚至小道消息，等等。

作为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学系教授、传播学与“文化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角色，费斯克“学院中人”的身份以及“理论旅行”的可能，使他本人学院化的“游牧生活”，时时表现在他穿梭往来的跨州际、跨国际乃至跨洲际的文化实践中。值得瞩目的是，费斯克对其本人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有非常清醒的意识，他坦然承认自己的双重身份：除开“学院中人”这一明显的标记，他在“作者简介”等公开场合，一再声明自己是不折不扣、根深蒂固的大众文化迷。他对自身角色的自觉与定位，在某种意义上，比巴特、艾柯等人更偏向大众趣味。因为巴特与艾柯兴味盎然地解读伊安·弗莱明(Ian Fleming)的畅销小说及电影改编本，《007》詹姆斯·邦德系列，主要出自理论(符号学)上的兴趣，以及解读小说与电影文本时所激发的高深快感；相形之下，费斯克本人却公开宣称，他在煽情画报、流行小说、购物商场、迪斯尼乐园以及环球电影制片场的参观旅行中，常有乐此不疲、乐而忘返的“世俗”愉悦。秉持着这种公开化的、貌似矛盾的双重身份，面对凌乱庞杂而丰富涌流的大众文化现象，费斯克现身说法，试图提供“理解”大众文化的新颖途径。

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费斯克论及了近期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主要走向。第一种走向试图重新调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关系，使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生活也包括大众文化，而不是单纯落实在高雅趣味里。虽然不同文化阵营的社会差异依旧存在，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和谐包容差异。费斯克认为，这种精英式人文主义的民主观(或日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倾向)尽管对大众文化本身夹道欢迎、弹冠相庆，却并未将大众文化放在大众阶层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对抗中进行考察。

费斯克特意援引了拉克劳(Laclau)《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与意识形态》(1977)一书，来进一步强调他对第一种走向的不满。这具体表现在拉克劳对“民主式民粹主义”的论述，在这种“民粹主义”中，国家与大众之间的差异，被视为体制的互补物而非对立物。这基本上是自由主义一多元主义看待社会差异的方式，因为差异被整合到体制中，阶级冲突与其他层面的对抗，都被中和抵消。这样一种民粹主义，其实会使被支配者的体验、快感与抵抗行为，被吞并、吸纳进体制的控制范围。弱势者的日常生活与强势者的宰制体制之间，最终达成了共谋或一致关系(即便是潜意识的或不情愿的)。这便无法解释大众的生命力与冒犯性，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主流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或父权制)总是担惊受怕、费心费力地倡导自己的价值观念，时时刻刻力图维系自身的地位。

……

然而，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的方式也有其问题。与德塞都等人一道，费氏刻意凸显体制本身的脆弱性，高扬消费者偷袭、挪用、抵抗宰制力量的能动作用与行动效力，而实际上，他所身体力行的，仍旧是“言语偷袭”、学院内造反、体制内抵抗的行动方案，与此同时，他也等待着改变体制乃至生活世界的伟大契机(而谁又能有货真价实的预言家般的先见之明，凭慧眼识出历史变革的关键一瞬呢)。他曾经指出，大众真正关心的可能并不是如何去改变世界，而是“以何种方式抵抗或顺从生活世界的要求，以便让生活变得可以承受，以便保留某种认同感”。那么，他所期之待之的大众的抵抗与生产，与大众对体制的默认与同谋，其真正的区别又怎样辨识呢?此外，他对快感的执著，他对大众“权且利用”资本主义体制的资源与材料之能力的自信，在多少意义上能够促成真正的冒犯式冲撞、生产式抵抗以及进步式解放?又在多少意义上沦为体制内部被收编的、合法化的造反，从而变相强化了体制本身的存在呢?如果说“群众文化”的理论家过于悲观地将“群众”视为全然被动、异化、无力行动的主体，那么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则显得过于乐观了。他将他本人幻(泛)化成大众的一分子，将他卓越的解读能力幻(泛)化成大众的游击战术。可是，究竟能有多少大众，可以像费氏这样，“我行我素”、纵情谈笑而又可逍遥法“外”(“内”)呢?又有多少次，当他津津乐道他从体制的陷阱中逃脱的妙计时，却又无意间悄然落入学院体制乃至资本主义体制的另一套天罗地网呢?

《理解大众文化》一书屡经再版，现已成为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广被引证的代表作之一。仅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该书在Butler主图书馆共藏有3本，全部被列为保存本(reserve book)，借阅者当天每次只能借出两个小时，如果傍晚借出，第二天早上开馆后一小时之内必须归还。在纽约今年的凉夏，当两位译者与台湾大学的柯庆明、张淑香教授同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上，与上万人一同聆听威尔第的《茶花女》以及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出，或是在法国独立日那天，在中央公园东72街的“夏季舞台”(Summer Stage)，听掺杂着中东音乐风格的法国歌曲时，译者对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的方式以及美国的文化语境，似乎更深领会了一层。在此，译者深感荣幸，能有机会将费斯克的代表作之一翻译到中国大陆。我们非常感谢译丛主编李陀先生、中央编译出版社王吉胜先生以及责任编辑苏元女士的信任、鼓励、理解与耐心，这是又一次愉快的合作。译者还要感谢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伊利诺伊大学王昶先生、联想电脑公司宋伟光先生、哥伦比亚大学罗鹏(Carlos Rojos)博士、哥伦比亚大学Butler图书馆人文与历史学科图书馆员Andrew J．Carriker博士。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曾参照陈正国等四人的台湾版译本。前贤之美，不敢私掠，译者特此声明致谢。而两个中译本在理解原文以及中文表达上的大量差异，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2001年夏，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