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从宋代理禅融会的角度系统探讨其与宋诗发展变化之关系，实有开创之功。从学界着眼甚少的理禅融会角度，对两宋诗进行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表现出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创造性、逻辑性。作者对诗歌、理学、禅学皆有广泛涉猎，有准确把握。文章角度新颖，议论深刻，逻辑严谨，辨析透彻，特别于理学、禅学与宋诗学诸类概念阐释清楚、准确。行文流畅，语言简洁省净，有个性特点。

本书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切入，考察宋代理学与禅学的交相融会及其与宋诗学理论及宋诗创作实践的关联。作者标举“理禅融会”这一核心范畴，指出由此形成了宋代文化的新特质，主要体现为治心养气的心性涵养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体悟内省的思维方式和平淡恬静的审美观。作者着重从宋人的诗道观、诗歌艺术思维特征、诗歌表现内容的加强与侧重以及以平淡、老成、古雅为主的诗歌境界诸方面，探析理禅融会下的宋诗学理论，并以此为理论基石，对宋诗进行个案的分析与研究。作者指出理禅融会造就了宋文化的特质，并对宋诗学理论及宋诗创作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绪论

第一章 宋代的理学与禅学

 第一节 宋代理学

 第二节 宋代文人与理学

 第三节 宋代禅学

 第四节 宋代文人与禅学

 第五节 宋代道教与道家

第二章 理学与禅学的融会

 第一节 宋代理学：援禅入儒

 第二节 宋代禅学：以儒证禅

 第三节 理禅融会形成的宋代文化特质

第三章 理禅融会下的宋诗学

 第一节 宋人的诗歌本质论

 第二节 宋人的诗歌艺术思维论

 第三节 宋人的诗歌表现论

 第四节 宋人的诗歌境界论

第四章 理学、禅学与北宋前期诗

 第一节 理学、禅学与欧阳修诗

 第二节 理学、禅学与北宋前期其他诗人的创作

第五章 理禅融会与北宋后期诗

 第一节 王安石新学思想及其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二节 理禅融会与黄庭坚诗

 第三节 理禅融会与江西诗派

第六章 理禅融会与南宋诗

 第一节 理学兴盛与诗歌中兴

 第二节 理禅融会与朱熹诗

 第三节 理禅融会与杨万里诗

 第四节 理禅融会与江湖诗人

 第五节 南宋后期理学诗人及《濂洛风雅》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及征引书目

后记

英文目录

二 宋代理学的发展阶段

宋代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北宋初期。这是理学的准备阶段。宋初三先生是这一阶段的核心人物，他们处于理学的开创时期，没有能够建立完备的理学理论体系，所以《宋史》将他们列入“儒林传”而不入“道学传”。

宋代理学由胡瑗、孙复、石介始倡，至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而发展，到朱熹、张拭而完成，因此，宋初三先生于理学实有先驱之功。黄宗羲在评价三先生时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①这是前人对三先生在理学史上地位的公允评价。

第二阶段：北宋中后期。这是理学的形成及初步发展阶段。北宋五子均主要活动于这个时期，重要的理学著作大都完成于这个时期，重要的理学范畴和命题也大都提出。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所加的案语中给予周敦颐极高的评价：“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①周敦颐的思想已具有理学的雏形，他宣传儒家的道统论，探索宇宙万物的生成规律，从本体论意义上讨论性命道德等，这些都是他对理学的开山之功。

张载是理学中关学学派的代表。他重视本体论的探讨，提出“气”为世界本原的思想，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区别圣贤和普通人，提出“穷神知化”和“穷理尽性”的认识论。可以说在张载思想中，从天理论、道德论到认识论，理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也提出了许多理学的重要命题。

邵雍是理学中象数学派的代表，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有“数”，而这“数”就是由他所编造的象数的形式。象数学派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二程完成了对理学体系的建构，哲学层面上的天理本体论是他们的理论基石，程颐的《伊川易传》是他们的理论代表。二程被称为理学的奠基者。

第三阶段：南宋。这是理学进一步发展及朱学的统治地位逐步确立的阶段。南宋初年，二程弟子将洛学南传。南宋中期，朱熹、张拭、吕祖谦崛起，其中朱熹成就最大，集洛学之大成，所以理学又称“程朱理学”。同一时期，还产生了陆九渊的心学。他的“发明本心”说，奠定了心学学派的基础。理学与心学的根本分歧在于世界的本原到底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他们不同主张间的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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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从中唐开始，中国文化就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发展态势。儒学是长期以来占据中国思想主流的哲学形态，先秦子学阶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儒家思想确立了它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汉唐经学阶段的笺注疏解，巩固了儒学的经学地位，却也使它因此而僵化保守，故步自封。道家思想源于老庄，主张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用世精神不同。在佛教传入以前，儒、道两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儒家思想教给他们如何立身处世，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道家思想又教会他们如何在理想受挫的时候，保持平和自适的心态。佛教的东来，给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造成强大的冲击波，也带来儒、道的变革与发展。自此，儒、释、道三家既冲突对立，又相济相融，并以此推动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但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并非一直都是三足鼎立，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彼此起伏消长，呈动态发展之势。

儒学在宋代发展为理学。对于理学的概念，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近年来，主张以“宋学”替代“理学”的学者越来越多。由于本书的重点并非理学本身的学术研究，所以虑及读者对于“理学”概念普遍已有的接受心理，本书仍然以“理学”来指称儒学在宋代的新发展。理学家在建构理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攘斥庄、老、玄、佛，一方面又受到庄、老、玄、佛思想的浸染，理学就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干，兼取佛、老而形成的新儒学。在这一过程中，理学家援禅入儒的倾向格外显著。

佛教禅学在宋代十分兴盛。佛教东渐以后，为了寻求在中土的发展根基，与儒、道两家时而对抗，时而融合。总体来看，由于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佛教对它更多地采取了迎合的态度，以求得儒学对它的接纳和兼容。对于道家和道教，佛教则以批判和排斥为主，同时又有对其思想的接受。佛教发展到唐代，形成了禅宗。以神秀为首的北宗禅由于受到王权的支持，一开始势力炙盛，以慧能为首的南宗禅则主要在南方民间发展。但由于南宗禅强调心下顿悟，简便易行，无须苦修，遂广为接受，僧徒日众，声势很快盖过了北宗渐教。中唐以后，南宗禅更是兴旺发达，不仅压倒了北宗禅，甚至淹没了禅宗以外的其他佛教流派。禅宗在发展过程中，内部也发生着分化。先是慧能禅宗一分为三，南岳怀让、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各领一支。接下来，南岳怀让经马祖道一，分出沩仰、临济两宗；青原行思经石头希迁，分出法眼、云门、曹洞三宗。大约在唐末、五代之间，禅宗形成了五个重要的派别，即沩仰、临济、法眼、云门、曹洞，这就是所谓一家五宗，一花五叶。从自身的发展和理论体系的成熟性来看，佛教禅学在晚唐五代时期达到了顶峰状态。佛禅在宋代的发展，主要是横向的拓展，一方面理论上以儒证禅，体现出对儒学的迎合靠拢，另一方面在士大夫阶层中广泛流行，使宋代的居士禅现象蔚为大观。佛禅通过上面两个途径对宋代士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行为发生着影响。

道教在宋代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真宗和徽宗两朝，由于帝王的嗜好，道教还十分兴隆。但总的看来，道教在宋代的发展明显不及理学和禅学，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它的接受是有限的。降妖驱鬼、符录斋醮之类的道教活动主要在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中间流行，士大夫阶层则主要接受道教的炼养术。士大夫对外丹炼养术的好奇与兴趣，既有着追求长生不老的生命本能欲望，也受着社会流风的影响。内丹术讲求的息心求道说，与理学和禅学的心性涵养说异曲同工，一脉相通。就文人群体而言，道家超然物外、放旷自任的精神在苏轼身上有着明显的表征，除此以外，少有继承者。

总而言之，儒、释、道三家在宋代的发展，以儒学与禅学的联系更为密切。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形态，儒学和禅学自然存在着矛盾分歧，从宋初开始就绵延不断的士大夫排佛声浪就是明证。但从实质来说，宋儒在建构理学的过程中，却大量地接受了佛禅思想，以致后人对宋代理学有“外儒内禅”的评价。而由于宋王朝的佛教政策和宋代的政治局面，宋代禅学以儒证禅、禅僧儒士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理学和禅学就是这样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

理禅融会的现象促成了宋文化特质的形成。宋代文化的特质体现为：治心养气的心性涵养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体悟内省的思维方式及平淡恬静的审美观。如果我们认可以上对宋文化特质的概括，则会发现，惟有从理学与禅学交相融会的角度来解释这些文化特质，才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仅仅以理学或禅学哪一家的学说进行阐释，都会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理学和禅学的交相融会以及因此形成的宋文化特质，对作为宋代文化形态之一的宋代文学必然会发生影响。宋代诗、词、文三种主要的文学形式，受理禅融会影响的程度不一，侧重不同。

宋代散文作为传统的文学样式之一，更多地表现出对前代散文的承传性。中唐韩、柳的古文运动，高举弘扬传统儒家道统的大纛，倡导文以明道，对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诗文革新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理学的兴起，强化了散文阐说义理与性理的工具性特征。无论是宋代文学家的文道观还是理学家的文道观，都重视散文对道的承传。当然，文学家与理学家对道的理解有差异，文学家的散文与理学家的散文面貌因此而不同。

宋代是词创作的兴盛期，宋词因此而被当作宋文学的代表样式。由于词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酒席宴间娱宾遣兴的娱乐功能和艳科小技的性质，所以它更多地表现出自身发展的文学独立性和新兴文体的创新性。宋代理学家较少涉笔词创作，宋词以禅入词的现象也不算突出，理禅融会形成的宋文化特质对词的影响较小。

比较而言，宋诗最能体现出宋代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力。由于“言志”、“兴观群怨”等传统诗教的深入人心，宋代文人非常看重诗歌的表现功能，这导致了宋人对诗歌创作的普遍热情，宋代浩如烟海的诗歌数量和庞大的诗人群体是最好的说明。就诗歌表现内容和艺术技巧来看，宋诗也更多地带有宋文化的因子。因此，从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的角度出发研究宋诗，是学者相当重视的一个领域。

检讨现有的宋诗文化学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分别从理学和禅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宋诗，学者们已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笔者目力所见，前者著作形式的成果如：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中的相关章节等；论文形式的成果如：谢桃坊《略论宋代理学诗派》(《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张鸣《诚斋体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许总《论理学与宋代诗学中的情理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1期)等。后者著作形式的成果如：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湾黎明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及《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论文形式的成果如：钱志熙《黄庭坚与禅宗》(《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孙昌武《苏轼与佛教》(《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白政民《黄庭坚的禅家思想及禅宗对其诗歌的影响》(《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赫伟刚、贾利华《禅宗与宋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法)保尔·戴密微《禅与中国诗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3辑)等。学位论文亦有(韩国)郑相泓《江西诗派及其禅学的受容》(韩国成均馆大学，1994年)。但从理学与禅学相融会的角度来研究宋诗的论著则很少见。就笔者检索所得仅见两篇，分别是：阎福玲《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中州学刊》1995年第6期)、许总《论宋代的理学、禅学与诗学》(《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前者着眼于从理学和禅宗的角度揭示宋代理趣诗的成因，具体而微；后者是作者探讨理学、禅学与宋诗学三者间的关联的纲领性论文，架构宏大。这种研究局面，与理禅融会的文化背景下的宋诗学理论及宋诗面貌极不相称。这不能不说是宋诗研究的一件憾事。

本书标举“理禅融会”，试图从此一角度出发探讨宋代文化的特质，揭示这种文化特质对宋代诗学理论及宋诗人创作实践的影响。在前贤时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拟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获：

第一，描述宋代文人与理学及禅学的关联，这是本书的缘起与材料叙说。

第二，阐述理学与禅学的交相融会及其所形成的宋代文化特质，这是本书的理论出发点。

第三，揭示理禅融会下的宋诗学理论，探讨在此背景下的宋人的诗学本质论、诗学艺术思维论、诗学表现论及诗境论。这是本书的核心。

第四，揭示理禅融会下的宋人的诗歌创作实践活动，选取宋诗创作的几位大家和几个重要的诗人群体，或分别展示理学、禅学与他们诗歌创作的关联，或统合论述理禅融会与其诗作。这是本书的个案研究。

本书对道家、道教与宋诗的关系几乎没有涉及。对此问题的有意回避是出于以下考虑：尽管宋代儒、释、道三家的合流趋势不容置疑，但相比于宋代理学与禅学，宋代道家与道教的发展势头较弱，道教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主要在于它的炼养术，这在宋代诗文中均有记载。由于理学在自身的建构过程中，吸收了道家思想，禅学中也有道家思想的印痕，道家思想被内化在理学与禅学当中，因此，道家思想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理学与禅学对它的兼容来实现的。当然，即使本书做了上面的解释，也不能因此无视道家道教与宋诗的关联，对此问题的研究仍然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惟本书受选题和篇幅的限制，无法深入展开。以后若条件许可，当另外进行专题研究。

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三年的在职读书生活，艰辛难以备述。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心自知。

当本书的写作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我的心头充满了感激。

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导师杨恩成教授。三年的从师学习时间里，杨老师不仅教给我知识，更从治学态度和方法上给我许多启示。论文从选题到搜集资料、写作、修改的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导师的悉心指导。导师的谆谆教诲，我将终身难忘。

我深深地感谢并且缅怀我的硕士导师高海夫教授。高先生学究天人，望重士林，作为他的弟子，我自知驽钝不足以光大所学，但熏染化育，却早已在我的心田上培植出一片绿荫。先生不幸去世已七年余，但音容犹在，将永远激励我驽马加鞭，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以图报答先生培育之恩于万一。

我深深地感谢我就职的西北大学文学院、211办公室、人事处、科研处等单位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我尤其感激古代文学教研室和唐代文学研究室的薛瑞生教授、阎琦教授、李浩教授、贾三强教授、李芳民副教授等各位同专业的老师，他们对于我的论文写作给予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具体指导。

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丈夫对我的理解和关爱，感谢我的儿子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他们使我紧张的学习生活充满温馨与欢乐。我尤其感激我的父母亲，他们替我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为我的学业提供了最大可能的帮助。

总之，我感谢所有为我学习提供帮助的人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将以不懈的勤奋和努力报答我的可敬可亲的师友和亲人。

论文完成以后，寄呈省内外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审，他们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张志烈教授、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陈兵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阎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学忠教授。各位专家学者奖掖后学，对论文点滴可取之处多有褒扬，鼓励有加。论文答辩之时，正值非典肆虐。按照学校“防非”工作的要求，答辩委员会委员一律由校内专家组成，他们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学忠教授、马歌东教授、王志武教授、魏耕原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学智教授。论文获答辩委员会高度评价，亦颇多匡正。就通讯评审和答辩中各位专家指出的问题和不足，近半年来，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修改。有些问题因本人学力有限，时间仓促，未及修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论文在宋诗的个案研究中，于苏轼、陆游两大诗人未设专论。从宋诗研究的角度看，这是明显的结构缺陷，也是专家们指出的本文的不足所在。论文这样做，是出于如下考虑：我认为在苏轼身上最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三教合一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兼收并蓄，道教和道家思想在他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表征。仅以理禅融会来论苏轼，难以描绘出完整的苏轼其人其诗；如果以三教合一来论苏轼，又与本文的立论角度不甚相符。关于陆游，亦是出于大致相同的原因而未涉及。原本拟在修订时以“附录”缀数篇讨论苏轼、陆游诗歌的专文，因时间紧促，陋见零散，尚未董理定稿，故暂付阙如。但这将会作为我今后继续本课题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诚挚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罗莉老师。2003年金秋时节，与罗老师初识于陕西师大的学术研讨会上，言语相投，颇感有缘。承蒙罗老师推荐，经《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编委会审查通过，本书列入该文库出版，这于我既是莫大的荣幸，更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最后我想说的是，本书选题涉及面广泛，需要丰厚的学识积累，而本人学殖浅薄，虽然做了较大的努力，但仍恐存在不少的疏漏乃至谬误处。就学历阶梯的攀登而言，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但就我的学术生涯而言，则才刚刚开始，故恳切希望能够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以便我今后查漏补缺，争取能把这个题目及相关研究做得更好一些。谢谢。

张文利  2004年5月17日于西安

本书从学界着眼甚少的理禅融会角度，对两宋诗进行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表现出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创造性、逻辑性。作者对诗歌、理学、禅学皆有广泛涉猎，有准确把握。

——陈兵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选题精审，抓准要害；逻辑严密，论证精细；方法得当，启迪多端。

——张志烈

本书首次从宋代理禅融会的角度系统探讨其与宋诗发展变化之关系，实有开创之功。文章角度新颖，议论深刻，逻辑严谨，辨析透彻，特别于理学、禅学与宋诗学诸类概念阐释清楚、准确。行文流畅，语言简洁省净，有个性特点。

——张学忠

角度准确，立意深远，充分反映作者对学术研究的综合趋势有独立的理解。分析细密，观点鲜明，遣词析句，情理俱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篇章结构，颇具匠心，采取了纵横结合、点面结合的组织方式，反映出作者对于这一选题的熟悉程度和驾驭能力。

——方光华

论证分析每有鞭辟入里之效果，既符合宋诗学发展之实际，且启人良多，显示了作者良好的理论功底和扎实的治学风气。

——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