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前此已有一些成果问世，但本文作者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更剧密的概括分析理路、更丰富的文献资料上，加以深入发掘，获得不少新的结论，有助于词学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与充实。作者具有较强的理论素养，长于辨析，议论风发，启人心智。全文以商业文化引起的“文化冲突”为纲目，上编从历时性角度论述词史，下编从共时性角度探讨词之“异类”特征，这一纵横结合的论证能切实而全面地展示研究内容。

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不断繁荣，唐宋时期商业文化的发展最终打破了社会文化格局的平衡状态，从而引发了文化转型和文学转型，唐宋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本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考察商业文化力量崛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唐宋词的影响。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从纵向的角度分析商业文化与唐宋词之间的密切联系，以求在广泛而长远的文化流变中考察词的发展史。本书认为商业文化是推动词史演进的主要文化动力之一；但同时，唐宋词又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规范改造，新旧两种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它的发展走向。下编则从横向的角度分析唐宋词和其他文学样式在商业文化的直接影响下所形成的“异类”文学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全面了解唐宋时期商业文化对文学发展的整体影响。

本书将唐宋词的发展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力图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考察，客观真实地把握唐宋词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序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唐宋词的文化定位

 第二节 关于(唐)宋词文化学研究的思考

一 关于文化概念以及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思考

二 关于方法论的思考

 第三节 反叛与依附

——关于商业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 关于商业文化的界定和说明

二 商业文化的“异质性”

三 商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依附性

 小结

上编 纵向的研究：商业文化与词的发展史

第一章 词的孕育阶段——南北朝

 第一节 兼容并蓄、追奇逐新

——北朝文化的特征及其对词乐的影响

一 商业的发展和北朝文化特征

二 胡乐的传播和商业活动的关系n

三 胡乐的性质及其对唐宋词乐的影响

 第二节 城市化和艳情化

——南朝文化和文学对唐宋词审美趣味的影响

一 传统中的新变：南朝文化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倾向

二 城市艳曲和水乡情歌：南朝民歌与唐宋词的渊源关系

三 宫徵靡曼、情灵摇荡：南朝文人艳体诗对词的沾溉

第二章 词的发生阶段——隋唐五代

 第一节 隋唐社会文化的双线发展

 第二节 唐代商业发展对燕乐的作用

 第三节 敦煌曲子词及其商业文化因素

一 敦煌曲子词的商业化特征

二 佛教的商业化和敦煌佛曲

 第四节 中晚唐商业文化的发展与文人词的发生

一 商业文化的渗透和文人文化观念的转移

二 文人词的尝试

三 文人词的成熟

第三章 两宋商业文化力量的崛起

 第一节 商业文化崛起的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

 第二节 商业文化力量的崛起

——文化格局和文化观念的改变

一 “农本商末”文化观念的动摇

二 士大夫意识形态领域的“义利之争” 

三 社会价值取向的世俗化倾向

 第三节 商业文化生态圈中的文学传播

——接受者和传播者地位的提升

一 传播者的作用

二 接受者的作用

第四章 商业文化对两宋词的影响

 第一节 商业文化的直接产物

——城市文艺的兴起和城市民间词 

一 市民大众的文化消费要求和城市文艺的蓬勃兴起

二 两宋城市民间词和唱词艺术

 第二节 商业文化观念的渗透

——北宋文人词

一 兼擅雅俗：北宋词人的一般状态

二 市民词人：柳永

 第三节 商业文化的潜在作用

——南宋词的商业化倾向

第五章 宋词文人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

 第一节 随俗与自重

——文人词创作中的矛盾

一 文人化途径之一：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

二 文人化途径之二：形式的雅化和雅化的代价

 第二节 尊体与辨体

——文人词学观的矛盾

一 诗化与词化

二 崇雅与趋俗

三 抒情与言志

四 自然与雕琢

 第三节 宋词文人化的评价

下编 横向的研究：词的“异类”特征以及与其他“异类”文学的关系

第一章 词的异类特征

 第一节 词的审美特性

一 词需入闺房之意——词为艳科

二 词需使雪儿春莺辈可歌——词的合乐性

三 词宜歌咏太平——词的富贵美

 第二节 词的社会功能

一 吟咏情性，莫工于词——词的抒情功能

二 游戏笔墨，娱宾遣兴——词的娱乐功能

三 作曲歌词，衣食所仗——词的商业功能

第二章 词与文人小说

 第一节 词与文人小说概说

 第二节 温庭筠的词与传奇

 第三节 苏、辛词与文人小说

——兼论婉约词与豪放词用典之不同

第三章 词与民间说话

 第一节 唐代曲子词与说话艺术

 第二节 宋代曲子词与话本小说

第四章 词与戏曲

 第一节 词与戏曲关系概述

 第二节 词与戏曲曲调

一 词与宋杂剧

二 词与宋代南戏

三 词与后代戏曲

 第三节 词的表演形式对戏曲的影响

结束 语继承与开创：文化冲突和文学转型视野中的唐宋词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英文目录

二 关于方法论的思考

现代历史观认为，历史不仅是作为过去的人类活动，同时也意味着现在的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和研究，历史包含“事实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两层含义。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必然是以历史思考为前提的，历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环环相扣，过去已经逝去，但并非不存在，“过去作为一种作用于现在的力，只能存在于现在之中，在现在之中经解体、变形才得生存”①，过去以促进或者妨碍的方式作用于现在，从而获得在现在中的延续。而文化精神在这一历史延续性中的作用尤为突出，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必须面对上一个时代甚至更远古的从前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精神，这丝毫不会因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于他们可以有选择地扬弃文化遗产。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具有连续性，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或者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正在于其影响将超越时间的限制，因此历史研究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审视过程。唐宋时代的文化精神有着自身的时代特征，与前代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区别来自于由新的经济政治因素造成的文化环境的改变，来自于主体的新的文化要求，我们将之理解为这一时代的主体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阐发，也未尝不可。因此，虽然曲子词的主要发展阶段集中在唐宋两代，但是，促成其发生、发展、衰亡以及变形的文化因素却远远超出了这两个时代。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本书对唐宋词的文化研究向上追溯到了魏晋南北朝，向下则着重研究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以及由它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但是从静态的维度而言，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着方方面面的联系，每一种文化精神也都必然带上特殊的时代烙印，文化本身也具有它自身的构造，研究文化实际上就是要深入把握构成某一文化特质的基本元素以及这些元素的组成规律。如果说，动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静态的研究则是后人把握历史真实的必要手段，这两者的统一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因此，(唐)宋词文化学研究理应是在史料汇总基础上的深入研究，理应是在平面化基础上的纵深，所以我们设想，对(唐)宋词作文化学的研究应该是纵向的考察，也应该是横向的审视；应该是动态的史的把握，也应该是静态的现象的分析。纵向的史的考察和把握，应着重于文化格局的历史性变化，文化思想的继承和新变，以及这些变化对文学发展、对唐宋词发展的长期的有效的影响。宋代是一个在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这是封建正统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但又是新的异质文化崛起的转折时期，继承与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特色，文化发展呈现出一个生动的流变的过程，因此对宋词的文化学研究必须将其置于广泛而长远的文化流变中进行，从词的孕育发生到繁荣兴盛，直至衰亡枯竭，无不与从南北朝以来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文学史的研究必须与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文学文化学研究才有可能具备有效作用；横向的现象的审视和分析，应着重于文化力量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发展现状，以及对文学所实施的不同的作用。某一种文学现象处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必然受到各种文化现象、各种文化力量的影响，但这种种影响并不是散乱而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之间的碰撞和融会。在不同的文化圈中，针对不同的受者，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作用大小都会有所不同。唐宋时代多种文化因素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不同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都使词的发展始终处在一个多维的文化空间之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曲子词在士大夫文人阶层和市民阶层的发展历程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体认当时具体的文化环境是重现历史真实、把握历史规律的惟一途径。本书力图以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史的把握和现象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唐宋词作文化学的审视，来确定唐宋词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P12-14

词为“诗馀”，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乃是诗的一个支流。但是，这条“支流”却在相当程度上呈现了与传统诗歌有所变异的“另类”文学风貌——例如，词的大胆抒写男女恋情，词由歌妓演唱的特殊传播方式，词比诗“近俗”的语言特色，以及词用以“娱宾遣兴”的娱乐功能等等——这就自然会引起治文学史者的浓厚兴趣。故从宋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这个词貌为何有异于诗貌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或仅把造成词与诗之差异的原因归之于音乐或体式方面的原因，或则把“律绝弊而有词”的产生动因简单归结为少数“豪杰之士”的好奇追新(王国维《人间词话》)，而这些看法却都未能成为中肯与探本之论。

照我个人的粗浅看法，王晓骊同志的这本《文化冲突与词的演进——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也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对于唐宋词进行文化研究的一个全新角度，此即：从文化冲突(具体而言，即是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的大背景中探求唐宋词所蕴涵的“异质”文化因素和“另类”文学风貌；并且提出了一个富有创见的论点：商业文化是推动唐宋词演进的主要文化动力之一，新旧两种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词的发展走向。这样的视角和观点或许会使研究者为之眼目一亮，并能从中获得新鲜的启示。而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它从早期的商业活动开始孕育词体谈起，重点描述了唐五代词伴随着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同步前进的历程，进而剖析商业文化对两宋词和两宋词人的潜在影响，明晰地揭示了商业文化对词史发展不可小视的推动作用，言之有理(至少能自成一家之言)，且能言而有据。故我认为，虽然此书的观点或可引起商榷，但它的勇于提出新见却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王晓骊同志曾是我的硕士研究生。早在她的硕士论文《逐弦管之音，为侧艳之词——试论冶游之风对晚唐五代北宋词的影响》(发表于《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中，实已蕴涵着本书某些观点的萌芽。后在从我“攻博”期间，通过进一步的阅读文献和深入思考，终于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路并写就了此书。作为其指导老师，眼看着她从一开始对学术懵懂无知而到今天成为一位已有若干建树且具发展潜质的青年学者，当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不过要想在学术上有更大的突破，还需要不断的努力和磨练。王晓骊同志正当盛年，相信她应当更有所作为。

杨海明

2003年12月5日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我对唐宋词有着特殊的爱好。我总觉得在封建秩序不断加强、封建思想对个体的约束日益严格的时代，在诗歌创作日益走向理性化、规范化的时代，词却表现出如此放纵热烈的生命激情，这算得上是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虽然这种偏爱绝不是一个学者所应持的态度，然而也正是这种偏爱让我有兴趣对“诗词有别”这一特殊文学和文化现象作更深入的探究。

早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就开始了对唐宋词进行文化学研究的尝试。1998年9月，我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再次师从杨海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使我有机会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我的设想是跳出以往就文学谈文学的限制，同时又避免文学文化学研究中平面化、琐碎化的倾向，而从整体上把握决定唐宋词发展乃至整个文学转型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动力，把握唐宋词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论文完成以后，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苏州大学王永健教授、马亚中教授以及已故的严迪昌教授和潘树广教授审阅了论文并参加了答辩。他们充分肯定了论文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向诸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导师杨海明教授，十年来，他以超常的耐心和不倦的教诲引导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恩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正直宽厚的长者风范永远是我人生的楷模。

衷心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冯广裕先生。冯先生与我素昧平生，却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使本书得以面世。另外，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曾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王晓骊

2004年1月

论文以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前此已有一些成果问世，但本文作者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更剧密的概括分析理路、更丰富的文献资料上，加以深入发掘，获得不少新的结论，有助于词学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与充实。作者具有较强的理论素养，长于辨析，议论风发，启人心智。全文以商业文化引起的“文化冲突”为纲目，上编从历时性角度论述词史，下编从共时性角度探讨词之“异类”特征，这一纵横结合的论证能切实而全面地展示研究内容。

——王水照  论文从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系，论述商业文化激活唐宋词繁荣兴盛，是一篇勇于立论、涵盖面广，气势与格局均称宏大的学位论文。论文将词的孕育上溯至南北朝时期，并将词与共时性之其他文学样式作对比观照等新颖理念，这为词史研究提供出新的参照或新的命题，无疑是一次创新。

——严迪昌

论文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商业文化与唐宋词的关系，并将唐宋词与其他处于同一文化母体的文学样式如文人小说、民间说话、戏曲等作共时性的对比，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了唐宋时期商业文化对文学创作的重大影响。视野广阔，视角独特而新颖，是唐宋词文化学研究领域富有理论深度和思想穿透力的成功之作。

——钟振振

论文以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为依据，通过纵向的考察和横向审视，动态的史的把握和静态的现象分析，对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作了全面、深入、富有创新意义的论述，很多结论是有逻辑说服力的。

——王永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