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经是一个让许多青年景仰的名字，但在四十年代初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在抗战胜利后还以“汉奸罪”身陷囹圄。那么，周作人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本书在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发掘整理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全面总结了周作人在文学与文化研究诸方面的贡献，对周作人与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俞平伯等同时代著名学者之间的交往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对日本侵华期间周作人“落水”一事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与解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鲁迅一样，周作人曾经是一个让许多青年景仰的名字，但在四十年代初出任侵华日军卵翼之下的伪华北教育督办后，周作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并在抗战胜利后一度以“汉奸罪”身陷囹圄。1967年5月，周作人在身边无一人的境况下凄然离世。与此相对照，自周氏殁后至今的几十年间，其作品多次翻印、重印、编入选集者不计其数，坊间关于周氏的论著亦已不鲜。

周作人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本书在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发掘整理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全面总结了周作人在文学与文化研究诸方面的贡献，对周作人与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郭沫若、茅盾、梁实秋、俞平伯等同时代著名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对日本侵华期间周作人“落水”一事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与解剖，为了解、透视周作人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与开阔的视野。

本书采取讲座的形式，搭配多幅书影与人物图片，一改案头论著严肃刻板的面目，并以同情与冷峻兼而有之的笔墨，引导读者审视历史、贴近人物，是一部非常耐读的著作。

上编 开拓者的足迹

第一讲 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

第二讲 两大文化撞击中的选择与归宿——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考察

第三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

第四讲 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第五讲 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

第六讲 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第七讲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

第八讲 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第九讲 周作人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

第十讲 周作人对现代小说、散文理论的历史贡献

第十一讲 周作人与五四诗歌艺术思维的变迁

下编 周作人与同时代人

第十二讲 周作人与章太炎——“谢本师”及其他

第十三讲 周作人与蔡元培——“兼容并包主义”及其他

第十四讲 周作人与李大钊——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他

第十五讲 周作人与陈独秀——“宗教问题”论争及其他

第十六讲 周作人与胡适——两位自由主义学者之间

第十七讲 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复古”、“欧化”及其他

第十八讲 周作人与文研会、创造社同人——“自然主义”、“浪漫派”及其他

第十九讲 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绅士”、“流氓”及其他

第二十讲 周作人与湖畔诗人——良师益友及其他

第二十一讲 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师生之间

附录 走向深渊之路——周作人后期思想研究

引用书目

后记

民俗学研究也是五四时期的“显学”之一，周作人无疑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位重要先驱者。

中国人是从日本那里知道民俗学的。据介绍，民俗学是1884年从欧洲传入日本的，当时，正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术界迫切要求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民俗学最初传入日本时，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至民族学、社会学都没有严格的区分，据周作人回忆，他于1906年初到日本留学时，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接触民俗学的。他读了神话学人类学派学者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本书，思想上受到了极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有些我们平常最不可解的神圣或猥亵的事项，经那么一说明，神秘的面幕倏尔落下”。所谓神话学人类学派，即是认为古代人“与今时某种土人其心理状态有类似之处”，因此，可以用今天在一些野蛮民族中“尚有存留的信仰推测古时(神话中)已经遗忘的意思”。这种礼教习俗研究方法，最初就称之为“民俗学的方法”。据钟敬文介绍，“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这个学派是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正风靡学界的时候，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原始文化史、神话学及故事学、民俗学等)上来，而使这方面的研究面目一新的”，它所采取的方法“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跟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周作人正是神话学人类学派的主要介绍者与倡导者之一。他于1912年至1914年间所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特别是《古童话释义》，即是运用神话学人类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神话、传说与童话的最初尝试，也是我国最早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也正是在写于1913年的《童话略论》里周作人明确指出，“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他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民俗学”的概念——这时仍然没有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严格区别开来。

差不多在周作人开始着手中国神话学、童话学研究的同时，1913年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等人引人注目地开始了“乡土研究”，其最大特点是注重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不只是文献上的排比推测，乃是从实际的民间生活下手”，注意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正如周作人所说，“柳田对于儿童与农民的感情比得上任何人，他的同情与忧虑都是实在的”。明治末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农村发生了极大变化，柳田目睹“古昔的传统的诗趣在今日都市生活里忽而断绝，下一代的国民就接受不著了事”，“平常人心情不被珍重纪录，言语文章的用法有苛酷的限制”，这都引起了柳田的忧虑，周作人也深有“同感”。于是，他的民俗学研究又深深地打上了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的烙印，使他于童话、神话、习俗的研究外，又注意到了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及民间歌谣、传说的研究。1914年，他甚至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公开征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事中言，“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学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可见所受柳田国男的影响。

本世纪初，周作人的上述活动尽管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开端，但大都限于个人的兴趣；真正大规模的民俗学研究，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

首先开展的是歌谣征集活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并且同时宣布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征集活动得到了蔡元培和北大广大师生的支持。短短两个月就收到歌谣1100馀则，从5月末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共148首。中间经过一番曲折，1920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共同主持。1922年12月17日举行歌谣征集成果展览会，并创刊《歌谣》周刊，由周作人、常惠等负责编辑。周作人亲自起草了《歌谣》发刊词，明确提出：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

以后，根据周作人的建议，歌谣研究会又改名为“民俗学会”，扩大歌谣收集范围，一切方言、故事、神话、风俗等材料，俱在其列。1925年10月，周作人与钱玄同、常惠联合署名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计划编辑《猥亵歌谣集》及《猥亵语汇》(后未果)，以“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看他们(也就是咱们)对于两性关系有怎样的意见与兴味”。正是在民俗学会的指导与推动下，更全面地展开了我国民俗学研究，并且很快出现了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演变》等一批最初成果；周作人为之作序的就有刘半农《江阴船歌》、刘经庵《歌谣与妇女》、林培庐《潮州畲歌集》、江绍原《发须爪》、谷万川《大黑狼的故事》等。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在周作人主持下，《语丝》十分重视民俗学研究。《语丝》上经常刊载中外民歌、民间故事及有关研究，以及民俗的整理与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语丝》中上述民俗学资料的搜集与讨论，常与《语丝》作者所特别关注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十年代，我国民俗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研究中心逐渐南移，继广东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之后，南方许多省市相继成立类似组织，其中以广东、杭州成绩最为显著，我国第二代的民俗学研究者迅速成长起来。周作人这时虽已不再担负组织、领导之职，但仍然十分关心民俗学研究，先后为柏烈伟译《蒙古故事集》、江绍原译《英吉利谣俗》、刘育厚译《朝鲜童话集》、娄子匡编述《中国新年风俗志》、林培庐辑《潮州七贤故事集》、翟显亭编述《儿童故事》等民俗学译著作序，对民俗学的理论时有精辟的阐发。周作人本人在三四十年代，也写有大量有关民俗学及中国民俗学史的论著。直到解放后，周作人仍乐此不疲，写有不少有关民俗的散文，在海内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民俗学的产生与发展，理所当然地是与周作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P65-68

晚清以降之中国，欧风东渐，旧学新知，自思想潮流至世态人心均为之一变，此自应为现代中国之滥觞。而后时移物异，历百年沧桑而至于今日，变化者不知又几何矣。《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中华书局延请海内外学界名家，或写人物之精神事迹，或作专题之研习探讨，讲述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诸方面之问题，辑为丛书，希冀于传承学术之同时，专家之学识亦可藉以略达于公众之平常感知，深祈学术界、读书界多所襄助。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周作人论》是我13年前的旧作，应该说写作时是很下了一点功夫的，还有点雄心壮志，即希望能够为周作人研究建立一个基本的格局，因此尽可能地对周作人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论及；就我的研究而言，《周作人论》是为《周作人传》的写作奠定了理论与资料的基础的，我自己倒是颇为看重。但此书出版却并不顺利，尽管写在《周作人传》之前，正式出版却在其后，而且只印了两千册。我在写完《周作人传》以后，就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2001年出过一本《读周作人》，但已经是“业余研究”了；1999年还有一本《话说周氏兄弟》，却是合论，而且是以鲁迅为主的。这些年，由于现实生活的刺激，我连续写了好几本关于鲁迅的书，却很少论及周作人，连这几本旧作都有些淡忘了。不料中华书局的李世文君突然提出要重印此书，而且要列入普及读物丛书，说有读者愿意读此类书，这真有点出乎意外。——坦白说，直到现在我还有点将信将疑。不过旧作能够重版，至少扩大点读者范围，作为作者自然是高兴的。何况我刚写过文章，说自己不仅为专业内的读者，更为广大普通读者写作，希望达到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现在将当年的专业著作定位为普及读物，我也是能够接受的。但既有了这样的定位，在内容、形式上都得有些变动，于是，删去了原书第一编“‘周作人道路’及其意义”里的三篇文章，书题也改为《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免得原题《周作人论》里的“论”字吓跑了一些学术圈外的朋友，而且也与我刚出版的《鲁迅作品十五讲》相配套。其实这都是李世文君的主意，他还花了很大精力对原书重作校对，纠正了不少字句、引文上的错误(但文章的内容、观点一律不改，以保存原书面貌)。这倒是我们一开始就商量好的：越是普及读物，越要保证质量，绝不能让花费钱财和时间来读本书的普通读者失望。至于书的质量究竟如何，则要由读者来评定，但我们——作者与编者、出版者确实尽力了。为此，我还要向李世文君及中华书局的有关朋友表示我的感激。

2004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