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次全面生动地展现了西湖之畔的著名“江南三阁”之一文澜阁与其馆藏的《四库全书》的风风雨雨，反映了西湖深厚中华文化的积淀。《四库全书》为清乾隆皇帝敕编，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当时除皇宫内廷珍藏外，江南的扬州、镇江、杭州各藏一部，称为“江南三阁”，这三阁均毁于近代太平军进入江浙之时，唯有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先后经丁丙、钱恂、张崇祥补抄而得全，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奇迹。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四库全书》在编辑过程中浙江和杭州的文化人所作出的贡献，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一定的权威性。

《西湖全书》收辑的一册册小书，则是为人们呈上的一杯怀芳香浓溢的醉醪。邀来各界专家，用精雕细镂和蒙太奇的手法，对西湖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写和定格切换。这种特写的定格，对人们更深入、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西湖是不可或缺的。通过这种分镜头的解读，读者将更深地吟味到西湖无究无尽的魅力。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总序

前言

一、建阁文澜 库书入藏

 (一)钦定阁名 书堂改建

 (二)波澜骤起 阁书再校

 (三)阁巍书雅 美轮美奂

 (四)四部分类 排架庋藏

 (五)两下上谕 库书公阅

 (六)名儒学者 文澜抄校

二、稽古右文 编修四库

 (一)广征遗书 充实秘府

 (二)采纳臣言 四库开馆

三、四库成书 浙人功巨

 (一)朱筠之议 实出学诚

 (二)上谕催书 点名浙江

 (三)藏书名楼 竞献珍籍

 (四)浙籍馆臣 献书称多

 (五)天一规制 文渊典范

 (六)陆费王邵 四库功臣

 (七)余集征君 丁杰私预

 (八)煌煌巨编 浙人书多

 (九)聚珍殿版 杭州重镌

 (十)总目简目 浙江首刊

四、文澜库书 咸丰兵祸

 (一)风云突变 阁圮书散

 (二)抢救库书“双丁”首功

 (三)文澜残编 留下现踪

 (四)护书沪渎 再还杭城

 (五)重建故阁 谭丁之力

 (六)残编入贮 光绪颁匾

五、三度补抄 库书得全

 (一)丁丙倡议 补抄库书

 (二)丁氏家藏 名楼支援

 (三)兹事维艰 展期续抄

 (四)丁抄初成 续待来者

 (五)浙馆创建 库书人迁

 (六)钱恂后继 “乙卯补抄”

 (七)宗祥接“棒” 筹款浙人

 (八)“癸亥补抄” 库书称全

六、抗战爆发 书迁西南

 (一)杭城告急 省内三迁

 (二)部令再迁 远涉黔地

 (三)地母洞栖 青木关居

 (四)小有曲折  胜利返“家”

七、欣逢盛世 珍护库书

 (一)移家“山居” 安身“曙光”

 (二)库书版本 弥珍弥贵

 (二三)文澜岿然 库书期印

后记

署理浙江巡抚熊学鹏于是年十一月二十日报告奏访遗书并进呈书目折子中说：征集遗书上谕下达后，其时巡抚富勒浑会同学政王杰在省城设局购访，已选取抄本、刊本五十六种在局。对于刊本，量给价值，加以收购；对于抄本，则在敷文书院诸生中选择善书者，“誊写端楷恭进”。熊学鹏折中所谓“设局”是指专事购访遗书的浙江采访遗书局，局址在杭州太平坊(今太平坊巷一带)，延聘丁忧在籍之翰林院侍讲沈初主其事。沈初字景物，号云椒，浙江平湖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癸未科榜眼，授编修，累官至户部尚书，卒谥文恪。局务结束后编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十一卷。其他诸省情况为：贵州巡抚两次报告无书可采。山东巡抚呈报缴到书籍二十一种。直隶总督呈报采书四部。山西巡抚呈报征到书二种。湖北巡抚奏报尚未采访到遗书。河南巡抚呈报购访书一十八部。江西巡抚采访到四十余部，然其中“纯驳互见，亦有剿说、卮言无关采择之作，尚须详加甄校”。安徽学政奏报采访书十余种。两江总督奏报采访书二十二种。陕甘总督呈报采访书四十种。福建巡抚呈报采访书若干种。而其时安徽学政朱筠已呈请校办《永乐大典》，乾隆皇帝已批交大学士等议奏，《四库全书》的编纂正在酝酿阶段。乾隆皇帝于三十八年(1773)二月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后，针对上年各地采访遗书甚少的情况，于三月二十八日谕内阁传令各省督抚限半年内迅速购访遗书，指出上年各地进书甚少，出现此等情况，必是督抚等视征书为官样文章，地方官虚应故事，“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念“朕殷殷谘访之意”。又重申民间所有藏书，无论刻本、写本，皆官为借抄，仍将原书给还，按理并无阻碍，“何观望不前，一至于此!”故而他认为无书可征或征书甚少。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手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窥其意旨，秘而不宣。他表示：“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相反，经此番“明切宣谕”后，还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转不小矣!”此谕可谓恩威并加，求书甚切。上谕并点名江苏、浙江二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人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此谕发后，乾隆皇帝意犹未尽，次日又四百里急传上谕给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重申“朕平日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天下”，至于书中或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即使进呈之书“其中或有诞妄字句，不应留以疑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至于地方督抚大员等只是“经手汇送，更无关碍”，反复晓谕藏书人家与地方官员要消除疑虑，抓紧献书呈送。比谕是专为江浙两省而发，故特别指出：

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万(原文如此，“万”应为“范”——引者按)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为谘询，详加物色，因而四处借抄，仍将原书迅速发还，谅无不踊跃从事。

这道上谕的颁发，对江浙地方大员及藏书人家是极大的触动，何况上谕巾要高晋、萨载、三宝务“即遵朕旨，实力速为妥办”，要求他们举一反三，迅速办理，以副殷殷伫望之意，故而他们再也没有理由也不敢加以推托：对于藏书家来说，这道谕旨也解除了他们心中的疑虑，此后确是“踊跃从事”，出现了献书高潮。

乾隆皇帝对于汉文化确实造诣极深，他深居宫中，然对江浙两省的藏书情况了若指掌，现对其提到的浙江部分略作说明。

乾隆皇帝提到的“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是浙江藏书文化的特征之一。自元代起而盛于明清的“湖州书船”是一种专事贩卖书籍的特殊形式，书肆之外的“行商”。湖州书商为开拓业务，常驾一叶扁舟，集出售、收购、中介于一身，称作“湖州书船”或“湖州书舶”，也叫“湖州书贾(估)”。明清时期湖州织里一乡，家家户户几乎皆以“佣书为业”，他们往往扁舟孤棹，装满了新刻或旧刻书籍，沿苕溪、雷溪人大运河，利用江南水网纵横的特点，在江浙一带数百里内活动，前人称之为数百里间简籍不胫而走，活动范围远的，甚至可上至都门，下逮海舶。明末清初，江苏常熟藏书家毛晋有志于藏书，就曾出现“湖州书舶云集于门”的盛况。“湖州书船”的主人往往与各地藏书家十分熟稔，关系良好，如某一藏书家需某书，可通过他们代为访求，即或仅有蛛丝马迹，往往能通过各种关系，沿踪迹而购取之。同样藏书家因种种原因拟将藏书转让，这些“湖州书船”由于信息灵通也可代为中介，多数能达到目的。明清时代，江浙两省私家藏书为天下冠，“湖州书船”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乾隆皇帝谕中所述及的范氏天一阁、项氏天籁阁、朱氏曝书亭、赵氏小山堂皆明清之际浙江著名藏书楼。

天一阁在浙江宁波，为明兵部侍郎范钦创建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盛时藏书达七八万卷，以贮藏地方志和明代登科录为其特色。至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天一阁的历史已逾二百余年。

天籁阁在浙江嘉兴，为项元汴所创。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子，又号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项氏家本富有，兼之又善治生产，这就为他的藏书事业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天籁阁藏书以宋版书称名于世，人称皆精妙绝伦，又喜藏名画、法帖，有“三吴珍秘，归之如流”的说法。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入嘉兴之际，天籁阁藏书及所藏书画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掠去，后不知通过何种途径流入清宫大内。项氏所藏法书、名画，如唐王维《山阴图卷》，唐韩斡《牧马图卷》，唐韩混《五牛图卷》，唐卢棱伽《六尊者像册页》，宋惠崇《秋浦双鸳图册页》，宋燕肃《寒岩积雪图轴》，宋苏轼《墨竹卷》、《偃松图卷》、《古木疏篁》等唐宋名画及晋王羲之《兰亭集序》(神龙本)、《远宦帖》(唐摹本)，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张好好诗》等等，现皆藏于北京或台北博物院。

曝书亭在浙江嘉兴，为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所创。小山堂在浙江杭州，为清初赵昱(1689一1747)、赵信(1701一?)兄弟二人所共同经营。

乾隆皇帝专谕浙江巡抚三宝限时完成征书，兼之对“湖州书船”及浙东、浙西藏书楼历历如数家珍，具体教导三宝如何进行搜集，促使三宝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加之上谕也得到了浙江藏书家的响应，所以不久浙江征书就卓有成效。

P44-47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第一份书缮抄告竣，乾隆皇帝即于是年七月初八日发出上谕，“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下令动用官帑，命续缮三份，分别庋藏于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及镇江文宗阁，此即有名的“江南三阁”之由来。同时为落实此事，又发上谕命浙江地方大员就清圣祖孤山行宫(今孤山中山公园)玉兰堂藏经阁改建为文澜阁，以待贮书。自五十五年至六十年(1790—1795)，《四库全书》陆续颁齐贮阁。为使文澜库书能真正发挥作用，乾隆又迭发上谕：“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而使“读书稽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故“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上谕)；当《四库全书》缮竣发往“南三阁”之时，又发上谕重申前议，命江浙督抚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乾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上谕)。从此杭州有了一座供众阅览的皇家藏书楼，西湖增加了一处“阁巍书雅”的文澜阁胜迹。

清咸丰十至十一年(1860—1861)，太平军两度攻打杭州城，文澜阁及《四库全书》遭到了空前浩劫，就在“阁圮书散”之际，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冒死抢救《四库全书》残编，保护库书。乱定以后，以丁氏兄弟为代表的杭州有识之士，在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支持下，尽管当兵乱以后，百废待兴，财政十分困难，但仍于光绪七年(1881)重建文澜故阁。从次年开始历七年之久补抄《四库全书》，使之大体恢复原貌。及至民国年问，先后又有钱恂、张宗祥两次补抄，使文澜阁库书得全，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是浙江人、杭州人崇尚文化、保护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的具体表现。抗日战争期间，为免遭侵华日军劫掠，文澜阁《四库全书》经浙、闽、赣、湘、黔、川六省迁徙，历八年又十一月终于平安返“家”，其间艰难困苦非亲历者难以想像，浙江的“护书使者”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有材料表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曾经为浙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影响到周边省份。汪中、孙星衍、阮元、刘凤诰、朱绪曾、陈奂、胡培犟、钱熙祚、张文虎、顾观光、钱熙咸、李长龄、钱泰吉等乾隆、嘉庆、道光间大儒、学者及藏书家曾就阁校书、抄书，他们中有的人的专著就是借助文澜库书而完成。张金吾、陆心源等江浙藏书大家所藏阁本，皆就文澜阁传抄。现代国学大师马浮(一浮)尝寓杭州，遍读文澜阁《四库全书》，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马浮》诗中曾以崇敬的心情咏之：“书读孤山穷四库，生也有涯知无涯。”民国早期宁波张寿镛辑刻《四明丛书》、青田端木或辑《处州丛书》，亦就文澜阁中抄录先哲遗书。嘉庆、道光以来，浙江纂修府县志者及寒门士子就阁读书者更日踵其门。故有学者曾论及清嘉、道以后，浙江人文之盛，文澜阁《四库全书》起了重要作用，此言不无道理。

我与文澜库书有缘。上世纪80年代初，胡师道静为编《沈括诗词辑存》，嘱我抄库书《两宋名贤小集》中之《沈中允集》，得睹阁本原抄；1997年岁杪杭州大学举办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曾偕同与会代表入青白山居参观：2004年春又与徐吉军兄陪同北京傅璇琮、陈高华等学人同观库书于浙图总馆，饱览原抄、丁抄、钱抄、张抄。数回得睹国宝，诚毕生读书之幸事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近年又多次登临文澜故阁，如入圣地，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今日文澜阁《四库全书》集原本及丁、钱、张之三抄，实为一“百衲本”。惟其如此，价值更高，概因丁抄系丁丙多借彼时藏书名楼及尽出八千卷楼家藏而补抄，中多善本、珍本；钱抄、张抄除借文津阁本外，又就浙图善本补抄，颇具特色。若文澜阁本与文渊、文津、文溯诸阁本相较长短，学界有人以为文澜阁本实胜于其他诸阁之本。张宗祥先生当年“癸亥补抄”得浙籍经济上有力者之支援，终成其功；今日吾浙经济发展，仿效前贤，保护文澜库书这一国宝，若蒙经济上有力者大力襄助，有出版社发愿重印，使之化身千百，使文澜库书更好地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此实无量功德之大好事也，我则期之，待之，梦寐以求之。

顾志兴

于杭州碑林之北寓所

这是我写的有关书的第四本书。自小喜读书，至老而不辍。大学读的是中国文学，中年却“不务正业”，研究起藏书和版刻来了。盖因时时读书，深感中华文明之传承，历代藏书家、刻书家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没有藏书家的辛勤收藏和刻书家的校勘梓行，可以说我国典籍文化决不会有今日的光辉灿烂，也不会派生出校勘、目录等专门家的学问。

因为研究藏书，文澜阁《四库全书》早为我所关注，并略有所知。今年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同志有研究、发扬西湖文化之举，拟编纂《西湖通史》、整理刊印《西湖文献集成》及约请专人撰著《西湖全书》。海荣、吉军两兄遂嘱撰《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一书，列为《西湖全书》之一。

凡谈及文澜阁《四库全书》是永远不能忘怀丁申、丁丙、钱恂、张宗祥、陈训慈等文澜功臣的。1992年8月14日我在所著《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后记》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每当深夜，独坐案头，倘徉书海，握管作书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丁丙这样的为乡邦文化作出贡献的先贤。丁丙是清末著名藏书家、出版家，一生未尝出住，是个经商的文化人，他的八千卷楼藏书为祖国保存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杭州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遭到阁圮书散厄运的时刻，是他挺身而出，收拾残编，千方百计抢救，尔后又组织人力补抄，可以说珍藏《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文澜阁岿然独存，丁丙实居头功。丁丙又曾出资刊印《武林先哲遗著》和《武林掌故丛编》等，保存如此众多杭州地区的乡邦文献，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这些文献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据我所知，丁丙在文化上所做的这些大好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相反还赔了不少钱。究其原因，是他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其实，丁丙如此，丁申、钱恂、张宗祥、陈训慈诸文澜库书功臣无不如此。他们热爱文化、保护文化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发扬光大的，永远值得我们后代之人学习的。如此，建设浙江文化大省、杭州文化大市，庶几有望。

本书在撰著成编后，承蒙浙江图书馆贾晓东副馆长和古籍部童正伦主任及古籍部苏立峰先生提供文澜库书之原抄、丁抄、钱抄、张抄之书影，深表感谢。据我所知，后三种补抄书影在公开出版物中可能是首次现身，这为本书增色不少。岳庙管理处盛中先生为本书拍摄了文澜阁照片多幅，在拍摄过程中得到浙江博物馆裘樟松先生的帮助。撰写此书时，曾在杭州图书馆读书收集资料多日，褚馆长树青亦多关照，提供方便，并致谢意。

顾志兴2004年8月于

杭州碑林之北寓所，高温溽暑、挥汗如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