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杜佑的活动、杜佑的思想成就，在唐代政治、学术、思想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杜佑评传》的写作在谋篇布局、结构章节、考虑怎么写的问题时，定下了宜有详有略、有所侧重的写作基调，作者郭锋把全书的研究重点和写作重点放在对杜佑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探讨考察和阐述介绍上，着力刻画和描述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杜佑的形象。

全书分为上篇、下篇两个部分。上篇考察叙述杜佑的生平经历，下篇以《通典》为基本思想材料，全力探讨和阐述介绍杜佑的思想。

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代表作《通典》一书体制宏大、思想深刻，总结过去，反映现实，开辟历史编纂学新途径，在中国古代的国家行政理论，政治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杜佑评传》紧扣唐中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时代背景，细致考察、介绍了杜佑一生的经历，他的近六十年的从政生涯和著述生活，在此基础上，对杜佑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成就及其贡献，做了比较详细的讨论阐述。

《杜佑评传》有新视角、资料丰富，考证深入，分析透彻，读起来引人入胜，反映了作者郭锋进行杜佑研究的新水平。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上篇 杜佑的生平

第一章 盛世青年

 一 家世

 二 学问志趣

 三 本以门荫，幼登官序

第二章 动乱年代

 一 吴越剡中一县丞

 二 浙西、淮南两从事

 三 初撰《通典》

第三章 长吏生涯

 一 始从郎位，职典邦赋

 二 报政长川，拥节番禺

 三 淮南节度使十五年

第四章 宰相岁月

 一 入朝为相

 二 辅政三朝

 三 名臣晚年

下篇 杜佑的思想

第五章 《通典》的编纂旨趣——将施有政、用义邦家

 一 《通典》的内容特点

 二 杜佑谈编纂意图

 三 李翰评《通典》

 四 《通典》的学术价值

第六章 政治思想

 一 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富国家安民的国家政治建设论

 二 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礼制为主法制为辅的治国思想

 三 审官才在乎精选举：杜佑的选官用人观

第七章 经济思想

 一 农为国本经济观

 二 均轻赋税，民安国足：理财思想(一)

 三 两税法简化税制，有利增收：理财思想(二)

 四 管制货币，国之切务：理财思想(三)

第八章 社会思想

 一 “欲行古道，势莫能遵”：进化式发展的历史观

 二 “盖是人事，岂唯天时”：非天命的社会变革认识论

 三 制度因革“贵适时”的变革发展观

第九章 杜佑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一 杜佑在史学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二 杜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附录

 杜佑年表

 参考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杜佑字君卿，唐京兆府万年县人，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出生，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以78岁高龄、国之元老、退休宰相高位去世。是唐代中叶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史学家之一。所著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皇皇200卷典制体通史巨著《通典》一书，对中国古代的制度史研究的发展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杜佑的一生丰富多彩。他出生于京城长安一个门第显贵的士族官僚家庭，青少年时代正值开元盛世和天宝繁荣，在社会安定、文化发展、生活富庶的和平环境中接受教育，增长知识，培养品德才能。人仕不久即遇到安史之乱战争，在战后社会动荡、唐王朝秩序重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重新整合时期立功立言，辗转历官于浙东、浙西、淮南、江西、容管、岭南以及京城等地，致力于国家和地方的秩序重建，社会、政治、经济的整顿和管理工作，以长期的政治参与实践和非凡的学术著述经历，见证了时代的社会变迁，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变动发展的历史过程。

杜佑18岁就进入官府当官，仕宦生涯长达60年之久，从地方县吏、州刺史、中央台省官员、主持方面的藩镇节度使一直做到国之宰相，仕途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与政治成就相比，他作为思想家、史学家，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取得的成就更高，也更有意义。一部《通典》，开典制体通史著作先河，创历史编纂学新格局，使他超越了前辈、同辈诸多历史人物，当之无愧地成为唐代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

唐代历史上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官员加学者式人物不可谓不多，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但似杜佑这样的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学者，有宏篇巨著传世，其著述既影响现实政治和当世思想又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的人物似乎还不多。考察杜佑的一生，我们有一个感受，时代成就人物，执着铸造辉煌。是变迁的社会、变迁的社会中始终如一地保持对儒家思想传统和制度经验的坚定信念，并应用于指导个人的政治和学术实践，成就了杜佑辉映史册、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唐代中叶——杜佑生活的时代，已经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变迁各方面准备了历史条件，要推出一位思想家，来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系统总结以往的国家政治经验和治理经验、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国家建设和治理经验的话，那么似乎历史机遇决定了要落在既具备政治、文化的个人条件，又与时代共命运、时刻想着批判借鉴传统经验的杜佑身上，非他莫属。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传统的儒家政治理论、学术思想，尤其是历史编纂学，经过两汉学者和魏晋南北朝学者的改造发展之后，之所以又在唐代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发展，形成唐代的特点，固然是有唐一代广大的文人学者、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与思想家、史学家杜佑和他杰出的思想成就《通典》的出现分不开的。杜佑和他的《通典》的出现，他的学术探讨和思想成就，对唐代思想史和史学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典》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格局，开辟了历史编纂学的新途径，引导了一代学术风气，具有总结历史经验、启发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换言之，如果没有杜佑的富有开创性的制度史研究，没有《通典》所确立的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范式，唐以后中国史学的制度理论研究，尤其是关于国家建设的理论研究，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论，可能就会由于缺少杜佑的环节而成为另一种样子，走上另一条路子。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史研究，特别是国家行政理论研究、典章制度研究的历史，唐代的一章恐怕就要改写了。

研究杜佑的思想，我们常常怀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的机遇给了杜佑，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他来完成撰修《通典》、开创史学编纂新途径和制度研究新方法论这样一种伟业使命，是什么样的条件，使他能够在唐代那样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政治家学者圈子里特立而出，获得成功？考察杜佑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有四个因素很重要，笔者认为，是它们共同构成了杜佑立功立言、成就事业的基础。这四个因素是：接近政治生活权力中心的望姓土族之家的生活氛围、成长环境等客观条件，“以富国安民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和热衷于“思理道”、“探政理”的学问旨趣等良好的个人思想文化素质，有机会有条件接触和看到大量国家藏书资料和地方文献资料，以及多年做官、长期亲历国家政治管理实践的丰富阅历和政治经验。本书对杜佑生平的考察，就是沿着这四条线索展开的。P3-6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