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章回结构的讽喻体长篇小说。主人公肖史仁(笑死人的谐音)在F市开设了一家供人“平怒清心，消火祛气”的“快乐诊所”。在这里，肖史仁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求诊者和曲折离奇的经历。小说用变形夸张的结构，啼笑皆非的故事，诙谐幽默的语言，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理性与荒诞。有心的读者定能从中品悟出更多的思考。

本书分上下两部，讲述的是一个原税务所小官员辞职“下海”经营“永远精神快乐公司”的故事。故事情节虽然属于虚构，但折射了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众生相。

上部

第一章 发财之梦／003

第二章 一个空前的伟大构想／007

第三章 快乐诊所／010

第四章 求诊者故事之一——阿黄的艳遇／016

第五章 求诊者故事之二——牛仔裤案件／036

第六章 求诊者故事之三——机器人秘书／053

第七章 媒体造访／069

第八章空 前的荣誉／086

第九章首 次演讲／097

第十章众 矢之的／122

第十一章 意外获聘／149

第十二章 空中遇险／156

下部

第十三章 误到“误时国”／171

第十四章 但丁的“欢乐颂”／189

第十五章 邻城奇闻／199

第十六章 自由城的交通／209

第十七章 重归故里／228

第十八章 妙计筹资／246

第十九章 祖父之死／260

第二十章 寻寻觅觅／269

第二十一章 半吊钱之争／283

第二十二章 天使与死神／298

第二十三章 “装傻”的妙用／325

第二十四章 欢迎光临／339

后记／345

发财之梦

这年头，说不想发财，那是假话；说谁都能发财，那又是疯话。  朋友，眼下到哪里都讲经济效益。说白了，也就是干什么都想捞钱。你只消出门看一看，路口的“为民饮食店”换成了“玫瑰大酒家”的招牌——大饼油条豆浆纷纷被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城里人不想吃，乡下人不敢吃的红肠热狗和羊油炸鸡；就连葱绿汤鲜的阳春面，也早被几内亚式炸驴排逐出了餐厅。

百货店早已名存实亡，唯一竞销的是花里胡哨的羊毛衫——这玩意儿利润高，售货员们月月见涨的奖金就全指望它了。所以，凡是老实巴交的人，从这头进了店门，再从那头出门时，没有一个身上不被套上三四件羊毛衫的，而且个个都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因为，售货员小姐在往他们身上套羊毛衫的时候，会柔声柔气地把这些来路不明商标不清的冒牌货，说成是法国货、东洋货、瑞士货，甚至是古巴货。因到货集中，八折优惠，独此一家，机不可失……等等。如此这般，不由你不信，不怕你不买!

当然，这是头几年的事了——一轮又一轮的新潮风靡市场，捞钱就像从龙头里向外放矿泉水那么容易。以羊毛衫为代表，牛仔裤、三黄鸡、小餐厅、咖啡馆，形成了首轮冲击波。随后而来的是行驶在短缺经济残轨上的“双轨制”货车——满载着水泥、木材、钢材、电冰箱等，最吃香的当然是彩色电视机和阿Q式小帽——批条是它们的通行证。只要有热门货的批条，转手一翻，钞票就像雪片那样从天而降。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电视机票是真正的金圆券，审批权是真正的硬通货。虽说它们又很快被原始股和认购证所取代。审批权依然炙手可热，尤其是能审定公司上市或批准贷款的权力，像钻石一样闪光。

如今，虽说再想赚大把大把的钱不像往昔那么容易，然而，你要是有路子能批上一个垄断性的经营项目，或者是把闹市口的黄金地皮用批荒地的价买来，盖上一两幢豪华酒楼，那个赚钱的痛快劲，就别提多舒坦了。

可这样的神通不是人人都能沾得上边的。

要是阁下没这个神通，那你免不了还得用老法子——往鱼肚里注水，往鸡脖里塞糠，往菜根上涂泥，乃至用死猪肉剁馅——来不得半点心慈手软。把多余的良心扔在银行里，眯着眼一分一角地童叟一律地从顾客的指缝里抠出钱来。至于打秤时的手上技巧，争吵时的雷吼恶骂，打架时的猴拳驴腿乃至泼皮耍赖，不消说，全是干此营生的基本功，万不可疏于操练。可是，你还得当心，万一哪天露出破绽来，正巧让哪位“大盖帽”碰上了，而此辈天生属“愣头青”的，少不得没收加罚款，就够你倒八辈子霉的。你似乎想问我，为什么我对此行当如此精通?实话对你说，我当过专门监管个体户的税务局个体科的科员。虽说这个差使，论其官衔不过是“九品副职候补”，可以眼下图实惠的方面讲，确确实实是个令尊者馋涎欲滴，令鄙人身价倍增的肥差。使亲朋好友至今仍然想不通的是——两年前，我竟辞掉了这份肥差!

不止一百个人用惋惜的口气问过我：捧着这么个香油不干的金边铁饭碗，干吗要辞职?

原因很简单：我想发财。我不甘捧着那份干薪受穷，但也决不干敲诈勒索捞不义之财的昧心事。当然，在决定辞职以前，我曾给自己设想过几种不同的致富途径，日：升官、改行、出国。可细细想后，觉得都无实际可行性。就拿升官来说吧，当然是如今致富的最佳途径，但也不是想升就能升。撇开多如文山的条件规定和密如蛛网的权际关系不谈，至少有这么两个必备条件——先天有当官的遗传因子，后天有当官的秉性气质。然而，从盘古开天地到我父亲为止，祖上没一个当官的。不是种田，便是打工，连给官员当差做跟班的都没捞到一个。后天就更别提了。像有的人那样要终日陪脸作笑，把训斥当圣命听，把残羹当参汤喝，把假话当真话说，同时能带着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表情……诸如此类，我实在是一窍不通。所以，既无半点祖传的因子，又无半点为官的秉性，自然就与仕途绝缘了——明白这点，何必再去撞南墙呢!

再说改行吧，往哪里改?有钱赚的行当——如一心商号、三资企业、五星宾馆、七德公司、九天饭店——都早已人满为患；而有空缺的地方——如宇宙战略研究所、全球廉政中心、远东考古委员会、太平洋正义公司，乃至振兴教育联合会——都是致穷之道，那里的人想跳还跳不出来，我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还有的地方，钱从你眼皮底下经过的倒是不少，可你拿不到，全是别人的，像银行，甭管是工商银行还是中国银行，都是一个样子。曾有过几个报酬丰厚的单位向社会公开招聘，我当然积极应聘。报名费，准考证手续费，还特意拍了个正襟危坐的小照贴在上面。又是看书、背书，又是找资料，记要点。开考那天，一人一座，戒备禁严，监考之厉害，令考生们出场时差不多个个成了斗鸡眼。自信榜上有名，然而名落孙山。接连三次，一概如此。后有知情者告诉我：用什么人，早已凭条子、电话、面子、盒子内定好了。公开招聘，不过是装装样子的障眼法而已。既提高了单位知名度，又安排了至爱亲朋七姨八姑九爷，假戏真做，一举两得。

至于出国，不消说当然是眼下最时髦的口号了。只要看一看放过牛，经历过长征，打过鬼子的那辈人的子女都纷纷出国——他们自然是继承父辈的事业立志搞一次环球长征——就能感受到出国这个口号如今是多么深入人心。可是人跟人不一样，别人视出国如游苏杭，并不意味着我出国也是易如反掌。单说必不可少的担保吧，我就无人可求。虽说五大洲四大洋遍布着炎黄子孙，并且都是那么爱国，然而似乎没人爱我。无论我把百家姓、千家谱、四书五经、二十四史颠来倒去翻了好几个来回，也查不出与哪位爱国华裔有一点瓜葛，哪怕是“表”的!更使人寒心的是，从前几位好友，出国前我也倾囊相助。临行时，一边啃着鸡脚鸭骨，大家信誓旦旦，“苟富贵，毋相忘”。一出国后，半年不见一封信。好不容易盼来一张明信卡，不外是Happy New Year，绝无片言只语提到“毋相忘”之事。由此我深信西方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精神文明远不如此地。要不，凡是好朋友出国的没几天怎么都变成陌路模样呢?

升官无道，改行无路，出国无门，我这种“三无”人士，似乎命中注定要终身受穷，除非也干那嘴白吃手白拿的昧心事。不瞒你说，有好几次我差点就要动心了，后来还是忍住了。一则有母训在上：为人不可贪财，行事不可辱没斯文；二则心有余悸，那个体户的钱财也不是好拿的。收了他一尾鱼，他抠顾客起码十斤鱼；收了他百元贿赂，他至少要逃千元的税。万一东窗事发，人未富，先受苦，实在划不来。有一次走过水果摊，专卖烂苹果的桂英说着说着那胸脯就往我身上靠，吓得我赶紧逃之天天。卖苹果桂英远近闻名，粘男人之功远胜过生意之道，趣闻轶事能写三大本，人称“鬼见喜”。我见了她可怎么也喜不了，虽说我连恋爱还没谈过。

平心而论，个体户这个行当也不是容易干的。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烈日烤，寒天冻。进货时朝人家磕头烧香，运货时向司机和马路娘舅递烟陪笑，售货时挨顾客讥嘲白眼。钱是挣了不少，但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把脸面夹在裤裆里，又预售了本该多活的几个年头，才换来的。

这话我信。自忖我这种半书呆的能力，我绝不干个体户这一行，要从个体户那里占一份黑心钱，这种缺德事，我也不干!

少不得又有人会问我：“你这种升官无道、改行无路、出国无门的三无人士，在职时既无雁过剥皮的勇气，辞职后又无下海搞个体的胆量，那你能干什么呢?到哪里去实现你的发财之梦呢?”

我可以告诉诸位，我要干的，绝非是光荣的梦想，而将是一项空前的伟业。

P003-006

我有一个梦想。

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那就是去写一本自己想写的书；写成一本自己想看但愿别人也喜欢看的书。

多少年了，这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像梦魇一样始终缠绕着我。无论是在大漠戈壁，天山军营，还是在陋巷老屋，复旦校园，它就像一个由基因组成的程序，潜伏在我的心灵深处，时而静默，时而启动。即使在被现实生活的重压逼得几无一点闲情逸致的日子，即使我自以把文学之梦从脑海中驱逐出去的时候，这个潜默的程序也从没有被真正永久地删除掉。

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正像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从小开始自己就那么喜欢读书。人们经常把不同的家庭背景归类为贵族门第、平民阶层和草根一族。我不知道平民阶层和草根一族的区别点在哪里，但我总觉得孩提时期所居住的那条陋街或者说是穷街，大概就是平民和草根混居的地方。贵族是绝不会踏足那里的。只是街尾有一条深巷，巷底有一个由高墙围起的很大的院落，那里住的或许有几个是贵族。因为院门有人值岗，而那里面的孩子开口说的都是北方腔。当时我很奇怪他们怎么不会说上海话，也不去捉树上的知了和墙根的蟋蟀。我和几个小伙伴，曾常常在夏日午后趁那值勤的门岗疲乏懈怠之际，悄悄地溜进院墙里捉知了和蟋蟀，摘吃桑树上那尚未成熟的葚果，直到最后总被门岗骂骂咧咧地赶出来。记得有一个山东老头特别凶，有一次收走了我涂上面筋用来粘树上鸣蝉的晾衣竹竿，怎么求饶也不还。最后还是母亲下班归来，硬拽着我去给人家认错，她装着十分生气要揍我的样子，又对那山东老头说了很多很多的好话，才把家里那根最长最直的晾衣竿讨了回来。

母亲是位十分勤快、聪慧、节俭而善于持家的主妇。尽管家里收入有限，但她却把家中的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三个孩子身上穿戴的，从头到脚，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母亲未出阁时的女红活计极好，她曾给我看过压在箱底的在娘家时所绣的鸳鸯枕头套。那上面一雌一雄的两只鸳鸯，鲜活美丽生动得几可乱真。在我看来，同母亲的手艺相比，眼下绣品店里的那些号称精品的绣件，不免有伪劣嫌疑；而在民俗风情展里那几位闪亮登场献技的绣娘绣婆，简直就是在“捣浆糊”。

父亲是个“对赵公元帅礼拜极勤”的小职员，一辈子也没发过什么横财，尽管他会时不时摸出暗红色塑面退休证，再三提醒别人他是厂级中层干部退休的。照现在的标准看，他的识字和文化水准相当有限。但在当时的那条穷街上，他也算是数一数二有文化的人。街坊邻居都尊称他为“舒先生”。他的打油诗写得不错。每逢佳节庆贺之际，除了“文革”之中莫名其妙地被揪斗的那两三年外，工会的黑板报呀，街道的宣传栏呀，总要请他写上几首应景的打油诗。直到现在父母所居住的小区宣传栏上，仍常有他的诗作。作品的特色很明显，结尾总不外是“红彤彤”“吹东风”“最光荣”“向前冲”……

邻居们有什么需要动笔的事，总来求助于“舒先生”。父亲虽说不善跟人沟通，但求上门来的事，不管是代填表格，代陈书信，代写总结，偶尔也有代拟诉状的，他都写得毕工毕整，格式规范，从无差错。知道邻居们穷，父亲从不受人“润笔”，但所送的烟酒例外。但父亲也有规矩，一瓶“乙级大曲”足矣，至多再加一包“飞马牌”香烟。钱是从不收的。如果额外收到“前门牌”或“牡丹牌”香烟，那他不大会当时就抽，多半要放到过年时待客再拿出来。

我没有继承父亲对烟酒的嗜好，但父亲的喜欢写写画画显然对我有潜在的影响。从入小学一年级起，我的作文始终是班里最好的，还在学区的作文竞赛中得过奖。每当我把老师的评语和奖状拿回给母亲看时，她总是淡淡地这样夸一句：“应当这样的。做什么事都要认真，做人就要自己争气。”“千万不要学懒样，学懒样是自己骗自己，自己害自己。”  在那条在当时的上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穷街上，我长大了。我是听着街上散放的鸡叫声，小贩的吆喝声，泼妇的吵骂声，行人的木拖鞋敲击声，还有雨滴石阶的滴嗒声，一天天长大的。总体来说，我应当算是个听话的孩子，邻居们也都夸我是“乖囡”。除了那次被山东老头扣押用以捉知了的晾衣竹竿之外，在我的记忆中，我确实没有做过让母亲生气和难堪的事。我读书读得不错。尽管经历了像“文革”之类近乎荒唐可笑的岁月，尽管经历了从士兵到工人到报人所难免的繁琐劳累的工作过程，但我喜欢读书的爱好，却始终保持下来了，并且愈发而不可收。

我是不是早先那条穷街上居民中最早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我无法肯定。但若说“最早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之一”，则是可以断定的。在我经历八年的苦读和众多的周折后，先后拿到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导师叶春华教授)和博士学位(导师丁淦林教授)。朋友们戏称我创造了“唯二”即两个“唯一”的记录。我是1968年那批赴新疆空军服役的战友中，在三十多年间唯一读到博士学位的；我也是曾经工作过的那张以世界经济报道而著称的报社的同仁中，迄今唯一获得博士学位的。 

《快乐诊所》最早的构思，始于我在那家报社任中国经济部记者兼编辑的时候。附带说一句，我是经现已迁居香港的潘德洪兄介绍，参加报社的招聘考试通过后，又经过面试，才被录用的。当时的人员流动远不像现在这么容易，部门所有制厉害得很。幸亏有当时兼管报社人事工作的干部方莹妹跑了一年多，才办成了正式调动手续。忙里偷闲，在经历了好几年的构思后，我觉得似乎只有这样一个似乎不合常规的结构，才能容纳我想表达的所有情节、内容和思想。

拟定总体框架结构和部分章节的内容和情节后，我便硬逼着自己用繁重采编工作之际硬挤出来的“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了前几个章节约五万余字。照自己的预想，是希望能用五年左右的业余时间，来完成这部小说的初稿。然而世事难料，设想总非人愿所能及。在我任那家报社的记者编辑约八年后，报社由于各种原因被停办。与诸多同仁一样，当时苦于为稻粱谋，苦于为生计所迫，哪里还有闲情写什么劳什子的小说。在动荡奔波中，涉足文学创作近乎是一种奢望。

文学之梦未能圆，然而蒙叶春华教授和丁淦林教授两位新闻学前辈厚爱，我得以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职攻读学位，圆了因“文革”而破碎的大学梦。也算是应了一句老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再深一层想，若非原先供职的报社停办后，生存环境变化的压力迫使我去充电，我也未必能横下心来读研以取得学位。这或许又算是应验了另一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学业紧张，加之复旦新闻学院的培养方案非但不因你是在职而有所变通，反而因是在职而要求严格。工作、求学和家事的三重压力，早把小说写作的念头挤得影都没了。甚至可以说，压根儿就把这几年前的附庸风雅之事，忘得一干二净。若非某一日偶然之事，也许就再也不会有这部《快乐诊所》的文稿了。

一天，确切的日子已实在记忆不清了，为赶写学位课程中有关经济报道问题的一篇论文，我不得不翻箱倒柜地寻找我从前的采访笔记，以充实第一手的实证材料。不经意间，我从一只尘封已久的抽屉里翻出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包的资料。打开一看，竟是已被遗忘多年的《快乐诊所》的前几章手稿，以及总体构思草稿和写有部分章节情节结构、故事片断、人物对话的纸片。一路读下去，倒也让自已有几分兴奋和新奇。记得早年读文学评论课程以及在文化馆参加业余创作辅导班时，好几位老师都不约而同地说过：自己写的东西先压一压，要是过了几年再看还能让自己激动起来，那就说明并非一无是处，或许有给读者看的价值。

事有凑巧，正好不几日后便有一个预先约定的朋友聚会。参加聚会的多为资深的经济及金融方面的记者、研究人员，也有别的学科的专家，其中有好几位口袋里还揣着作家协会的会员证。既然是老友，便无顾忌，再说我向来不怕现丑。我就把这部分手稿带去“奇文共欣赏”，聊作谈资罢了。没料到，诸君阅后，或电话，或面陈，纷纷鼓励我把《快乐诊所》的全书写完。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劝我：“你一定要把它写完。不写完，不尝试，怎么知道成功与否呢?”

就这样，中断的写作念头又续上了。但当时正忙于写博士学位论文和修满学分，又经历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在职人员申请学位办法的重大政策调整，几乎没有空余时间，至多是零碎地充实些结构和作些情节卡片。后来本人的专业工作岗位又有过变动。等到真正能静下心来续写，大概是又过了四五年后的事了。郝德良(高级经济师)、许国良(近代文史专家)、潘德洪(投资咨询师)、高新华(传媒业专家)等诸君对小说的创作提过很好的建议，倪伟女士帮助将四十余万字的手稿输入电脑。

不管怎么磕磕碰碰，在友人们的鼓励下，《快乐诊所》全书，最终得以完稿。至于小说的良莠得失，就全由读者诸君评说。笔者的期望值不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千万别白白浪费了读者诸君的宝贵时光。若能有幸博得诸君一笑，我就在这里给各位作揖致谢了。

说到致谢，我本已酌斟拟定了一个不短的名单。从起草《快乐诊所》提纲到初稿完成，我经历了工作、求学的好几个阶段和不同的岗位。平心而论，若没有一批好心人无私的帮助和援手，生活中的有些坎，我过得会更加艰难。如果生计更加窘迫，《快乐诊所》也未必能最终完成。说实在的，对这些好心人怎么感谢都不为过。但是，在得知我的用心后，诸君纷纷对此婉拒。或许在他们看来，帮助别人就不该与回报挂钩，那样做反倒是看低了他们。

最后我决定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不在本书后记中公开列出他们的大名。诚然，他们(有享有盛誉的学者、秉笔直书的报人、知贫安命的劳动者等等)在帮助一个面临困境的人时所体现出来的良知、仁慈、公正和无私的品格，将永久地留存在我的心间。

如同本书的扉页上所写的，愿这本书，能给各位读者和天下所有的朋友都带来快乐!

作者舒汉锋

初稿完成于2002年3月上海

改定于2004年3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