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作者吃尽人间烟火,很是利于书写收在本集这类题材的文章。借用甘阳引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说现代文人与城市的街头巷尾有一种文化共谋的关系,“一个文人必须随时准备好迎接城市生活中的下一个传闻、下一句俏皮话或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单看集内所收文章的一些题目,如“本店不打骂顾客”、“穿T-shirt的母亲”和“Used Wife源考”,可知我实够资格做“现代文化”。
除了第三辑“旧日的足迹”外,其余名辑都是我这两年来的新作。第三辑所收文章,选自三民书局出版的四本集子:《细微的一炷香》(1990)、《未能忘情》(1992)、《灵魂的按摩》(1993)和《偷窥天国》(1995)。
刘绍铭晚饭前总是先静静消受一杯杜松子配苦艾的马提尼鸡尾酒,浅浅一呷,造就了学术和艺术的一场厮磨:敷着薄霜的玻璃杯浮起柠檬黄的满月,荡漾的是英格兰树林的冷香和他笔下索菲亚·罗兰故乡的橄榄梦,那是刘教授吃过马铃薯的日子之后,燃点一炉烟火的境界,跟他的文学一样动人,跟他的学问一样清幽。
虽有“不羡神仙羡少年”一说,但只要不退化为老朽,上了年纪的人也有好些地方值得少年人羡慕的。只是这些好处,少年人非要等到自己升格成老年人才能体会出来。功课可以恶补,人生经验是有阶段性的,既不能速成,也不能移植。“今之视昔”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一种特权。
年轻人的好处,自然数之不尽。照理说,“风华正茂”的陈义,不限年纪,耳顺之人,只要得志,一样可以顾盼自豪。可惜的是已近黄昏,不像少壮派可以自以为前途无量。这句子夹了“可以”和“自以为”修饰语,看似哕唆,其实不可或缺。
因为前途是没有无量的。风华“正”茂,本身已有保留。老年人之所以比后生小子易于接受打击,是因为他们洞明世事,知道天灾人祸是人生的常数。在这越见凶险的世界中,他们原有的忧患意识渐进成灾难意识。一天能平安度过,心存感激,即有变故,亦可泰然处之。
中国人幼读圣贤书,老来从老庄。“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愿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圣经》中的约伯,家遭巨变,虽然对上帝信心不移,但亦免不了口出怨言。反观《大宗师》篇中的子与,给老天折磨得奇形怪状,因深知“且夫物不胜天久矣”之道,平心静气地认了命。
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年轻人是忍受不了的。但中国人除非立志做不信邪的希腊悲剧英雄,早晚也会向命运低头。
老来除了学得逆来顺受外,还有一个好处:不会作非分之想。非分之想难免,但一瞬即逝,无伤大雅。非分之想是一种心魔。朋辈中有人青云直上,自己独憔悴,可能怨气酸气冲天,心想:这小子何德何能?
这就是心魔。要除心魔,首先别太瞧得起自己。这不能假惺惺。要真心诚意地相信,自己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此话说来容易,但除非你饱经世故,这口气不易咽下去。认清自己是凡夫俗子后,烦恼就少了。
人老了才知道妥协原来是一种美德。今天的社会,爹娘不跟反唇相讥的儿女妥协,还有什么家庭气氛可言?在朝权贵,若不肯妥协,不以民意为依归,必是极权政府无疑。
老年人再无青春可浪费,因此对眼前一景一物,特别用情。此种感受是浓缩的,风华正茂的晚辈可能感受不到。老来始知过去的不是,可幸逝者已远,同样的错误和非分之想不会再有。余生若能在心境清泰中度过,也是一种老来始能修到的福气。
是为老来颂。P141-143
替自己结集的文章取书名,煞费思量。甘阳在《这个那个》一文中,提到英国诗人、散文家Hilarie Belloc(1870—1953)的六本书,分别是《这个那个集》(This and That and the Others)、《谈点什么集》(On Something)、《什么都谈集》(On Anything)、《什么都不谈集》(On Nothing)、《无所不谈集》(On,Everything)。看来取书名也有江郎才尽之时。或者,想到取书名就烦死了,出版商又函电交加,干脆干干净净地把第六本书叫《谈》(On)。
二三十年来,我在港台出版的著作,大大小小也有十多本。每到交稿定名时,也着实踌躇过一阵子。书名要让读者记住,多少要巧立名目。因为要“巧”,所以得来不易。检视旧作,接近英文所谓cute的只有三个:《偷窥天国》、《灵魂的按摩》和《吃马铃薯的日子》。技穷时,只好向古人取经。前年出版的《烟雨平生》,我着意的其实只有“烟雨”二字。东坡居士“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气概已够迷人,但最叫人低回不已的还是杜牧烘托出来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平生”不足观,“烟雨”凄迷,美得可以。我告诉自己:就这么着吧。因恋烟雨,兼爱烟火。以“一炉烟火”作书名,道理再简单不过。依辞典的解释,“烟雨”跟“烟火”倒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烟火“指熟食,道家修炼,主张绝粒却谷,不食世间烟火物,因引申以烟火指俗气”。
十年来我吃尽人间烟火,很是利于书写收在本集这类题材的文章。借用甘阳引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说现代文人与城市的街头巷尾有一种文化共谋的关系,“一个文人必须随时准备好迎接城市生活中的下一个传闻、下一句俏皮话或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单看集内所收文章的一些题目,如“本店不打骂顾客”、“穿T—shirt的母亲”和“Used wife源考”,可知我实够资格做“现代文人”。
除了第三辑“旧目的足迹”外,其余各辑都是我这两年来的新作。第三辑所收文章,选自三民书局出版的四本集子:《细微的一炷香》(1990)、《未能忘情》(1992)、《灵魂的按摩》(1993)和《偷窥天国》(1995)。承三民书局授权重刊,特此致谢。
本书大半文章刊于《信报》文化版。前任编辑梁冠丽和现任编辑周淑贤,一向照料有加,特此致谢。若干发表在《信报》的稿件,随后亦在《万象》月刊刊载,特此向陆灏先生致谢。“屯门杂思录”是我去年秋天开始为报纸写的专栏稿。十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经常登载我文稿的香港刊物,除《信报》外,就是《明报月刊》。董桥曾任月刊主编。今天我再替故人掌门的报纸写专栏,可说是浮世中难得的一种缘分。我真有福。
一本书的前言后语,不可能尽录所有应该感谢的恩人。但有些特殊例子,不可不提。我是“自由撰稿人”,本来没有什么压力的。如果有,那来自老友林山木。他在《信报》两三星期看不到我的槁,就传真问why?他有所不知的是,在去年退休前,我的“才思”与精力,都用在写memo上。不过有这位fans施压力,真是荣幸之至。《香港文学》和《文学世纪》这两本非赢利刊物,都登载过我的文章。主编陶然约稿用的是“苦肉计”,老让你觉得对他说“不”,就是个不识好歹的人。文学杂志稿费微薄,在20世纪50年代我初出道时是这样,今天依然。稿费微薄依然稿源不断,靠的是人情了。《文学世纪》的颜纯钩和古剑,约稿时特别情长,谨此记一笔。
另外一位应该感谢的是“幕后人物”郑树森。集内好些文章分别取材于《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这些刊物,我在“荣休”前都订阅。“荣休”后节衣缩食,已经停止了。这一年多来,承他照顾,每期都给我寄来。谢谢!
还有两位好人给我做了好事,他们是司徒秀英老师和谭志明同学。他们在百忙中给我校稿。除了薄酒一杯酬雅意外,应该在这里郑重地多谢他们一番。 刘绍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