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因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欷歔。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本书从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历史钩沉和个案考察中，探究造成文人悲剧的诸多因素，进而挖掘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特征。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它包括文人自杀、被杀等一切非正常死亡。本书从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历史钩沉和个案考察中，探究造成文人悲剧的诸多因素，进而挖掘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特征。

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一些文人的非正常死。本书主要包括的有司马迁之死、李斯、陆机之死、蔡伯喈之死、祢衡、孔融、崔琰、杨修之死、嵇中散之死、何平叔之死、王猛、崔浩之死、谢灵运灵死、谢宣城之死、李太白之死、王安石之死、苏东坡之死、宋徽宗之死、方孝孺之死、何心隐之死、张居正之死、李卓吾之死、阮在铖之死、金圣叹之死、吴第村之死、庄廷龙之死、龚自珍之死、吴趼人之死、王国维之死等。

司马迁之死

李斯、陆机之死

蔡伯喈之死

祢衡、孔融、崔琰、杨修之死

嵇中散之死

何平叔之死

王猛、崔浩之死

谢灵运灵死

谢宣城之死

李太白之死

王安石之死

苏东坡之死

宋徽宗之死

方孝孺之死

何心隐之死

张居正之死

李卓吾之死

阮在铖之死

金圣叹之死

吴第村之死

庄廷龙之死

龚自珍之死

吴趼人之死

王国维之死

司马迁之死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而知道司马迁是位历史学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宫”刑，然后于污秽肮脏之中死去的故事。

“宫”，即是去势。司马迁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惟一。

“宫”，和去势，是一回事，但性质有所不同。“宫”是刑法。去势，在有皇帝的年代里，是当太监的首要条件。若不想当，也就不必去势。当然也有或被父母鬻卖，或因生活无着而净身入宫，不无被迫的个例。但大多数被阉者，甘愿去势，是作为谋生手段，求得进宫。因此，这班人对于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状态，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为太监，生活在无数已将“那话儿”连根切掉的人中间，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笑话谁，裤裆里有没有那个玩意儿，便是无所谓的事了。

太监这行业，不仅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劳狄、尼禄、维特利乌斯和提图斯等罗马诸帝，如其后的拜占庭帝国诸帝，奥斯曼帝国诸帝，都曾在后宫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国明代，大概是历史上破记录使用宦寺的帝国，故有“十万太监亡大明”这一说。任何朝代，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于宦官有太多的机会接近帝王后妃，容易获得宠幸；加之阉人的变态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们的仇恨准则。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凡太监，都不是好东西。至少，好东西极少极少，所以，对这卑污龌龊者多、阴暗险恶者众的一群，统统蔑称之为“阉竖”，倒也合适。

但司马迁之被“宫”，与“阉竖”的去势，截然不同。老实说，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软，什么毒辣残忍的法子没有使用过呢？但把文人××连根端掉者，刘彻是独一份。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

“宫”刑，在中国，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以阉割或损坏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馀生在屈辱中度过。汉武帝异想天开，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里，他不杀头，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宫”刑，来对付他的国史馆馆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使其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这一招，实在可谓既恶且损，加之下流下作。

这奇耻大辱对司马迁来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竞对文人进行如此卑劣的报复，简直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够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能够将圣女贞德，将布鲁诺在火堆上烧死，愤怒的革命群众，甚至将路易十六夫妇送上断头台一一铡死，不可谓不恐怖；在莎士比亚时代，人犯的脑袋，也有割下来挂在伦敦塔桥上示众的，其残忍可想而知。但像刘彻用“宫”刑对付一个文人，对付一个埋头在简牍中阅读历史的学者，这是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

每读毛主席《沁园春》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彩”这一句，我总会想起汉武帝“宫”司马迁这件丢中国人脸的事情，亏他做得出来，下得去手。我始终想，问题恐怕就出在这句“略输文彩”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刘邦，虽能吼出两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可这位亭长从不以诗人自居，无论司马迁说长道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汉高祖，至多当他放屁，不当一回事的。而汉武帝，诗词歌赋都来得，虽“略输”，还有点“文彩”，这一有，就坏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间，免不了计较，就要关心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就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而且，有权的文人，嫉妒起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个有文彩的皇帝，哪怕“略输”一点，绝不是什么值得文人大众高兴的事情。

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

《汉书·司马迁传》认为：“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意思就是说：若是司马迁能够“明哲”的话，也许可以“保身”，具体一点，可以保住那命根子。但他心血来潮，跳出来为李陵主持公道，招来了这场没顶(卵？)之灾。

不过，要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这位太史令，还多一份历史感的文人，让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让他对帝国的千疮百孔闭上眼睛，让他在这位年近六十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汉武帝面前，装聋作哑，那是不可能的。

“宫”司马迁的天汉二年，大汉王朝的日子不甚好过，大面上的风光依旧，内囊早尽了。由于历年来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人民负担沉重，大批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奔走流亡。这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来势甚凶。所有这些败象，都是刘彻随着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来的必然结果。P1-3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题目，从谋划起，到动笔，至今也有十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承蒙读者雅爱褒扬，有所鼓励，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获益匪浅，遂贾馀勇，陆续补写了若干篇章。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郑重推出这本书的新版，不仅收集全部有关文字，还附以多幅难能可贵的精美插图，以飨读者。

趁这部书的插图增补版问世之际，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所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有时很说不准，很难拿捏。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日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还能存灭继绝，薪火相传，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胖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了。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独善其身，绝对自我，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否则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于是，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许多文人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这心狱，首先是自己杀自己，其次是同行杀同行，这两种非官方的杀，恐怕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如何自视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权贵，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还是挺像样子的。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把自己结果了的。

知识分子这种自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光师，塾师开蒙，开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的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和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还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谁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因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欷歔。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