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图塞对20世纪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主体建构与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论述这个关系的过程中，他详尽地分析了国家、教会、学校、家庭和司法等机构在人的“自我意识”形成中所起的重要的“召唤”作用。他这一理论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如何自我正当化的认识。

本书花了大量篇幅论证后现代主义并不否定社会性和道德性，而是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它从大众文化入手，强调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

序

译者前言

引言

第1章 后现代性与文化研究

1.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2.文化研究中的“新时代”

3.后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

4.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真正的我”

第2章 文化理论领域里的关键人物

5.苏珊·桑塔格的现代主义风格

6.《拱顶长廊》和沃尔特·本雅明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

7.警觉的策略：盖亚特里·斯皮瓦克访谈录

第3章 青年，媒体，后现代性

8.旧衣服和旧货市场的作用

9.闭上嘴，跳舞吧：青年文化和变动中的女性模式

10.不同的青年主体：青年文化社会学

11.后现代大众传媒时代的道德恐慌

流行艺术表演者的职业性真诚，他或她想表达可以辨认的灼热的真实情感的渴望，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在每一种情况下，返归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指涉，都纯粹是形式上的或是风格上的——一种无所指向的特殊风格。詹姆逊虽然准确地解释了这种“用死语言言说”的现象，但他没有把对它的接受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或许是因为他对“后现代状况”的分析多半聚焦于艺术，而不是大众文化，而在大众文化领域里，他对观众或消费者的学术性关注还是太少了。然而，在詹姆逊的论点显得最为恰切的领域里，也即是流行音乐及其附属形式的领域里，消费者或乐迷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如何从概念上来理解这种整合却更成问题。桑塔格把摹袭与其忠实观众——男同性恋者——联系在一起，这很有启发性，因为她揭示出围绕着社会中的少数人发展出来的一种关系是如何努力争取一种文化形式的，为了这种文化形式，他们觉得值得以他们碎裂的和性变态的身份作为代价。对风格和快感的这种双重坚持使得其产品无论是对圈内人还是对圈外人都颇具吸引力。其结果是矫揉造作的风格被吸纳进了大众化趣味的主流之中。桑塔格的方法很管用，因为她不过多谈论纯粹的或原创性的“艺术”创造，而是描述形式如何才能被接收并被重新组装，以迎合受到争议的群体的需要。这常常意味着要超越这些形式的表面上的意义和作用。凭借这种能力，男同性恋文化在过去几年里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表述得既清楚又坦率，同时也坚持一种既是审美性的又是政治性的话语。在流行音乐里，像“弗兰基去好莱坞”(Frankie Goes t0 Hollywood)、“布朗斯基节拍” (Bronski Beat)这样的乐队和像马克·艾尔蒙德和乔治男孩这样的歌手，都已经利用了许多桑塔格所描述的摹袭的因素，既在主流音乐界获得了成功，同时又没有消磨掉对同性恋的颂赞。

桑塔格评论的长处就在于它们强调了中介的作用。她把观众、消费者和“同性恋伙伴”都纳入到画面之中，而没有滑人“经验主义”。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流行音乐和当代青年文化。如果不把朋客、艺术学校、伦敦和“受过教育的”亚文化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也就不可能理解从中产生的乔治男孩和“文化俱乐部”何以会崭露头角。

而倘若媒体形式这样难以摆脱，那么“假如非真实如今都在每个人的掌握之中”(Eco，1984)，就没有理由假定对摹袭、戏仿或极端的矫揉造作(按照定义)的消费，就没有颠覆或批判的潜能。我们不应轻易地把具有迷惑力的闪亮光滑的东西贬黜到固守非政治性的领域中。对于左翼来说，承诺赞同真实以及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是必需的，但是从左翼对尼尔·金诺克在特莱西·乌尔曼的录像带里露面这件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它仍然保留着一种(可以理解的)僵硬性。这种情况本不应出现。

P28-29

阿尔都塞对20世纪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主体建构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论述这个关系的过程中，他详尽地分析了国家、教会、学校、家庭和司法等机构在人的“自我意识”形成中所起的重要的“召唤”作用。他这一理论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如何自我正当化的认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这两个概念的相对自足性，在阿尔都塞的质疑下都成了问题。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当中，特别是二战以后，由于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出现了种种阿尔都塞所不能预料的新的因素：商品和物的体系包围了人，并发挥着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功能。重要的是，与阿尔都塞所分析的国家、学校等机制的活动方式不同，当代意识形态的有效过程主要是通过日常消费的行为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正是以此变化为背景，一批被称为“伯明翰学派”的英国批评家开始了对当代文化批评的开拓，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

在阿尔都塞之后，英国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等一批理论家，不仅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而且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问题，都作了新的讨论和阐释，或者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活动深刻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在一个新的批评视野里，以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不再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对象，恰恰相反，这种分析和研究把注意力转向了被以往的理论活动所排斥或推向边缘的领域。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诸如广告、时装、电视剧、畅销书、流行歌曲、儿童漫画、新闻广播、室内装修乃至休闲方式都成为理论分析和批评的主要对象。因此，文化研究不是我们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种对“文化”的讨论，也不是在各种传媒学科的名目下发展起来的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理论，而是特指近几十年以来，在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推动下成熟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涉及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它们和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可以说，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

近十几年中国最大的变革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中，中国当代社会的变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各个层面的变革又相互缠绕和渗透，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更可注意的是，有很多迹象表明，虽然中国还远不够富裕和发达，但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特别是大都市和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同时，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广告、时装、流行歌曲不仅深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这一切都不能不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情势，考虑到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正是大众文化以及与其相连的日常生活，考虑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我们的文化生活因此也必然会与跨国的文化生产及其机制相互交叉，那么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应该是很明显的。文化研究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使我们不能不考虑，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入手研究中国的社会变革是否可能?分析文化和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是认识这个变革的一种有效途径?伯明翰学派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借鉴，使其成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实的某种思想和理论资源?

除以上考虑外，文化研究还有其他使中国知识人重视的理由。

其一是它对20世纪知识分工过于细密的反动。或许有人认为今天知识分工或分类这样细致是知识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种就事论事的看法，恐怕忽略了近代知识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今天批评、警惕西方知识霸权已经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可，但是人们对当代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知识分类很少进行批评，而是通常把这个分类系统当做无可置疑的给定的东西接受下来，很少把它同样看做是西方知识霸权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这种情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学科越设越多，各学科各领域之间鸿沟愈深，知识人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彼此被“行话”“行规”阻隔，谁也不知道谁在想什么、干什么；另一方面，对这种僵死的知识分工的批评在20世纪也从未中断过，许多批评者都指出，追根究底，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和需求，迫使知识生产要服从于发展技术、发展经济的需要，并按照这种需要建立学科分工，划分知识领域，从而造成分类越来越细的现象。更严重的是，由于科学主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它的权威地位，人文知识领域亦不得不受其统摄，于是本来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两股道上跑车的人文知识，也按照“科学知识”的分类模式进行了细密的分科和分工，由此形成20世纪知识发展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对知识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阻碍知识发展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被人所重视。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结构主义思潮，就都曾在抵抗繁琐的知识分工，强调从各知识对象的联系中对人和社会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认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这种抵抗又由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的活跃而得到大大的加强。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下半叶知识图景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很可能将对下一个百年的人文知识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不是未来的知识，起码是人文知识就会有完全不同的面貌?是不是隔行如隔山的学科分离会更进一步被打破?是不是跨学科研究会成为常规方法?这些当然都不好预测，但无论如何，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在各国兴旺起来，与人们试图寻找新的立场、方法和知识态度这种愿望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正是文化研究把这种愿望表达得最为强烈。

总之，无论从满足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现实需要来说，还是从文化研究所暗示的未来知识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来说，在中国较为系统地翻译、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代表性论著，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后现代书系。大众文化研究系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文化研究以关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为其显著特征，但由于它非常重视理论方法，在它不很长的历史发展中，它不但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理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还有一种互相影响、互相纠缠、共同发展的历史，所以其理论性非常之强，远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明快。这给本套丛书的编选、翻译带来两大困难。一是翻译难，很多概念、提法和修辞都很难在汉语中得到相应的表达，除了经验和水平因素，译者们往往要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硬译”，这自然难免会影响译文的质量。编者和译者在今后会不断努力改进，但恐怕很难在短时间里有理想的进步。再一个困难是遴选书目的标准。有关文化研究的理论著述太多了，到底何取何舍?我考虑很久，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也就是先选一些分析、论述都比较具体，大半都涉及读者较为熟悉并有兴趣的电视媒体、时装、肥皂剧等文化形式的作品，然后再进一步介绍那些理论性更强的论著。这样做有个缺点，就是本来对了解文化研究更为重要的一些著作只能晚一些再着手译介了。不过，世界上许多事本来就难以两全，急也无用。

最后还要啰唆几句的是，这套书所介绍的著作当然都不是什么金科玉律，甚至其观点、方法会有很多不当或错误之处，因此它们只能是我们作文化研究时的某种参考和资源，不必迷信，更不能照搬。这在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批评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的今天，应该不再是很大的问题。和国外理论建立一种批评关系，并在这种批评中发展自己的理论，理应是理论界的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