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视角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他结合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美学理论和实用理论等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来挖掘中国文学的价值，力图打破中西文化研究的壁垒，谋求中西文学之间的对话。作者指出，各种异质文化中的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提出一个“最终的一般的文学理论”，而这种文学理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学”。除了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外，作者在本书中还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空间，为之后的比较诗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所以本书又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本书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不同视角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学与文论。他结合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美学理论和实用理论等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来挖掘中国文学的价值，力图打破中西文化研究的壁垒，谋求中西文学之间的对话。作者指出，各种异质文化中的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提出一个“最终的一般的文学理论”，而这种文学理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学”。除了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外，作者在本书中还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空间，为之后的比较诗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所以本书又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原序

中文版序

中国朝代年表

第一章 导论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困难

“文”的各种涵义

分析的图表与有关问题

批评术语的翻译

中国文学理论的分类

资料的选择

第二章 形上理论

文学的形上概念界说

形上概念起源

形上概念的初期表现

形上概念的全盛发展

实用理论所吸收的形上要素

与道合一之概念的起源

文学中与道合一的概念

形上传统的支派

形上理论与模仿理论和表现理论的比较

形上理论与象证主义的比较

形上理论与现象学理论的比较

第三章 决定理论与表现理论

决定概念及其发展

早期的表现理论：原始主义

个人主义的兴起

表现理论的晦暗时期

表现理论的复苏

后期的表现理论

中西表现理论的比较

第四章 技巧理论

文学的技巧概念：早期的实例

技巧观的延续

技巧概念与拟古主义的结合

技巧论的戏剧观

后期的技巧理论

一些西方的类似理论

第五章 审美理论

文学审美概念的起源

某些批评理论中的审美主义

审美主义和感官经验

审美概念的后期提倡者

一些西方相似的理论

第六章 实用理论

早期的实用观

儒家实用主义的发展

实用理论传统的延续

实用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分辨

第七章相互影响与综合

不同理论的出现

“大序”的矛盾

各种理论的兴盛时期

陆机的采择主义

刘勰的综合主义

实用主义的得势及其分歧

拟古主义及其反动

最后的交互影响

结语

附录：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

索引

参考书目

译者后记

本书所从事的研究含有多重困难。首先，在中文的批评著作中，同一个词，即使由同一作者所用，也经常表示不同的概念；而不同的词，可能事实上表示同一概念。这当然不是中文所独有的现象：且想想看英文中像style和fom这些字。举中文的一个例子：“气”这个字，照字义是指“水气”、“空气”或“气息”，而曹丕用以指三种相互关联的概念——基于气质的个人才赋，作为这种才赋之表现的自身风格，以及地域性风格或者地方风气(genius loci)之呈现，乃至“气息”这种字面意义。在另一方面，曹丕所谓的任何一种“气”，别的批评家可能以别的字称之。就单音节的汉字而言，意义不明确的问题已够严重，至于双音节的词，那就更复杂了，因为两个音节在句法上彼此常呈现出模棱两可的关系；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无法确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句法上的还是语形上的，或者，换而言之，两个音节是表示两个概念或只是一个；若是前者，彼此的关系又是如何。例如，“神”这个字本身可能意指“神明”“鬼神”“精神的”“神圣的”“神妙的”“神秘的”或者“神奇的”；“韵”这个字可能意指“谐鸣”“和音”“押韵”“节奏”“声调”或者“个人风韵”。“神·韵”合在一起，在理论上可能以令人迷惑的各种方式加以解释，其中有些是合理的，而其余的毫无意义。然而，另一个困难来自有些中国批评家习惯上使用极为诗意的语言所表现的，不是知性的概念而是直觉的感性；这种直觉的感性，在本质上无法明确定义。

所有这些困难，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必然具有的，而在以英文探讨中国文学理论时显得更大；因为中文或日文的作者可以用同义词或重复句，或者引用原文而不加以批注来解释定义，可是，以西方语言写作者却不能如此，而必须面对翻译的问题。在中文与英文之间要找出一个同义词，不但所指的对象相同，而且含义和联想也相同者，往往不可能；甚至在日常语言的层次上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是深奥微妙的文学讨论了。事实上，中文里并没有一个词，在概念与范围上，与今天英文通用的“literature”完全相等，可是有几个中文字多少与之相当。由于这是一个对我们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暂时先来研究这些字。P7-8

本书所从事的研究，开始于1971年春天，当时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给我一笔研究费，使我能够聘请路易莎·李德作为我的研究助理；那时她是东方艺术的博士候选人，帮我编制了许多中国文学批评用语索引。研究工作大部分完成于1971到1972我休假那年，当时我连续获得了古根汉姆奖助金(Guggenheim Fellowship)以及美国各学会联合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研究费。本书最后能够完成于1973年夏天，乃得助于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奖助基金的研究费。谨向各有关机构表示感谢。

斯坦福大学德文研究学系的Kurt MueUer-Vollmer教授，曾阅读了本书原稿前两章，并提供宝贵的评语，特此致谢。至于其他同事与朋友，以及先进作者们所指教各点，分别在注中表明谢意。

导论的一部分曾发表于《东西文学》(Literature East and West)，1972年第16卷第3期。

“语汇索引”是我当时的学生萨进德(Smart Sargtent)编的；这项工作因得东亚研究委员会补助才达成。

由于本书不是专为研究中国文学者而写的，我在本文中，尽量避免专门性的讨论，因此，不懂中文的读者，仍然可以了解，而另一方面，我将专门性的讨论以及参考书的引证归入注中；这些注以及参考书目和语汇索引，应该能使专门研究中国文学者找到出处，或参考与所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其他著作。

所有中文的引证，都是我翻译成英文的，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翻译优于所有现成的，而是因为我对原文的了解往往有些地方异于过去的译者，而且也因为他们的目的可能与我的不同；我的目的是在于引出基本的概念。因此，我的翻译力求意义的准确与明了，不在于文字的优美，虽然我对反映出原文的风格与语调也尽了些努力。为了使读者能够将我的翻译与别人的作一比较，或者阅读我所摘录的作品的全文，我提示了一些已有的翻译以供参考。如果同一作品有多种译本，我只提最好的或者最通用的译本。要是只有法文或德文的，没有英文的译本，这点将特别注明，因为大多数的英语读者大概都能阅读这两种语言，或者其中之一。关于日文，则不能作同样的推测，而中文的日译多得不胜枚举。引用英文以外的西方语言的作品时，我通常使用现成的翻译，没有英译的一些法文作品是例外；遇到这种情形，我自己翻译我引用的文章。(米凯．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1910～1995]的《审美经验现象学》[Phenomenologie de l'experience esthetique]英译本，出版太迟，我来不及使用，但读者可能想要参考，因此我将它补人书目中。)

此外，我遵守了下列凡例：

1、中文字与名称的拼音，是根据韦德·贾尔新式罗马拼音法。一如《麦氏汉英辞典》(Mathews’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中所用者，稍加修改如下：e上面的长音符，一概省略;ssu，tzu以及tz'u中的u前面的短音符，亦省略；i单独出现时，以yi代替。

2、除非在本文中有必要，否则汉字只列于附注、书目与语汇索引中。

3、除了偶尔提及者以外，中文作品第一次提到时，或在本文中，或在附注中，加以简短的说明。人物和作品的年代，在第一次提到时注出，再载于书目与语汇索引中；朝代的年代于每章中重复注明。以便不谙中国历史的读者，对所讨论之作品的年代不致疑惑。

拙译刘若愚教授的名著《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于1977年由台北幼狮出版公司出版。我当初向刘教授表示有意翻译这本书时，他总是说，那是一本人门书，如果我想翻译他的著作成中文，不如翻译他正在写作的《中国文学理论》。基于种种理由，我还是先把《中国诗学》翻译了(见该书《译者后记》)，预定下一步就翻译《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中国文学理论》原著1975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1977年2月)，台北成文出版公司就出版了赖燕和先生的中文翻译，改题为《中国人的文学观念》。当时我想，既然有人翻译了，我也就不必再耗费心血了，还特地请朋友从台北买了一本寄给刘教授。可惜，赖译实在是很令人失望的。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竟变成以一般读者为对象、毫无学术风格和水平的普通书。

刘教授这本书之所以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是有他的雄心和意图的。他在英美多年，深感西洋学者在谈论文学时，动不动就唯西方希腊罗马以来的文学传统马首是瞻，而忽视了另一个东方的、不同于西方但毫不劣于西方的文学传统。正如他在《导论》和《结语》中所暗示的，在谈论文学时，由于这本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将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或文学(literature)，而只能谈论各别或各国的文学(literatures)和批评(criticisms)而已。这种严肃的意图，不是“中国人的文学观念”这种通俗化的书名所能表现的。

赖译最大的一个缺憾，是将原书56页(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的附注、参考书目和词汇索引完全略去，然后在编辑前言中说：“如读者拟顺原著之方向，作更进一步之研究，请至本社洽购或查考英文本。”这简直是出版社的活噱，也是目前有些出版社学术水平低的一个表征。学术著作上的一个脚注，哪怕只是一个出处、页数或年代，往往需要研究者的时间、功力、见解和判断才能肯定的。学术著作本来就是脚踏实地、一点一滴的心血累积。译者从本书的533条脚注和所列三百多项书目中，不但可以获得作者对前人解释的见解，更可学得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赖译就这样将原作者四分之一的心血略去，未免太轻率。

此外，赖译更有不少的错误。有些是由于疏忽，有些由于误解，有些由于英文理解力不够，有些由于缺乏文学常识。从赖译中夹有英文的地方，就可见到不少令人心惊的错误，遑论其他与原文对照之下所发现的。前者例如：将《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的作者“艾伯拉姆斯”(M．H．Abrams)误为“亚伯拉罕”(Abraham)；将批评家弗莱的名著《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误为《诗评总集》——谅是将“Anatomy”看成“．Anthology”；将“精神生理学”(psychophysiological)误为“精神物理学”，甚至竞将名著《浮士德博士》(Doctor Foustus)当作“医生”。至于与原文对照之下发现的错误，更是不胜枚举。

总之，我觉得赖译的面貌太委屈了原作者。这本目前仍是唯一贯通中西文学理论的严肃著作，竟以这种假象在中国读者间出现，对原作者实在也太不公平了。因此，我又燃起了重译这本书的意愿。

去年9月，我回台大外文系客座，欣逢博士班的高大鹏君，由他的介绍以及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热心企划，这本书才有重见天日的幸运。译稿承刘教授亲自校阅一遍，并赐予序文，谨此致谢。本书引用原文之后，并附英译；一则译文可以看出原作者对原文的了解，往往不同于其他注家，有助于本文中论旨的把握，再则可以欣赏刘教授精心英译的功力，以便读者参照。索引系根据原书的“词汇索引”再分为四类，亦即：“中文人名索引”、“中文书名篇名索引”、“西文人名书名索引”和“词汇索引”。其中“词汇索引”各项仍保留英译或英文的解释，相信对于不谙中文词汇英译的读者，具有参考的价值。这些索引的编排，承沈淑芳小姐在工作之外义务帮忙，实在是非常令我感激的。中文书目编排时，承我的研究助手李屏镜小姐帮忙，在此一并致谢。

又，《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一文的中文翻译，原发表于《现代文学》复刊第四期，是本书出版以后原作者写成的，将本书第二章中的见解加以补充和修正，一并收入本书作为附录。

杜国清

1980年4月2日

“在谈论文学时，由于这本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将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或文学(Sterature)，而只能谈论各别或各国的‘文学’(literatures)和‘批评’(criticisms)而已。”

——杜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