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司马迁评传》为其中之一，作者张大可深入分析了《史记》赖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家世、师承及个人经历等主观条件。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五体俱备的历史巨著；司马迁是一位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在总结前人和作者张大可本人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司马迁评传》着重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史记》赖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家世、师承及个人经历等主观条件；具体评述了司马迁在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纲领下所形成的哲学、史学和文学成就，进而分析了在这些成就中所体现的哲、玻、史战争及人才诸思想；结合《史记》传播的历史和“史记学”的形成和发展，阐明了《史记》不朽价值的部分，亦占相当的比重。

《司马迁评传》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分册之一。

司马迁像及故里图、游踪图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故里、家世及少年时代

 一、司马迁故里

 二、源远流长的世系

 三、“迁生龙门”

 四、司马迁的生年与表字

 五、“年十岁则通古文”

 六、“耕牧河山之阳”

 七、家徙茂陵

第二章 出仕与扈从

 一、二十壮游

 二、出仕郎中

 三、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四、扈从武帝

 五、负薪塞河

第三章 家学渊源与师承

 一、秦国名将司马错

 二、秦铁官司马昌和汉市长司马无泽

 三、受学于董仲舒

 四、问故于孔安国

 五、私淑“至圣先师”孔子

第四章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

 一、出仕与师承

 二、重振天官学

 三、论六家要指

 四、制定封禅仪

 五、发凡起例“太史公书”

 六、遗命司马迁

第五章 发愤著书

 一、继任太史令潜心修史

 二、制定太初历

 三、修正《史记》断限

 四、答壶遂问述作史义例

 五、受李陵之祸

 六、发愤著书

第六章 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

 一、博大的五体结构

 二、通变的历史内容

 三、《史记》的取材义例

 四、实录精神

第七章 《史记》的文学成就

 一、《史记》文学性的界说

 二、司马迁的文学观和美学观

 三、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典型化的方法

 四、《史记》散文叙事的艺术特色

第八章 司马迁的思想

 一、天人观

 二、政治观

 三、经济观

 四、历史观

 五、战争观

 六、民族观

 七、道德观

 八、人才观

第九章 大一统时代的骄子

 一、《史记》完稿与修订

 二、司马迁的卒年

 三、《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

 四、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第十章 名山事业垂千秋

 一、《史记》为官书，藏之名山，即储之庙堂

 二、《史记》书名与续补窜附

 三、史记学的形成——汉唐时期

 四、史记学的发展——宋元明清及近代

 五、马班异同成为一门学问

 六、建国四十年来的《史记》研究

 七、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

 八、《史记》在国外的流传

 九、《史记》通行版本和读本

附录司马迁创作系年(附司马谈)

主要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后记

1.韩城形胜。

1958年春，我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郭沫若欣闻司马迁祠修整竣工，激情满怀，挥毫泼墨，写了一首五律赞颂司马迁。诗云：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这首五律，对司马迁的学识、文章、人格、事业，作了高度评价。郭老手迹潇洒奔放，刻成诗碑，立于太史祠，给司马迁故里增添了无限神韵。“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即是“人杰地灵”的生动写照。一代历史伟人，由多种因素铸成。不容否认，地理环境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人杰地灵”，是一个综合的文化观念。韩城形胜，为关中奥区，历史悠久，代有杰人。司马迁诞生于斯，就让我们来观览一番杰人之生地，回溯它的悠久历史，缅怀杰人之往昔云。

韩城市领地，“西高东倾，其形略似仰缶。山峪占十之七八，平原不过十之二三”。著名的梁山，山势绵亘，逶迤韩城市西境。梁山主峰，在韩城西南四十里，名曰巍山，有谚语曰：“华山高，只值巍山腰。”由此可见，梁山之巍峨雄峻。韩城东北六十里，横跨黄河两岸，地连山陕两省的龙门山，乃是梁山支脉。龙门，既是山名，又为津渡之名。津渡之龙门，又名禹门，相传为大禹导水所凿。在禹门两岸，历代建有禹王庙。明代万历年间所建禹王庙，历经风霜数百年，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炮火所毁。在龙门石崖上刻有“禹王锁蛟”图。画面上镌刻大禹头戴黑帽，身穿长袍，用一只有力的巨手将铁链锁住蛟龙的神话故事。据康熙年间《韩城县志》记载，在禹门水中石上刻有斗大的“龙门”二字，荒年水落石出，人始见之。龙门两岸山壁如削，天工造物就真如人工斧削一般。古代地志，如《山海经》、《括地志》、《三秦记》等均载有神话传说。《山海经》谓，禹门凿成，因有神龙来察看，故于门上加“龙”字而称“龙门”。《三秦记》载，每年三月冰化雪消之时，有几千条鲤鱼神龟，集于龙门之下，竞相跳跃，登上龙门的便成龙升天，登不上的，就点额曝鳃，碰壁而返。这就是“鲤鱼跳龙门”的神话故事。这种传说给人们的想象增添了驰骋的翅膀，使龙门成了神圣之地，其名悠久，载于《尚书·禹贡》。所以司马迁引为桑梓之重，在《太史公自序》中称曰：“迁生龙门”。

河水奔泻龙门而出，由北而南流向的这一段黄河，古称西河。西河东岸，古称河东；西河西岸，古称河西。河西地沿黄河成一条狭长的川原地带，这就是韩城市东境一片平川，古称韩原。韩原西枕梁山，东带黄河，南有少梁渡，北有禹门津，是关中的北门，亦是山陕交通的咽喉要道，故在古代列国纷争或群雄割据中，这里是兵家必争的形胜要地。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大战，秦虏晋惠公。公元前205年，汉将韩信以木罂渡少梁而擒魏豹。公元618年，唐高祖起兵太原，南下渡龙门而取关中，奠定了唐室基业。公元1126年，金将娄宿越龙门冰桥取陕西。公元1644年，李白成则从陕西出龙门直捣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在司马迁诞生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晋取少梁而兴，魏献西河而衰。秦晋、秦魏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史记》记载的大战役就有六次。第一次即前述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秦虏晋惠公。晋惠公归国，献河西地于秦。在韩原南段，即司马迁故里，今高门原、芝川镇一带，又称少梁原，临河有少梁津。少梁原，古为赢姓梁国。梁伯以女妻晋惠公，为晋属国。晋惠公献河西地于秦，公元前641年秦遂灭梁国，更名曰少梁。取少梁之名，乃与中原之大梁，即今河南开封市相对应。公元前620年，晋中军随会奔秦，司马迁之祖先入居少梁。第二次为公元前617年，晋伐秦，取少梁。三家分晋，河西地归于魏，魏筑长城以御秦。魏长城遗址，至今犹存。第三次为公元前418年，秦击魏，战于少梁，企图阻止魏筑长城。秦败魏胜。于是秦取战略包围形势，补庞，城籍姑，加强对少梁的对抗。补庞，即加固庞城。城籍姑，是新筑籍姑城。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庞城在今韩城东，其地城固村有古城遗址。籍姑在禹门口附近，扼守要津。第四次为公元前362年，秦攻少梁，赵救魏，秦破赵魏联军，虏魏太子及魏将公孙痤。此役又为战国时期大战役之一。第五次为公元前354年，秦击魏，战元里(今陕西澄城南)，取少梁。但魏河西地未尽失。此役亦为战国时期大战役之一。第六次为公元前330年，秦伐魏，围焦、曲沃，主战场已移于河东，此役魏尽入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7年，秦惠王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阳。公元前316年，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始用事于秦，击蜀，灭之。司马错为秦名将。司马氏由晋入秦居少梁，处在秦晋、秦魏争雄的战场区，经受战争暴风雨的洗礼，使司马氏家族产生名将，司马迁承传家学，记述战争有声有色，这当然不是偶然的。P2-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和文学家。他有着崇高的人格、坚强的毅力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干多年前就写出了一部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中国古代通史，即纪传体《史记》。这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魄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并且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两千多年来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和研究它，都给予崇高的评价。司马迁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光荣，给炎黄子孙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继承这份遗产，研究《史记》，学习司马迁，发扬他的创造精神，这对于提高我们民族自信心，更加奋发地向四个现代化迈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新时代的新史学、新文学，无疑地具有现实意义。

在当代中国，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涨，以及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史记》正在走向普及，广大人民群众知道司马迁和《史记》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许多退休的老干部，以及部队的战士和首长都捧读《史记》。当我的《史记研究》和《史记全本新注》出版之后，我曾收到有大、中学校的教师、机关干部、社会知识青年、部队战士和首长的来信，表达了他们学习《史记》的热情。难怪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史记》热，已持续十年之久而不衰，原来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写一部全面评介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传，提到议事日程。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匡亚明匡老主持下，规划了二百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盛举，这一文化工程的的完成，必将在祖国的腾飞中发挥其不可估量的作用。笔者躬逢盛时，受命撰写《司马迁评传》，欣悦之情，不言而喻。我主观上要竭尽全力来写好这部评传，使司马迁的英名和精神，不仅进入当代中国广大人民心中，而且借二百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当代群贤合力奉献之势，飞越国界，走向世界，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司马迁和《史记》，长我中华民族志气，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那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但由于笔者学力有限，加之种种事务干扰，这一工作做得很不尽人意，杀青之日，不免惶惑。他日有幸，还要继续努力，一定把这一工作做好，这就是我的愿望。

如何撰写“司马迁评传”来再现这位文化巨人的风采和精神，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司马迁传记的原始文献资料极端缺乏，司马迁的行状充满疑案，连生卒年都不清楚。但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又至为清晰，他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终始，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再一点，《史记》是“成一家之言”的作品，它是司马迁毕生的鲜血和生命化成的，因而司马迁和《史记》，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体。评介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贡献，实际也就是评价《史记》的学术价值和影响。这也是没有疑义的。综合这两点，所以本评传的构思，以《史记》成书为经，以司马迁行状为纬，两者交合安排章节，把时代背景与对《史记》成书的总结结合起来叙于评传之末，回应全书，不把时代背景分离出来专写一章。司马迁一生行状的安排是从属于《史记》成书的过程的，司马谈的一章也是如此。对司马迁一生行状的疑案，不作回避，即不作从某某说来一句带过，而是尽力运用史料或推理作出解答或提出假说，因此在行文中穿插了许多考证文字，我想作为评传是必须的。例如司马谈他只是出身于一个史官世家传统的家庭，但并不是世传的历史家，因司马氏的世守史官早已中断了几百年。又如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他只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锻炼，并非为生计而耕牧等等，评传均追溯了时代背景来说明。这些不同于时贤的论说，仅仅是一家之言，供读者评说。许多时贤论著精彩而公允的论说，本传亦多有吸收，除在行文中说明以外，又在附录中列出参考书以示谢忱。

本书临摹韩城县志的司马迁祠墓图，以及司马迁故里及韩城市古迹分布图、司马迁旅行路线图等三幅图，均为陕西师大历史系地理研究室张慎亮先生受我的委托而绘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潘群先生致函鼓励，表达了“中心”的支持。周勋初先生、蒋广学先生审读初稿，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意见，表现了可贵的奉献精神。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谢忱。

作者

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