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依据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汲取消化新的文献、史料和观念，并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着重从思想理论方面对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作者认为，现代中国历史离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理论目标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既是毛泽东理论活动的基本轨迹，也是把握其思想的主要线索。

这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为《剑桥中国史》第13卷撰写的论述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的一章；另一部分是我为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5卷撰写的论述从1949年到1976年的毛泽东的思想的一章。虽然我做了一些编辑方面的修改，但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要随意更动原文、尤其是本书的第一篇，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其结果是，随之而来的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对其观念的分析和评价。尽管一有可能我就尽力把这些观念同阐述它们的环境联系起来，但是，在原书的体系中以很大篇幅讨论其他各章已经论及的历史事实甚至是那些对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也是不合适的。

序

导论

第一篇 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

第一章 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1917-1927）

第二章 党、军队和群众（1927-1937）

第三章 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1937-1940）

第四章 毛泽东的思想的胜利（1941-1949）

小结

第二篇 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

第五章 从人民民主到人民内部矛盾

第六章 毛泽东探索一条“中国道路”

第七章 中苏分裂的因与果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小结

结束语

参考文献

索引

有人提出，毛泽东1923年7月的这篇文章，不是讲述商人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阐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革命任务的性质。②这种观点不但没有明显的事实根据，而且完全没有注意到1923年至1925年、1926年间毛泽东的思想上发生的从注重城市到注重农村的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在1923年7月的这篇文章的另一段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商人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更直接地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们受压迫最重，所以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总体的社会学的分析，在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革命的潜在力量原本在农民之中，就完全改变了。在我们着重探讨这些思想变化发展之前，1923年7月文章的另一个一贯的特点也应给予充分的注意。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写道：“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惟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用革命的方法，开创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国民或平民)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民(民族)是相互联系的！

从1923年7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和另外两篇短文，到1925年12月主编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的两年半时间内，与毛泽东有关的几份可靠的原文在国外是可以得到的。毛泽东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并于1924年2月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委员之一)提交了几份由他起草的提案。即使在这样一些正式场合，毛泽东的一些意见仍保持其工作作风和政治策略的一贯特点。例如，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反对建立“调查部”的提议，因为这个提议执行的后果会使“调查和实际应用脱离，作为一个革命党，我们不能这样做”①。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25年初回湖南养病休息，在这期间他开始进行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的实际训练。1925年秋，毛泽东回到广州，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主编《政治周报》，并开始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担任农讲所所长是在1926年6月至10月)，还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时为止，毛泽东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革命的重心应转移到农村去。此观点形成后就没再动摇过。

1926年6月，毛泽东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在列举国民党宣传工作缺点时，特别提到很注重城市，但忽略了农村。④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当时革命本身的格局发生变化的反映：当时农民的斗争热情在不断增长，彭湃和其他许多人，包括毛泽东，都在积极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断言：只有把农民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革命党才能获得战胜帝国主义所必需的力量。

P27-28

这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我为《剑桥中国史》第13卷撰写的论述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思想的一章；另一部分是我为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5卷撰写的论述从1949年到1976年的毛泽东的思想的一章。虽然我做了一些编辑方面的修改，但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要随意更动原文、尤其是本书的第一篇，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其结果是，随之而来的对毛泽东的思想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对其观念的分析和评价。尽管一有可能我就尽力把这些观念同阐述它们的环境联系起来，但是，在原书的体系中以很大篇幅讨论其他各章已经论及的历史事实甚至是那些对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事件，也是不合适的。

专为本书撰写的导论和结束语就是意在弥补这种种省略，并把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发展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导论首先讨论了毛泽东试图驾驭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变革过程的性质问题，以及使他得以扮演其角色的种种因素。然后，导论考察了毛泽东生活中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其思想的各个转折点之间的关系。至于结束语，其目的不在总结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主要原则，而是要对它在中国持续不衰的意义作出估价，并预测它今后在一个有些人声称正在发生“非毛化”过程的社会和制度中的位置。

我并不认为本书十全十美，要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作出确切的说明，它还有缺陷。但是，它的基础是我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做的研究工作。本书究竟是否把我所作的解释向前推进了一步，这要由别人来判定。无论如何，我多年从事毛泽东的思想研究这一事实意味着，我已经欠下了很多人情，在这里向帮助我的人们致以谢意，对我来说是一项非常愉快的使命。

履行这一使命，最好从头说起。在这个领域中，我最早发表的一篇专题论文是翻译和分析毛泽东在1917年的文章《体育之研究》。这时，我受惠于埃丁纳·巴拉兹(Etienne Balazs)的鼓励和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承蒙特许参加他在巴黎举办的讲习班。此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度过了一年时光，它使我有机会萌生纵观毛泽东的思想的最初念头。

在从事这一工作的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个人向我提供了帮助，详细情况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的致谢辞中已有说明。这些人中有三位最为突出。当时的中心主任费正清(John Fairbank)，以他独具特色的热诚与严谨并济的方式主持了研究活动。我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同窗一年的时间里，他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向我提供了思想上的激励。胡佛研究所东亚资料馆馆长欧根·吴(Eugene Wu)给我以便利，使我初次接触到延安时期的材料，从而帮助我打开了依据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著述文稿研究其思想历程的大门。

1962年夏，当我在胡佛图书馆阅读《解放日报》时，我还不能想象，尔后我竞能结识该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于光远、李锐、廖盖隆和温济泽。这一事实是此后发生的世界政治变化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变化的象征。到1963年，在资料方面和极有价值的观点交流方面，我就已经不仅得益于欧洲人和美国人，而且得益于日本学者和各个图书馆了。20世纪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思想研究方面，由于竹内实主持的十卷本《毛泽东集》的编辑工作，日本人的作用大大增加。无论如何，非常之多的材料在中国本土之外很难得到，如果不是这套既包含公开版本又收入内部版本的资料自1978年以来广泛出版，与今天的情况相比，我们关于毛泽东的思想的知识肯定会支离破碎得多。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东京版《毛泽东集》补卷由九卷文稿和一卷索引组成，它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印制的内部文集。

除了有机会查阅见诸文字的文献之外，我曾得到特许六次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这使我获得了观察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全新的视角。1980年6月至7月、1982年4月至5月、1982年9月、1984年3月至4月和1986年3月至4月的访问是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接待的；1987年12月至1988年1月的访问是由哲学研究所接待的。我曾与之讨论这类问题的中国学者和政界人士的名单太长，在这里难以一一列出。本书的注释中说明了他们对某些事实或解释所给予的指正。

特别要表示谢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任所长于光远(1982年5月离职)，苏绍智(1982年5月至1987年)，还有1982年5月以前担任副所长的冯兰瑞和廖盖隆；还有哲学所所长邢贲思。他们和他们的同事们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同我谈论与毛泽东的思想有关的问题，对我的解释(包括本书各个部分的草稿)作出评论，组织研讨会，安排会议，让我接触资料。在同龚育之和他所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事们的多次交谈中，我也得到很大教益。无须说明，这里提及的诸位都不对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负任何责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交流，我的解释肯定相当肤浅。

我之所以能有这些机会，当然也要感谢曾资助我访华的机构：不列颠研究院及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推荐我参加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交流项目，并为我的旅行支付费用；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我访华期间，它提供了慷慨的款待和帮助。同样，美国人类基金会出资赞助我在1980年夏参加“北关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代表团”，这是我与中国学者接触的第一次关键性的一步。为了从事本书的研究工作，我曾多次访问日本和美国的图书馆，我得到了东方和非洲研究所的财政资助。

在过去的十年间，同与中国接触一样有价值的是中国之外的同事和朋友们对我表现出来的善意，向我提供的教益，从他们那里，我得到源源不断的鼓励，并在查清资料来源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

关于资料，特别要感谢两个方面的帮助。一方面，竹内实、中村公义和其他合作编辑《毛泽东集》的日本学者向我提供弩许多关于1949年前后毛泽东的思想的重要文献汇编；另一方面，最近收集到许多册毛泽东著述内部版本的哈佛一燕京研究所允许我查阅其资料，并复印了一些关键性的文稿。我从这一来源获得的资料有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未经修改的原文记录稿，还有他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它们在我对1957年至1958年间毛泽东的思想的解释中起着中心的作用(后面将会看到)。哈佛大学将以《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为题出版同一汇编的译本，并附有注释性的文章。本书付印时我尚未看到这一对“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的思想的集体评价，但是我要再一次感谢欧根·吴，他为我提供了把这些重要材料收入我自己所作分析之中的机会。

我要感谢《剑桥中国史》的编辑们，构成我这本书骨干的绝大多数章节最初都是为《剑桥中国史》撰写的，其篇幅也并不小。《剑桥中国史》第14卷和第15卷的合编者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h MacFarquhar)对我关于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的讨论进行了极为认真的审读和批评，并对文稿的修改提出了很多富有教益的建议。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出版前，总编费正清就我写的那一章作出了有10页纸的评论，诙谐、透彻而又公正，他对本书1949年以后部分的内容和形式也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最后，我希望向组织和参加许多讨论我对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毛泽东的思想的解释的研讨会和其他各种会议的人表示感谢，在这些场合，我的解释受到批评，这种批评总是很尖锐，但却有助于引起我进一步的思考。多年来，在欧洲(从伦敦、爱丁堡、阿伯里斯特威斯到巴黎、威尔士和那不勒斯)，在亚洲(从德里、北京、长沙和湘潭到东京和京都)，在北美的许多地方(从伯克利、斯坦福和圣迭戈到波士顿、纽约，从温哥华到墨西哥城)，我曾多次获得这种机会，这中间涉及的机构和个人数不胜数，难以一一列举。同我交谈时有些人可能会感到遗憾，我似乎没有从同他们的对话中学到本应学到的那么多东西。当然，这方面的过失全在于我，正如我要为所有的错误和缺欠负责一样。

　　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普遍的，或许也是最持久的贡献就是毛泽东的思想。　　必须承认，正是那些使他在夺取政权期间成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的品质，使毛泽东在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能力方面具有局限性。　　但是，在其他基本方面，毛泽东没有过时，而且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过时。毋庸置疑，其中最有决定性的一点是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复她的地位。　　　　　　　　　　　——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