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娄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代表了当代世界文学多元交融的走向。他在作品中描写了“异化世界”和”寻找自我”，塑造了一系列充满矛盾的“反英雄”，但作为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本着自己对当代社会的敏锐观察，对当代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代人心理的精妙分析和思考，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深刻地展示了当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自我与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阐明了人的价值与尊严在异化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中所面临的重重困难，表明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心理以及现代人对社会的思考。

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被称为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本书包括他的三部中篇《口没遮拦的人》、《偷窃》和《今天过得怎么样》。

口没遮拦的人

偷窃

今天过得怎么样

后记

让我们再到里比耶大学去一次吧。那时，瓦利施和我是好朋友。我俩都是年轻的讲师，他教文学，我教逸事艺术一我的专业是音乐史。我这么说，好像你对我一无所知似的；我写的关于佩戈莱西的书，每个图书馆里都有。你不可能没看到过或没借出过这本书。此外，我还在公共电视上主持音乐理论节目，颇受观众欢迎。

我们回到四十年代去吧。劳工节后就开学了。在里比耶大学是我第一次获得的教职。开学后的七八个星期后，我还沉浸在兴奋之中。让我先描述一下新英格兰优美的环境吧。我是芝加哥人，在布卢明顿大学获得学位的。那时，我刚从那儿来到新英格兰。我从未看到过桦树、路边的蕨类植物、茂密的松树林和白色的教堂小尖顶。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只能感到自己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当人家叫我“肖穆特博士”时，我真想高声大笑。在这儿，我犹如乡村草坪上的一只骆驼，自己也感到荒唐可笑。我是个高个子，上身短，下身长，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形象有点不合时宜，滑稽可笑。我对里比耶大学的一切也还不太了解。这所大学不能说是真正的新英格兰大学。这是一所纽约纨祷子弟的大学，他们害怕进好大学，怕无法适应。

那时，埃迪·瓦利施和我正一起走过学校的图书馆。秋日暖洋洋的，而周围的树林又送来阵阵凉意，使人感到十分惬意。这就是我当时所处的环境。图书馆是一座希腊式的复古建筑，阳台上充满了柔和的阳光——阳台的柱子上长着地衣，地上布满苔藓，阳光透过树叶，呈现一片明亮的绿色。此景此情，令我心情荡漾，近乎狂热，或有点儿飘飘然了。当时，我和瓦利施的关系很单纯：我俩相处得挺愉快，两人之间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我热切地向他学习，因为从未见过一个如此进步的大学，从未在东部生活过，也从未接触过东部社会——关于这一切，我来之前已听说了不少。东部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上面分配我做一个女学生的导师，可这女孩子竟然要求换个导师，理由是我没有经过心理分析，根本无法与她沟通交流。当天上午，我们委员会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讨论历史课是否应是主修艺术的学生必修课。绘画教授托尼·莱姆尼策说：“让年轻人读读国王和王后的逸事有什么坏处呢?”来自布鲁克林的托尼，从家里出走，到马戏团里当了个场地工，后来成了个画海报的艺术家，最终成了抽象派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别可怜托尼，”瓦利施对我说，“他娶了个百万富婆。她给他造了个画室，简直可以算是配得上给米开朗琪罗②用的画室。他不好意思在这样的画室里做画，只是在里面吹口哨。他在一只鸟笼里雕了两个木球。”瓦利施自己是个早期的嬉皮士，哈佛出身；开始他还怀疑我对东部生活的无知是假装出来的。瓦利施身材矮小，又是个瘸子。他看着我——仰起头看着我——他目光锐利，嘴角边流露出一股不信任的神情。我，一个芝加哥人，在印第安纳的布卢明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难道会这么落后吗?可我为人和善好相处。后来，他告诉我(这可算是个秘密吗?)他是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市人，而不是地地道道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第二代的美国人，原是个退休的海军机械军士长，没受过教育。他给他儿子写过这样一封信：“你可怜的母亲——医生说，她子宫里长了个肿瘤，一定得开刀。她去动手术时，我真希望你和你的妹妹能在我身边。”

在我们学校里有两个瘸子，他们的名字也很相似。另一个是埃迪蒙·韦尔奇。他是治安法官，走路要用拐杖。而我们的埃迪，患有脊柱弯曲的毛病，但他不愿用拐杖，更不喜欢穿后跟垫高的鞋子。矫形外科医生警告他说，他的脊柱会像一堆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下来。自由自在，到处跷来跷去，这是他的风度。他走过来时，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他，这是无法回避的。对此，我对他深表钦佩。

那天，罗斯小姐，你刚从图书馆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双臂交叉，把头斜靠在一根希腊柱子上。瓦利施头发留得浓浓的，这样使他看上去显得高一些。头上当然无法再戴帽子。我那天则戴了顶棒球帽。这时，罗斯小姐，你笑着对我说，“喔，肖穆特博士，你戴了这顶帽子，看上去像个考古学家。”我却随口应道：“而你却像我刚挖出来的老古董。”

真是糟糕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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