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的精英访谈、经典的案例分析、实用的操作手册，由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的《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一书，既给深度报道从业者提升报道技能提供了一本鲜活的教材，也给新闻传播研究者把握新闻实践前沿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视角。

对新闻人来说，《报道如何深入》是一本启发他们怎样让新闻接近真相的报道手册；而对非新闻人来说，它又是一条把握社会转型与新闻报道复杂关系的生动路径。

本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深度报道媒体或栏目负责人的访谈，来解读这些媒体或栏目的成功经验。第二部分重点采访若干名国内最出色的深度报道记者，选择他们最突出、典型的深度报道个案，挖掘幕后的故事和体验。提供1篇最经典的个人作品，同时收录作者的采访手记。第三部分为附录。通过附录中的资料，给有志于从事深度报道的新闻从业者提供相关信息服务，这是很有价值的增值内容。

上篇 著名深度报道栏目／媒体主编访谈

调查性报道是奢侈品、易碎品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访谈

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调查性报道／用简单的结构来传递复杂的东

西／对人和节目的管理都是动态的／愿意在《新闻调查》做到退休

看惯了黑暗，更喜欢光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负责人侯永生访谈

基本模式，就是“事件+背景+评论”／解决问题，不单单是新闻媒

体的事情／最大特点，就是用音响来表现／过分强调利益，会伤害媒体

的公信力／试探前进，走到别人没有的高度

报道读者应该看的东西

——《财经》杂志常务副主编王烁访谈

“以我为主”地做杂志／独立、独家、独到／经济报道更加强调可靠

性／做自己觉得重要的报道／从立场和态度上来吸引人／报道最重要，其

他的不重要／她的影响是全面的，透彻的

好报道就要把故事讲好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靳丽萍访谈

要报道那些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流题材／事实和问题之间必须有

逻辑关系／没有好的故事，就没有好的传播效果

让政治关心你的生活

——《瞭望东方周刊》副总编孙凯访谈

为主流人群打造的时政杂志／纯粹用记者的目光观察、思考和解

读／好看故事独家思考／杂志内部形成有力支持／时政类周刊发展空间

巨大

重新打量每个生命

——《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徐列访谈

理念传承：一个“人物”的诞生／定位考验：期待成为主流大刊／

运营体验：迈过了一道坎／核心功能：感动、感慨、感悟／报道策略：

把人物的内心彻底创出来

下篇 优秀深度报道记者访谈及经典案例

“不求空前但求绝后”的追求

——《北京青年报》国内版组原执行主编郑直、资深新闻

人宋燕访谈

任何新闻都追求接近和探求真相／深度报道成败在于理念而不在技

巧／要让文章有很强的逻辑／在轰动性和认可度之间的抉择

 【代表作品】证明哈佛博士

 【报道手记】对个体负责

 【代表作品】我要做个名女人

 【报道手记】把人物写活

最大可能去接近真相

——《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蔡平访谈

记者是天生的，不是后天的／好奇心比技巧更重要／调查性报道就

好像智力游戏／细节与逻辑同样重要／我老是以傻大姐的形象去采访

 【代表作品】世纪末的弥天大谎

 【编辑手记】 《世纪末的弥天大谎》的幕后故事

我不写孙志刚，迟早会有人写

——《新京报》时事新闻部主编陈峰访谈

收容制度废除和我们的报道并无必然联系／绝不能否认孙志刚的报

道有偶然性／调查性报道要充分利用书证／我不愿意去参与报道之外的

事情／记者的工作，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

 【代表作品】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报道手记】孙志刚事件采访过程及报道分析

以调查报道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访谈

调查性报道最能彰显新闻价值／中国的调查性报道需要各方面保

障／署真名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职业精神／开放的社会是调查记者的天堂／

我的期望是活到80岁干到80岁

 【代表作品】的哥的姐怨声载道——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

(节选)

 【报道手记】为平民鼓与呼

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原著名记者杨海鹏访谈

这个行当的性格也许是“习惯性焦虑”／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

就不简单了／够不着“事实真相”时，写一个字都会怕／说出事实远不

够，还要防备“后遗症”／做一线调查越久，越不敢轻易发言／摆脱阻

挠、还原真相，是最基本的技术／去一个地方总先去研究县志／名记转

型或许也是被动的选择

 【代表作品】三位诺贝尔奖科学家指斥中国核酸营养品

 【报道手记】关于核酸的断章

在绝望中婉转腾挪

——《南方人物周刊》主笔李玉霄访谈

只要能吃苦，就能做出好报道／做灾难报道，不是我的主观选择／

国内的深度报道文本太单调／不能进1米，就进50厘米／记者就是理想

主义者做的事情

 【代表作品】我听见沙漠蚕食良田的声音

 【报道手记】山沟里的老人王永瑞

一定要把人物写得淋漓尽致

——《南方都市报》深度记者姜英爽访谈

让人物的性格和想法跃然纸上／捕获采访对象话里任何有用的信

息／我们的“对话”，普通人的比例更大些／南都有追求独家新闻的传

统／南都做新闻有敢“闯”的主动意识

 【代表作品】忽然不当犯人，我倒觉得不习惯了

 【报道手记】跟佘祥林静静聊次天

附录 有关国内外深度报道的常识／栏目

附录1：中美深度报道发展大事记

附录2：中美深度报道的差异比较

附录3：国外著名新闻报道网站推荐

附录4：中外媒体新闻报道守则

附录5：美国调查性报道技巧、记者素质和操作

要领

后记

张志安：前不久，《新闻调查》有期柴静做的节目叫《深圳外贸骗局揭秘》，节目中请了一位曾经行骗却已“金盆洗手”的知情人，以隐蔽的方式向记者介绍了行骗的手法。节目播出后，公安部门有没有跟节目组联系?

张洁：这个没有来找，不过其他节目组有来找过。

张志安：如果公安机关要找这名知情人，追惩其曾经的罪行，《杀斤闻调查》的记者会提供线索么?

张洁：我们可以提供，也可以不提供，根据不同的情况。这个节目为什么公安不会来找呢?这个东西在深圳遍地都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日常的东西。公安如果想有所作为，根本不需要来找我们，他们可以随时找到。

张志安：以前，公安部门来找你们时，你们怎么处理的?

张洁：我们从2001年开始做舆论监督节目，2001年之前基本上比较少涉及这类节目。这个涉及到国外讲的“污点证人”，在他们那两方面的案例都有，一方面是提供，另一方面是不提供。但据我们了解，西方新闻界对这些线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线人，总是持保护的态度，甚至宁愿极端到了宁愿我违法，我去坐牢，也不泄露线人。其实，西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个案，这些个案已经被选编进教材。而且，按照我们新闻从业者的道德价值来判断的话，好像我们更认同这种观点，即保护你的信源，甭管它是干净还是不干净。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体更具公信力，如果你把信源交出去了，那么，公众中有提供信源可能的人就不会给你再提供消息。反过来，公众的知情权就会受到损失。

张志安：更多的真相无法被告知?

张洁：没错。有这么一种连环的效果在里边。从我们的实践看，还没有碰到过这么尴尬的问题，要么是道德，要么是法律。也有一些节目播出以后，司法机关来找过我们， (我们提供了信源人)但他们都承诺绝对保护当事人安全，而且这些当事人都不属于“污点证人”。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调查性报道

张志安：《新闻调查》成立至今8年多的时间，请大致概括一下它的发展历程。

张洁：2000年我们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的口号。2003年又提出了一个口号：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因为一个调查栏目的终极使命就应该是做调查性报道。一开始成立这个栏目时，我们这批新人就想做以真正调查性报道为主的栏目。

当时的热点是做舆论监督，但舆论监督跟调查性报道在概念上是不完全一致的。在西方，调查性报道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从实践、理念到经验，到职业道德和法律规范，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那时候就想做这么一个栏目，但在1996年的氛围里，实现这个愿望不太现实。初期，我们做的一批舆论监督性质的调查节目都没能播出，那后来，就改做主题性调查。什么叫主题性调查呢?它是个中性节目，找一些国家重视、老百姓也关心的话题，比如第一期节目《宏志班》是个静态的社会问题，第二期节目《高楼抛妻案》讲的是家庭暴力，但这个节目播出后栏目差点被停掉。所以，第三期节目《中国的品牌》讲的是民族工业如何在外企入侵的情况下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所说的开了主题性调查的先河。我们说的主题性调查，它的构架一般也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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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语境中，新闻生产的实践主要在三个场域内展开：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约束、媒介组织的编辑机制、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总体上，在多重压力作用下，新闻专业主义只能局域和碎片地呈现。然而，以调查性报道为主体的深度报道栏目及其从业者则最集中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诉求与实践。关注中国的深度报道，必然要关注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中其所经受的社会控制和实践策略。

参照英美国家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发端发展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深度报道与新闻业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存在息息相关，也与大众媒介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密不可分。20世纪初，在美国揭黑幕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调查性报道，被视作美国社会转型与大众传播媒介互动的重要个案。如果我们将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新闻业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作为调查性新闻报道最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市场则是一把双刃剑——在新闻专业主义和市场的商业逻辑的张力中，调查报道可能成为社会制衡的力量，也可能异化成销售技巧包装下的消费产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深度报道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勃兴。当时，无论《人民日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1987年10月6日)、《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1987年6月13日)这样的新闻评论或经济报道的体裁，还是《中国青年报》有关大兴安岭大火的系列报道(1987年6月24日、7月4日)，无不与社会变革的前沿问题相互观照。这些深度报道的佳作，也大都符合业界对深度报道的操作性定义，“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之背景，揭示明日之意义”。作为一般意义上深度报道的延伸，调查报道虽初显端倪，但无论报道内涵或文体风格，触及到的边界更多来自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议；而其中的舆论监督或日批评报道，则更多被视为党和政府自我监督的有效手段。

90年代初中期，媒介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现，调查报道在这种情势中，以和前述将“核对背景、揭示意义”作为主要诉求的深度报道不尽相同的面貌出现。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一套僬点访谈》开播，将内容定位为“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个“收视率稳定在30％左右”的名牌栏目，开播8年3000多期节目中，涉及舆论监督的共600多期，占20%，曾被公众视为“舆论监督的代名词”。这个栏目获得的宣传管理、市场逻辑的双重认可，体现出一定程度上调查报道所可能具有的特质，即：既被视为党和政府的批评治理手段，又可以在市场驱动下获得高额利润，其“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选题原则，基本上体现出新闻媒介对“边界”的操作性和技巧性认知。

然而，同是这个阶段，《南方周末》和央视二套等诸多媒介开始介入和推动的消费者权益运动，则更多地呈现出比较自觉的有关现代社会公众启蒙的思想萌芽。这类报道的基本样式依然是深度报道，其中，不乏调查报道的力作。1996年央视开播的《新闻调查》，在实践中逐步呈现对电视调查报道自觉意识，与首期节目《宏志班》同时拍摄但未能播出的《西古县村纪事》，已经具备了以揭丑为中心、以腐败现象和权力人士试图极力隐瞒的错误行为为目标、以记者的深入采访和独立调查为基础的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核心内涵。

与此同时，市场逻辑催生了以都市报和生活服务类报纸等为代表的软性媒介，娱乐、消费和生活服务性内容在媒介版面上的比例开始增加。此类媒介所刊发的大量偏软性的新闻报道，由于其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也并不触及宣传管理的边界，往往“叫好又叫座”。包括调查性新闻报道在内的硬新闻“软化”现象，无疑是市场逻辑和宣传管理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以消费者维权为主要诉求目标的各类报道中，若从内容取向或者文体风格上看，相当数量的报道在故事性、细节性、服务性和实用性方面，进行了柔性处理，对受众的影响力很大，“3·15晚会”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典型例子。但究其理念，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比较尖锐地指向制度安排。同样，《新闻调查》在其众多的主题性、事件性调查当中逐步形成的“探寻事实真相”的调查报道理念，在触及“边界”的时候，其制作精良和叙事中对故事、情节、过程的刻意追求，无疑也是试图在市场逻辑和宣传管理之间寻求到有效结合点的做法。

2003年前后，中国的深度报道进入更广阔的公众视野。新华社“龙胆泄肝丸引发尿毒症”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对山西繁峙矿难瞒报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对北京出租车行业垄断黑幕的报道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关涉公共利益的真相揭露；《华商报》“黄碟事件”的报道将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引向有关国家公权和公民私权界限的深度讨论；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也明确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的目标定位，《死亡名单》、《无罪的代价》、《丰寸官的价格》、《派出所里的坠楼事件》、《阿文的恶梦》、《命运的琴弦》等，都体现出新闻媒介在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格局中迫近真相的努力，也包含了新闻媒介培育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思想启蒙功能。该栏目制片人张洁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人有各种权利，什么样的权利是第一位的?是生存权。其次，才是权利，才是尊严。这是社会的焦点，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会允许公民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我们的调查性报道就要把维护那些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权作为第一要义。”

这可以清晰概括出以调查报道为主体的深度报道，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所担负的社会功能和新闻专业主义诉求目标。之后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孙志刚案”、“阜阳奶粉事件”等报道，也均体现出不同程度公民意识的自觉启蒙。

然而，也正是这个阶段，市场力量以更加明确的方式体现出来，收视率的末位淘汰成为《新闻调查》的一道紧箍咒；而对舆论监督的栏目，宣传管理所划定的边界也对其进一步拓展带来很大压力。对《新闻调查》这样的电视调查栏目而言，多个两难的选择始终存在：首先，社会转型时期的断裂特征，多种时代成分并存和多重利益分化，使其面对大量题材时，既担负沉重的道义责任又时常因容易突破“边界”而力不从心。其次，有时候，强大的市场驱动成为道义责任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共谋，这种共谋往往被表述为“满足受众的需要”，或者“在受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进而取得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还有时候，市场又以其低格调的柔软可口和主动谄媚于貌似主流的社会价值，不仅温婉地扼杀了调查报道中充满道德理想的批判性，也消磨掉新闻专业主义诉求的高品质标准。再次，宣传管理将舆论监督视为内部的批评治理技术时，会让相当一些调查报道顺风顺水，以至于产生“边界”已被消解的错觉，而社会安定的需求由于种种原因大幅提升时，原本以为早被突破的“边界”，又会再度坚如磐石般地不容置疑。于是，软性题材软化处理成为在微妙时期的当然选择——《新闻调查》2005～2006年度的一些报道，如《以生命的名义》、《农民看病现状调查》、《长大未成人》、《医保疑团》等，都在题材上或叙事上呈现软化特征。

上述对中国深度报道的简略梳理，主要以调查报道为脉络。总体上看，深度报道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理念和操作方式。以调查报道为主体的深度报道，其理念和实践策略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互动，既包含了新闻从业者在社会变动的历史格局中迫近真相的努力，也包含了新闻媒介培育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思想启蒙功能。

如果置于媒介／权力的结构关系中去看，近年来深度报道的发展，呈现出宣传管理、市场需求和新闻媒介自身专业诉求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其中任何力量对比改变时，深度报道的整体取向、力度和深度就会改变。媒介的新闻生产始终在宣传管理和市场逻辑的夹缝中成长，时进时退、有力有痛，而转型社会的断裂特征则为深度报道从业者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提供了一种荆棘丛生但前路光明的可能性。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

事实与真相是不同的。一般的新闻报道仅满足于报道事实，甚至只能局部、碎片地报道事实，而深度报道则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呈现事实与事实的关系，其旨趣要超越事实、揭示真相。恰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舆论学》中的这段话：“新闻的功能在于告知大众事件的发生，陈述事件显现在外的一些事实；而真相的作用则是在于揭露事件背后隐藏的事实，并将这些隐藏的事实连贯起来，呈现出现实的真正面貌，使人们可以知所反应。”

从事实到真相的抵达路径往往是曲折的、艰难的，容易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和影响：新闻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相关利益主体的干预和阻挠、宣传管理部门的政策要求、市场或商业利益的诱惑、从业者的判断能力和操作技巧、部门管理者的把关意识和决策水平……因此，一篇成功的深度报道，其采写要耗时耗力，其发表亦要几经回旋。从这个角度看，关注报道背后的新闻生产过程要比单纯从文本去解读报道本身更有价值。

这本小册子《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的最大心愿，就在于试图通过对这些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和对一些经典深度报道作品的分析，更加真实、动态且细致地展现新闻背后的故事。2004年暑假，当笔者行进于北京、广州、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访谈调研时，曾试图总结做这本小册子的三点初衷：一、超越静态深度报道文本的阅读，揭示其复杂的生产过程和权力关系，来促使我们深度思索与坚定实践；二、关注转型社会中那些正在竭尽所能地揭示真相的媒体、栏目和从业者，展现他们惯常的忧虑与承重、片刻的兴奋与欣悦；三、兼顾深度报道栏目的管理策略和深度报道记者的业务技巧，分上、下两篇，既向读者介绍主编们是怎样协同资源、开掘空间的，又向读者讲述记者们是怎样在新闻现场挖掘真相的。如今，书稿即将付印，存有的遗憾只能留待后续工作来加以弥补。好在，笔者对深度报道的兴趣将是持久的，除了这本访谈集外，还要撰写教材、剖析案例与追溯历史。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诸多老师、学友及同行的关心支持。导师李良荣教授对我深度报道的研究兴趣给予支持，刘海贵教授提携我加入业务研究的梯队中，陆晔教授欣然同意我引她大作以代序，责编梁建华先生的宝贵建议及专业工作，瞿旭晟、陈泉及虞豪杰等好友帮忙整理录音、编辑或校对文字，张卫华、蔡明东协助编译英文资料。此外，杭州“纸老虎传媒机构”的张海龙先生亦长期关注本书，我曾搭他组织深度报道研讨班的“快车”采访主讲嘉宾，获得诸多支持与便利。更需要感谢的是，所有被访者能接受访谈、提供资料，他们对职业的热爱、对精神的坚守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是我完成此书的最大动力和不竭源泉。

张志安

2006年4月干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