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系列之一，是凯恩斯生前最后的也是最出名、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这部著作正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条件下，于1935年写成，1936年出版的。这次经济大危机延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深、破坏性之大都是空前的。它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使得当时占主流地位的、以凯恩斯的老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面对这场经济大灾难完全束手无策。于是，适应着时代的需要，凯恩斯的这本书应运而生了。

进入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先后发生了多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企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市场供求力量失衡，这一严重的现实使得新、旧古典经济学理论(自由竞争，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求关系，最终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陷入“经济学危机”。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就是由于力图挽救这次“经济学危机”而被称为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的。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对此《通论》提出了以下的观点、理论与方法。

第一，在均衡原理上，用“有效需求”原理代替新古典派奉行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萨伊定律只适用于自然经济，不适用于市场经济。

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用宏观分析(总量分析)补充微观分析(个量分析)。宏观分析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为考察对象，研究其中的各个相关的经济总量(收入、投资、储蓄、消费、就业等) 的决定及其变化。

第三，在利息论上，用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趋向一致代替马歇尔的储蓄与投资趋向一致。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利息是放弃货币流动性(人们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的报酬，利息率则是测量人们对放弃货币的流动性的不愿意程度。其结果是储蓄大于投资。

第四，在政策上，用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代替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政策。认为后者必然会造成失业和经济波动。为了达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为了消除经济中的短期波动并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由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进行“需求管理”。

《通论》的主旨也是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把市场经济的发展放在均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的。它的重大意义在于维护与发展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这表现在它从下列方面研究如何维护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两种力量的平衡，补充了马歇尔的不足：(1)从微观到宏观；(2)从自由经济到国家干预；(3)从小于充分就业到充分就业。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巨大进步。

《凯恩斯全集》总绪言

《全集》第七卷《通论》编者绪言

序

德文版序

日文版序

法文版序

第一编 引论

第一章 所谓通论

第二章 古典学派经济学的假设前提

第三章 有效需求原理

第二编 定义与观念

第四章 单位的选择

第五章 预期决定产量和就业量的作用

第六章 收入、储蓄和投资的定义

附录：论使用者成本

第七章 储蓄和投资的意义的进一步考察

第三编 消费倾向

第八章 消费倾向：I．客观因素

第九章 消费倾向：Ⅱ．主观因素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

第四编 投资引诱

第十一章 资本边际效率

第十二章 长期预期状态

第十三章 利息率的一般理论

第十四章 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

附录：论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

及赋税原理》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利息率理论

第十五章 流动性偏好的心理动机和经营动机

第十六章 关于资本性质的几点考察

第十七章 利息和货币的主要性质

第十八章 就业通论的重述

第五编 货币工资与价格

第十九章 货币工资的变动

附录：关于庇古教授的《失业论》

第二十章 就业函数

第二十一章 价格论

第六编 通论引发的几点简短议论

第二十二章 略论经济周期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第二十四章 结尾短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

附录一

附录二

重要人名译名对照表

重要书刊通信译名对照表

重要名词译名对照表

总需求函数，这个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忽略的概念，是李嘉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它作为我们讲授的经济学的基础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李嘉图的信念认为，有效需求不可能不足。马尔萨斯的确曾激烈地反对过这个教义，但徒然。因为他未能清楚地解释(只能诉诸日常观察到的事实)有效需求如何以及为什么会不足或者过度，也未能提出过另外的思想架构。李嘉图征服了英国，正像“神圣宗教法庭”征服了西班牙那样。他的理论不仅被实业家、政治家和学术界所接受，并且从此争论终止，其他的观点也完全消失了，停止了讨论。马尔萨斯曾为之格斗过的有效需求这个大难题，从经济文献中消失了。甚至在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一次也没有提及过。在他们的手中，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得到了最成熟的体现。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或者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会中。

李嘉图胜利的完整性有点令人奇怪和神秘不可理解。这一定是由于这个学说同它所投入的那个环境具有完全的适应性。这个学说所得结论与普通未受教育的人所期望的有所不同。我想，这反而增加了它的学术威望。它的教义在付诸实践时，是严厉的和常常是可厌的，而却使它有优越性。它可以被采用来建立一个广大的、逻辑上首尾一贯的上层建筑，给它以美．这个学说把社会上许多不公正和十分残酷的事，解释为在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把企图改变这些事情解释为弊大于利。这使它受到了当权者们的称赞。这个学说为单个资本家的自由行为提供了一个公正的衡量标准，这又受到了当权者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的支持。

这个学说，虽然直到最近仍被正统经济学家们信而不疑。但是，它在科学预测上的显著失败，却逐渐极大地损害了它们实践者的声誉。马尔萨斯以来，职业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理论与观察到的事实不符而感到不安。这种连普通人都能看到的矛盾，使人们逐渐不愿意对待经济学家像对待其他科学家群体那样尊敬，因为其他科学家群体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实际时，被观察所证实。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著名的“乐观主义”，使人们把经济学家们看成甘迪德一类的人物——离开现实世界去开垦他们的小园地，并告诉人们：只要听其自然，则在一切可能是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最美好的。这种乐观主义，我想，可以归之于他们忽略了一点，即：有效需求不足会妨碍经济繁荣。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按照古典学派假设的乐观态度来运行，那就会明显地有一种向着资源就业最优的自然趋势。也许古典学派的理论代表了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体系应该运行的方式。但是，如果现实经济确实如此运行的话，那就等于把我们的困难都假设掉了。

          P30-P31

本书主要是讲给我的同行经济学家们的。希望其他的人们也能理解它。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理论上的一些难题。至于这种理论对实际的应用则居于次要地位。因为。如果说正统经济学有错误，错误不在于逻辑前后一致精心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设前提缺乏明确性和一般性。因而，除非通过高度抽象的论证和许多论争，我就不能达到说服经济学家们批判地重新检查他们的某些基本假设的目的。我但愿这种论证和论争少些。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解释清楚我自己的观点，而且还要表明我的观点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理论。我预料，那些和我称之为“古典学派的理论”已结下不解之缘的人们，不外在两种想法上徘徊：一是，认为我是十分错误的；二是，认为我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二者，抑或还有第三种想法，究竟谁是谁非要由第三者来判定。我争辩的目的，是为作出答案提供一些材料。为了使分歧鲜明，我的争辩不免过于尖锐。对此，我希求原谅。对于现在我所抨击的理论，我也曾坚信过多年。我想，我还不至于忽视掉它们的优点。

争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那么，如果我的解释是对的，则我必须首先说服的是我的同行经济学家们，而不是一般大众。一般大众，虽然欢迎他们参加讨论，但在这个论争阶段，在一位经济学家想把他同他的同行经济学家们的深刻意见分歧引向争论的时候，只能作旁听者。这些深刻的意见分歧，在现时已经几乎破坏了经济理论的实践影响。直到这些分歧被解决以前，这种破坏作用会继续下去。

本书与我五年前出版的《货币论》之间的关系，我自己或许比别人更清楚。在我自己看来，这本来是我经过数年追求的思想上的自然演进；而在读者看来，却往往感到是使人混乱的观点的改变。这种困难，并不因为迫于需要而在名词上做了些改动而减少。这些用语上的改动，我在下面的行文中会指出。至于这两本书的总的关系，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仍然沿袭着传统路线，把货币的影响看成是与供求论无关的东西。当该书完成时，我取得了一些进步，把货币理论推展成为一种总产量理论。然而，正是由于当时我尚未摆脱先入之见，因而未能充分探讨产量水平变化的后果。现在看来，这是该书理论部分(第三、第四两编)的显著缺点。我的所谓“基本公式”，不过是在既定产量假定下的倏息图。那些公式是想表明在这个假定条件下，为什么会有若干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从而使产量非改变不可。但不同于倏息图的动态发展。则是不完全，而且非常混乱的。与此相反，本书则专注于决定总产量和总就业量变动的一种基本研究。至于货币，虽然它在理论体系中处于重要而且特殊的地位，但其技术细节则略而不论。我们将看到，货币经济在本质上是这样一种经济，在其中，对未来看法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就业的方向，而且会影响就业的数量。但在考虑到对未来想法改变的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分析现实经济行为的方法，仍然是以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这样，就和我们的价值论连接了起来，从而使我们达到了一个更一般的通论；把我们所熟悉的古典学派的理论作为一个特例包括在其中。

自辟蹊径撰写像本书一样的书的作者们，如果想要避免过多的错误，就要依靠批评和讨论。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独自思考，即便是愚蠢的东西也会暂时相信。特别在经济学(以及其他伦理道德科学)方面更是如此。因为在这里，往往不可能对一己之见进行规范的或经验的检验。本书比我写《货币论》时，更加得力于卡恩先生的经常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本书的很多地方，如果没有他的建议，是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的。我还得到了罗宾逊夫人、郝特雷先生和哈罗德先生的很多帮助，他们校阅过全部清样。剑桥国王学院的本苏珊-巴特先生编纂了书末的索引。

本书的写作，对于作者来说，为了摆脱传统的思想和表达方式，是个长期奋力争斗的过程。如果作者对于这些传统的思想和表达方式的攻击是成功的话，则多数读者读此书时也会有同感。书中如此吃力地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很简单、很明确的。困难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对旧思想的规避。这些旧思想对于多数像我们这些由其哺育成长起来的人们而言，已经分散在我们头脑的各个角落。

         J.M.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