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丽莎》画中人的真实身份论证从未停止过。学界比较认可的说法是意大利作家瓦萨里16世纪时提出的“佛罗伦萨丝绸商乔贡多妻子说”。

意大利学者朱塞·佩帕朗第花了超过25年的时间来研究佛罗伦萨的历史档案，最终在该书中披露了自己的发现。朱塞指出，画中人的名字叫丽莎·盖拉尔第尼，于1479年5月出生在佛罗伦萨。1495年，她嫁给了富有的丝绸商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成为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她24岁的时候，其丈夫向达·芬奇订购了《蒙娜丽莎》。这幅画如今悬挂在卢浮宫里，法文名字叫“乔康德夫人”，那是对丽莎出嫁后的名字“乔贡多夫人”的讹写。

这部历史的主人公是丽莎、弗朗切斯科和莱奥纳多，这些人生活的环境是这样一个城市，它在今天仍然保存着——尽管是不大精采地——一个时代的生命力和活力，在那个时代它在整个欧洲拥有不可争议的经济和财政霸权。在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仍然是一个富裕的城市，有着各种文化活动和许多有着国际声望的艺术家。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之间，是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这个特殊时代的末期，丽莎、弗朗切斯科和莱奥纳多的人生的和职业的活动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进行的。如果说他们三人是主要人物，那么佛罗伦萨就是他们活动的舞台，要想确定他们的历史并理解这个历史，就不能不考虑这个舞台。

这本书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政治和文化的视角写佛罗伦萨的历史，对于从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罗和马萨乔，到波提切利、莱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有着特别的关注；第二部分则是一幅佛罗伦萨生活的小型壁画，在这幅壁画中，丽莎·盖拉尔第尼与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夫妇的生活事迹和这个城市的其他著名人物的生活事迹交织在一起。

前言

第一部分：文艺复兴中的佛罗伦萨

十五和十六世纪时的佛罗伦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面貌

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艺术家

第二部分：蒙娜丽莎的生平

丽莎·盖拉尔第尼的家庭

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的家庭

丽莎与弗朗切斯科的婚姻

“蒙娜丽莎”及其身分确认

附录

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的遗嘱

参考书目

在十五世纪初，佛罗伦萨有近六万居民，当时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其实，它的人口和经济的最大发展是在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初之间，那时佛罗伦萨人有十万，金佛罗林(1252年第一次铸造)在半个世界的市场上流通，被所有人视为国际货币。1348年的瘟疫后，人口骤减，根据某些估计，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就是根据这些数据，人们对接下来的一整个世纪作出大致的估算。

城市由一个共和国治理，在1378年的民众暴动也就是著名的穷皮骚乱后，共和国落人由阿尔比齐家族领导的一个寡头集团的控制之中。事实上，由于这场动乱，一些新的法律被通过，这些法律把由小行会构成的中等阶层排除出政治舞台，而将城市的统治权交付给了七个大行会的成员们：这样一来，市政权力变成了由一些佛罗伦萨家族及它们的同盟者构成的狭小集团的垄断权力。

执政府代表着行政机构，由八名执政官——城市所划分的四个区(圣灵区，圣十字架区，新圣马利亚教堂区，圣乔万尼区)每区二名——和一名最高行政长官构成。每两个月，执政官和最高行政长官从同业公会的登记者中抽签选举产生，他们中的四分之三属于大行会，因此，他们常常有着广泛的代表性。政府所在地就是执政宫，它以它强大的石头外表和高耸入云的阿尔诺尔福塔，威严地俯视着佛罗伦萨的与它同名的广场。

正是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这段时期，佛罗伦萨经历其历史上从文化角度而言一段最紧张的时刻，并成为人文主义的摇篮，与在此之前将世界理想化的中世纪神秘主义相对立，人文主义这一思想运动重新发现了古典世界的那些价值。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和蛮族的入侵，整整一种文化消失了，在这之后建立起的封建文化，是根本不同的文化。国家的分裂和地方一级的国家政权的细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教会世俗权力的确立，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战争，构成了中世纪政治生活的特征。文化成为教士等级及其教理的无人争夺的领域；在艺术中，甚至有着一种与现实的关系的颠倒：希腊人和罗马人是以真实的手法表现人和自然，颂扬和谐与美，以及力量和悲剧性，而中世纪的艺术家则常常给出一个理想化了的人与自然的版本，它不是与具体世界而是与超验性有着关系。P13-15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教书的学校的门卫弗朗卡在那条长长的灰色走廊入口处拦住我，双手叉在腰间，像爆炸一样用她那很有特色的那不勒斯方言这样说道：“老师，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灰暗苍白了!这里面让我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明天我要想想办法。”她转过身去，坐回桌旁，桌上堆满了纸张和各种通知，她就是在那里刚毅地，但也是热心地监督着学生、教师和家长们的进出。

弗朗卡是个说话算话的女人，次日早晨，她就带着一本关于莱奥纳多的图画书回来了；她把各张作品剪下来，用一条淡黄色的纸带将它们框起来，然后将它们贴在走廊两边的墙上。由于她，走廊的面貌变了。

她将画并无次序地贴上去，但在门厅的正中，正对着我上课的一间教室的门口，恰好摆放着“蒙娜丽莎”。从这时起，观看这幅画就变成了一件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并不是一件常规的事：每一次走进和走出课堂，我都要盯着它看，但每一天，它都不是同样的。这张被许多人认为谜一般的诱惑人的脸，确实有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它根据观看它的人的心境而发生着变化。有人认为蒙娜丽莎是美丽的，但如果我想到其他艺术家的女性美的完美典型(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在我看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就认为这并不确切。尽管如此，事实上，它使很多人着迷，但不是使所有人着迷。例如有一天，当我正有些呆呆地看着她时，几个女学生注意到我痴迷的神态，猛地把我唤回现实中：“老师，你在这女人面前干什么?她至少应该很美!”“你们不喜欢她?”我说，于是她们齐声说：“一点也不。”

不管怎么说，贴在墙上的这张嘲弄人的脸注意着所有遇到它的人。很多人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选择了不看，并避开它的目光以使自己不觉得被它注视。但是有时候，比起那些在每个课问休息时疲惫、沉默、永远不快乐地从它面前匆匆走过的教师来，它似乎更加存在。

在别的时候，事情这样一直持续进行着，我也许从来也不会想到去关心她的生活。但是，三年前，在一项有关基安第的农庄的研究中，一个农庄主的名字使我感到震动，“安东马利亚·迪·诺尔多·盖拉尔第尼”，此前不久我曾在一本艺术史的书中读到过这个名字。我当时记得那是有关蒙娜丽莎的父亲的，于是从这时起，我开始在佛罗伦萨历史档案里翻查，寻找所有能够与盖拉尔第尼家和德尔·乔贡多家有关的东西。

寻找在三个不同的档案中进行：首先，是“佛罗伦萨国家档案”，这是国际水平的最著名的档案之一，是有关从中世纪早期开始的佛罗伦萨历史的资料宝库和取之不竭的源泉。国家档案保存着古代市政机关的文件，教堂和修道院的古书，还有许多托斯卡纳家族的私人档案。它的最有名的财富之一就是地籍册，它包括了佛罗伦萨的纳税者们自1427年开始的纳税申报。由于它的关于家庭构成和财产分配的材料的连续性和丰富性，它是一份特殊的史料。这份财富是一些皮革装订的大部头的书面记录，写满了与今天的字体非常不同的字体，通过对它的研究，丽莎‘盖拉尔第尼的家庭和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的家庭以及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家庭历史被重新建构起来。另一个重要的财富，是有关当时日常生活的，是公证人的档案，它收集了一千多年时间里佛罗伦萨公证人们的文件，因此也就是通常在人的一生中发生的所有或大或小的事情。例如，这个历史的主人公们所订立的合同、仲裁协议和遗嘱，就是来自公证人档案。

在主教堂附近菲奥莱的圣马利亚教堂慈善会的档案则保存着一份特殊的文献资料，有关礼拜仪式和圣乐，主教堂及其圆顶的建筑，以及婴儿的洗礼：事实上，一直到五十年前，所有的佛罗伦萨人，刚一出生，就来到主教堂前面的洗礼堂受洗礼，教廷的高级教士将事件记录在专门的登记册里。从对这些手稿一页又一页、一天又一天的耐心检查中，丽莎、弗朗切斯科和他们的亲属们出生的地点和日期被查考出来了。

乔贡多家的商业记录被保存在孤儿院历史档案馆里，在一问朝向布鲁内莱斯基的优美建筑门口庭院的大厅里。这份档案，就弃婴的历史而言，它是特别有趣的，而就其原始的布置和书架摆放而言，则是相当有暗示意义的，书架从地面一直够到了画有壁画的天花板的拱顶，使人感觉到确实在时间中向回转。

我在这三种档案中工作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获得了一份文献，它可以让人重构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丽莎的生平，她的丈夫的承包活动，在第一个妻子早逝之后，他们的婚姻所遇到的变化，以及他们的许多个孩子的出生。在那些最有意义的文件中，我要特别强调弗朗切斯科的遗嘱，从这份文件中流露出他对“他的亲爱的妻子蒙娜丽莎”的爱，德尔·乔贡多家与莱奥纳多的父亲——十五世纪末佛罗伦萨一位非常著名的公证人——之间签立的公证文书。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正如瓦萨里所认为的那样，《蒙娜丽莎》一直被认为是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的第二次婚姻的妻子丽莎·盖拉尔第尼的画像，但是发生在1911年的这幅画的被窃，以及随之而来的新闻攻势，最终使这一归属受到质疑，滋养了一场永久持续的争论。画作于1913年在佛罗伦萨的一幢小公寓里被发现，两年中，它的形象在国际性的报纸和杂志上广泛传播，获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名声。作为对这一过度泛滥的反动，蒙娜丽莎的画像在一些无礼歌曲中、讽刺图片和放肆的漫画中受到歪曲和嘲弄，例如马赛尔·杜尚的那幅著名的画，他在1919年，给蒙娜丽莎的画像上添加了一对小胡子和一撮山羊胡子。

在这些事件之后，一些历史学家就这幅画作的模特儿的身分进行争论：对于有些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丽莎·盖拉尔第尼，而是另一个女人，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想像出来的女人。最先反驳瓦萨里论点的人之一是安德烈·夏尔·科皮埃，他是蒙娜丽莎这幅画的著名的蚀刻者。在一篇于1914年1月，也就是画作在佛罗伦萨被发现一个月之后发表的文章中，他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作品的主题不是具体的，或者说，莱奥纳多描绘的并不是一个佛罗伦萨贵妇，而是一个理想化了的女人。十年之后，1925年，则是轮到阿多尔福·文图里，一个受人尊敬的意大利艺术史家。他与瓦萨里公开对立，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断定，这个有关的妇女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尽管她富有，如丽莎·盖拉尔第尼，而应该是一个意大利贵妇，他认出这个贵妇是弗朗卡维拉的公爵夫人阿瓦罗斯的科斯坦察。

在那个世纪的后半叶，另一些研究者通过证实安东尼奥‘德。贝阿提斯的证据，而与瓦萨里保持着距离。安东尼奥·德·贝阿提斯是那不勒斯红衣主教阿拉贡的路易吉的秘书，他在1517年，曾在法国去过莱奥纳多的家。德·贝阿提斯也许看见了那幅画，并且在他的旅行日记里将它描述为某个佛罗伦萨女人的画像，它不是被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订购的，而是被莱奥纳多1513年到1516年问在罗马的保护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订购的，他将这幅画的创作推迟到这几年里，并且实际上使瓦萨里的断言站不住脚。

根据安东尼奥·德·贝阿提斯的证据，卡尔罗·佩德莱第于1957年认为“蒙娜丽莎”是帕齐菲卡·布朗达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在罗马的情人，但在随后(1987年)，至少是排除了这幅画可能与丽莎·盖拉尔第尼有关。几年后，1977年，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认为莱奥纳多画的不是丽莎·盖拉尔第尼，而是伊莎贝拉·戴斯特，这位女人一直很想有一张由著名的大师画的像。在1981年，艺术史家马丁·肯普比较谨慎地决定不明确表态，他将“蒙娜丽莎”一画简单地称为“阳台上的妇女的画像”。

最近，也正是在这里收集到的这些证据和事实的基础上，一些研究者提出另一种论点，他们认为莱奥纳多画了这幅著名的画像的两件副本：一件就是在卢浮宫博物馆展出的；而另一幅，则是瓦萨里所描述的，也许被珍藏在一所国际商业银行的地下室里：这是目前的重大假设，但非常可能不会是最后的假设。  由于这场长时间的争论，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思想派别：一派赞同瓦萨里，坚持认为画像上的妇人确实是丽莎·盖拉尔第尼，另一派则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位建筑师的断言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收集在这里的证据和文件似乎说明了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要想不与支持瓦萨里和支持倾向于蒙娜丽莎的论点的人站在一边，是困难的。

这部历史的主人公是丽莎、弗朗切斯科和莱奥纳多，这些人生活的环境是这样一个城市，它在今天仍然保存着——尽管是不大精采地——一个时代的生命力和活力，在那个时代它在整个欧洲拥有不可争议的经济和财政霸权。在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仍然是一个富裕的城市，有着各种文化活动和许多有着国际声望的艺术家。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之间，是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这个特殊时代的末期，丽莎、弗朗切斯科和莱奥纳多的人生的和职业的活动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进行的。如果说他们三人是主要人物，那么佛罗伦萨就是他们活动的舞台，要想确定他们的历史并理解这个历史，就不能不考虑这个舞台。

这本书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政治和文化的视角写佛罗伦萨的历史，对于从布鲁内莱斯基、多纳泰罗和马萨乔，到波提切利、莱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有着特别的关注；第二部分则是一幅佛罗伦萨生活的小型壁画，在这幅壁画中，丽莎·盖拉尔第尼与弗朗切斯科·德尔。乔贡多夫妇的生活事迹和这个城市的其他著名人物的生活事迹交织在一起。

有很多的人，我向他们征求意见，他们支持了我。我特别要感谢乌菲齐美术馆的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部门主任亚历山德罗·切基，他是兄弟一般的朋友，档案研究中的专业同事，可敬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研究家；佛罗伦萨锡拉库萨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罗伯特·哈特菲尔德，安东尼·莫罗，欧洲大学学会历史及文明系主任，他们也属于那些最先读这本书的书稿并鼓励我出版它的人。

另外，弗朗卡·桑提尼和阿尔多·卢尔齐，他们是艺术史教授，本身也是艺术家，他们常常给予我宝贵的建议；弗朗科·弗朗基，非常博学的人，他关于中文版给过我一些明智的建议；朱利亚·米凯利尼，她以她内行的能力和热情，修订了意大利文版；里卡尔多·南齐尼，托斯卡纳地区议会主席，他在佛罗伦萨潘恰提基宫著名的旌旗厅中展示了这本书；我的朋友保拉·曼尼尼和罗贝尔托·曼尼尼，马利埃拉·波杰西和亚历山德罗·波杰西一直都相信我的工作。

我还对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的全体人员，孤儿院档案馆主任露齐亚·桑德利，大教堂工程档案馆主任洛伦佐·法布里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一直都是乐意地帮助我，甚至是在我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的时候。

最后，如果说我结束了这项研究，这个功劳也是属于我的亲人们的，多年来，他们容忍了我对他们不可原谅的忽视和我的顽固的痴迷；首先，我的妻子帕特里齐亚，如果有天堂的话，则她早已为自己赢得了天堂，还有我的孩子，圭多和弗朗切斯卡，我常常忽视了他们，因为我更注意的是计算机平坦而无声的显示屏，而不是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微笑。

这本书以中文出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光荣，功劳属于那些关心其出版的人：首先是译林出版社的各位有关人士。还有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加布里埃莱·孟凯帝先生，北京意大利文化学院的翁布莱塔·梅礼女士。就他们所作出的一切工作和他们的慷慨热情，我对他们每一个人表示最强烈最热切的谢意，并希望在将来能够再度进行这种幸福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