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乔建中教授近年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对中国音乐的文学汇集。乔建中先生曾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对中国音乐有特别的研究，并入载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名人传遍辞典》，响誉海内外。本书是作者历年来对音乐的心血结晶，既包含了他对音乐研究成果，也体现了我国音乐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为一部经典的学术著作。

代前言

家乡的歌

——“陕北民歌一榆林篇”序

一、学科建设

1．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

2．中国音乐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刍议

3．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

理学的建设

4．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资源

5．传统能给我们什么?——新世纪音乐教育

改革再议

6．中国当代民歌的生态与传承——兼谈中国

民歌的“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

7．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

二、文化释义

1．时序体民歌与月令文化传统

2．两句体的旋律类型简论

3．桂、湘、粤交界地区的“过山瑶”民歌

4．“歌种”琐谈

5．汉族民歌趣味谈

6．民歌的边缘化与文化生态的失衡

7．通俗歌曲的民歌意蕴

8．歌曲创作中民歌音调的运用——从《谁不

说俺家乡好》谈起

9．珍贵的种子——郑律成作品中的民间音乐

因素略述

10．中国的鼓

11．中国“三代”鼓考略

三、见闻感怀

1．我的“音乐年鉴”观

2．十年感言——贺《音乐学术信息》创刊1O

周年

十年一回首——纪念《中国音乐学》创刊

10周年

陕西榆林丧仪活动琐忆

南王四日——台东南王卑南族猎祭(营地

部分)纪略

河口音乐见闻——鲁豫采风散记

杨荫浏先生与“十番锣鼓”的一段旧缘

琵琶耆老国乐宗师——林石城与20世

纪琵琶艺术散议

9．开一代师宗领笛乐风骚——为纪念赵松

庭80诞辰专题音乐会而作

10．我“读”《秋感》——吴伯超先生二胡旧作

初识

11．对《乌苏里船歌》与赫哲族民歌关系的鉴

定意见

12．一生谦谦百年安和——曹安和先生一个

世纪的音乐生涯

四、评论汇集

1．为国乐存典为大师立档——香港龙音制

作有限公司“国乐大师CD专辑”系列制品

述评(一)

2．感天动地的生命绝唱——香港龙音制作有

限公司“国乐大师CD专辑”系列制品述评

(二)——《华彦钧集》

3．一生的琴缘——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

“国乐大师CD专辑”系列制品述评(三)：

《管平湖集》

4．高怀寄寸心绝学传千古——香港龙音制

作有限公司“国乐大师CD专辑”系列制品

述评(四)：《吴景略集》

5．琴中之禅词中之仙字中之米颠——香港

龙音制作有限公司“国乐大师CD专辑”系

列制品述评(五)：《蔡德允集》

6．广陵未散明珠不沉——香港龙音制作有

限公司“国乐大师CD专辑”系列制品述评

(六)：《刘少椿集》

7．我看《巫山神女》

8．传统歌舞艺术的新开掘——《黄河儿女

情》观后

9．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ART杯中

国乐器国际比赛”漫笔

10．别有一番追求——“琵琶音乐会”杂议

11．时移音律改岂是昔时声——徐阳和她的

阮独奏音乐会散议

12．请给传统音乐多一点生存空间——为范李

彬《关山月映江雪晴》音乐会而作

13．从儿童做起——评北京市第五届少年民族

器乐比赛

14．1986年汉族民歌研究综述

15．为了筑起一座音乐学术之厦——读音乐研

究所三届研究生学位论文杂感

16．高原风黄河情——贺《中国民歌集成·

山西卷》出版

17．“扛大旗”者马可——马可和他的《中国民

间音乐讲话》

书序一组

《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序

《首届中国鼓吹乐研讨会文集》序

门外谈筝——《徐晓琳筝曲集》代序

马达《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序

陈玉琛《“聊斋”俚曲研究》序

《二胡练习曲选》序

人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音——为

《中国陕北民歌》cD系列出版而作

《国乐典藏》序

文如其人——《1950～2000中国音乐期刊

目录汇编》跋

王国潼《二胡音阶练习》序

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江南丝竹音

乐大成》序

《花儿王朱仲禄——对一个民间歌手的人

类学实验研究》序

六、其他

面向新世纪为复兴传统琴学而努力——在全

国第四届古琴打谱会暨国际琴学研讨会开幕

式上的致辞

后记

如果我们把人类声乐体裁的演进序列依次排开，那么居于首尾两端的便恰好是民间歌曲与通俗歌曲。民歌，是伴随着人类原始时期的狩猎、搬运、祭祀等活动而出现的极古老的文化现象；通俗歌曲则是当代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两者在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传播媒介、歌唱方式、表现手段之间的差异，使有些人始终认为它们是不可等比，截然对立的。现在，将近10年了，通俗歌曲这一世界性的音乐文化现象已通过各种渠道自发地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覆盖面之大，超过任何一个音乐品种。而且，它自身还出现了一个微妙的“转向”态势：单一模仿正在被丢弃；一个为数可观的通俗歌曲“作家群”、“歌手群”正在形成；通俗唱法已被列入“声乐艺术”之“正册”；某些有创新意识、追求中国风格的作品已引起社会听众的强烈反响。凡此种种，都说明这个多年来游荡在我们乐坛上的“怪影”，正在因为一批有探索精神的中青年作者、歌者的实践而不断地调整、充实着“自我”。在这个重要的“转向”时期，把民歌和通俗歌曲作一番比较，以使我们的词曲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增加一种非常有益的参照因素，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民歌，是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共有的一种艺术现象。它通过口头的、即兴的、集体的、不断变异的创作方式，把每一民族人民群众的经历、感情、理想，运用极富有个性的文学、音乐语言体现出来。由于长期的锤炼磨研和自然加工，民歌中所蕴含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艺术功能及某种“不可企及”的美学品格，常使人惊叹不已。但正是这样一种极有价值的民间音乐艺术，在外部形态上却始终是简约、质朴、易记而又易唱的。这种特点使内部蕴致深邃、凝练和外部形态平易、单纯相得益彰，使民歌天然地具备了另一个属性——通俗。对民歌来说，通俗性是其生命力的保障，是它的本色，也是它广泛地融入社全生活的前提。作为一种文学与音乐的简单综合体，一种“口传”艺术，民歌的唱词总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不加矫饰，单纯而又精美，极易被接受。从某神意义上说，历史上被称做“时尚小令”、“里巷歌谣”等的那类民歌，实质上也是一神通俗歌曲——一种属于古代的、“昨天”的通俗歌曲。而时下社会上传播的通俗歌曲，尽管其创作、表达方式与民歌有诸多不同，尽管它包含了某些外来因素，但它在总体上亦即在社会文化属性上仍未脱离广义的民歌范围。正因如此，有人才把它称为“现代城市歌曲”、“现代乡村歌曲”等。其实，它就是民歌文化在现代社会环境影响下的一种自然延伸，一个合理的派生物。对此，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当前大多数通俗歌曲中所突出的那种强烈、鲜明的主体感受以及对音乐上口语化、歌唱性的追求，并与民歌两相比较，就不难理解了。

P255-256

我的家乡在陕北榆林。

陕北是一片广袤的黄土地，榆林就矗立在这片黄土高原的北缘。

昔日，陕北是闭塞的，榆林自然也是闭塞的。闭塞的环境曾长期阻滞了黄土高原的经济发展，但却让它储存、保留下来丰富的传统文化宝藏。

黄土高原是贫瘠的，榆林也曾经是贫瘠的。贫瘠让高原人远离现代，但却让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生的一份真情。

这份真情，藏在陕北人的心里，流露于他们平常一来二往的礼俗间，更浸入他们世世代代传承不断的歌唱中。

这歌唱，外人或学术界称它为“陕北民歌。”也有人把它们笼统地称为“黄土地上的歌”。

“黄土地”不是一块平常之地。一位文化地理学家曾说：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在黄土地带。这是事实。我们的祖先的确从这里迈出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步，让东方农业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

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恶劣的气候自然条件，让高原人生活得万般艰辛，沙化、水涝、天旱，把黄土地糟蹋得满目疮痍，但对于生性勤劳、敦厚、纯朴的陕北人来说，这里仍然是一片充满生命活力的热土，一个给他们以激情，让他们源源不断地创造着美的天地。千百年来，不管这土地给他们带来的欢乐还是痛苦，他们都和高原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沟一峁，友善而处，从中收获自己必需的物质生活用品，也从中汲取讴歌生活的激情和灵感。

黄土地上的歌也不是平常的歌。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高原人依照自己的传统，在耕地、赶路、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迎神赛会等各种生活场景里引吭而歌，一任粗放、自由的歌声，在山野沟壑里回荡。但外界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这种歌唱。1937年以后，从全国四面八方来陕北参加抗日的音乐家们，刚刚踏上黄土地，就被这奔放激越而又深沉、苍凉的高原之声震撼了。就像发现了一座蕴藏丰富的大矿山那样，他们视之若瑰宝，立刻开展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由音乐家直接参与、持续了数年的采集、记录民歌运动。未久，音乐家填词的新民歌就在全国广泛传播：《拥军秧歌》、《打南沟岔》、《翻身道情》、《刘志丹》、《东方红》、《秋收》、《绣金匾》《高楼万丈平地起》等各以其清新、浓郁的高原格调滋润着唱歌人的心田。一种本乡本土的民间歌唱，头一回远传于更广大的地区。我们家乡的歌，也第一次以上述新民歌精典而赢得了人们的一片赞誉。

自1950年代起，中国进入了一个民歌的新时代。五彩缤纷的各民族、各地区民间音乐、特别是民间歌曲争奇斗艳。也就在这时候，一批陕北传统民歌通过电台、舞台而流传开来：《三十里铺》、《兰花花》、《脚夫调》、《五哥放羊》、《赶牲灵》、《跑旱船》、《绣荷包》、《对花》，以它们直指人心的深情、质朴、优美再次燃起一股陕北民歌热。所不同者，它们是原汁原味，每字每音都散发出黄土地浓烈韵味，体现出传统民歌精典作品的特殊品格和精神气质。不仅使那个时代的听众耳熟能详，回味无穷，而且，直至1990年代，仍然是民歌舞台、课堂上夺人耳目的杰作。家乡的歌，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年代里，仍然独领风骚，并引发起人们对高原文化满怀的眷恋和深深的思考。

198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浪潮，几乎淹没了传统音乐仅存的传播之地，其中自然包括民歌在内。所谓“民歌是民族文化的母亲”这种精辟之论，一个时期也被强大的

“现代风”吹得无影无踪。但，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它恒定的规则，几年之后，文艺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便自觉地掀起一个“寻根’’运动。所谓“寻根”，即寻“文化之根”，“民族精神之根”。这个“根’’在哪里?不在别处，就在传统文化、传统音乐中。因为有这个“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才没有中断，才成为东方文化的典范。于是，在新一轮“寻根”运动中，我们的古典哲学、传统文化，我们的戏曲、器乐、民歌的价值，再次获得高度的评价。我们家乡的歌，又悄然兴起，不径而走，酝酿出它的“第三次浪潮”。其间《黄河船夫曲》、《那是一个谁》、《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你把哥哥的心扰乱》、《三天路程两天到》这几首堪称新传统经典的作品，各以其恢宏的气派、独特的构思和精致的语言，征服了新世纪的听众。

瑰宝的光彩永不消退。我们家乡的歌，作为高原文化的灵魂和高原人精神的结晶，作为20世纪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民歌运动的引领者，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已经将自己无法估量的艺术价值融入中华文化的宝库中，并永远成为这个宝库中光彩夺目的有机组成部分。

离开家乡快半个世纪了，但往日的一切，无论是古城门、旧牌楼、城外的东沙梁、城内的老爷庙，还是北街的鼓楼、凯歌楼、南街的星楼、万佛楼；无论是家人的节日聚会、祭祖“上坟”，还是同学们油灯下的晨读、四月初八逛庙，都保存在最珍贵的那个“记忆库”里，抹不掉；擦不去，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颤眼热，难以自控。

然而，也许是职业使然，最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却是家乡的歌。

家乡的歌，是黄土地的绝唱，是“天地间自然之音”，是高原精神最深刻的揭示!

家乡的歌，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本教科书。

家乡的歌，是穷苦人感情的渊薮，是每个黄土地人生命的支柱!

我们听着母亲的“摇儿歌”，来到人世间；我们低吟着家乡的歌，走向自己的人生。家乡的歌，将永远以一份暖融融的乡情，呵护着我们的一生！

                  2004年2月1日北京

这是继《土地与歌》(1998)、《叹咏百年》(2002)之后我的第三本文集。

依此前的想法，在三五年内我不要再出文集了，而应集中精力，将已经动手的《中国乐器志·膜鸣卷》和《中国音乐地理》两本专著尽早完成。就在这当儿，与我有多年交谊、并于近年出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的洛秦博士来电约稿。洛君告诉我，他们有多套选题，其中之一便是年龄如我或再长一些的老学者的系列文集。各人如何编、选，全由自己决定。可以是旧集中之旧文新编，也可以是以往未入集的其他。盛情之下，我答应他试试看。

于是，近半年来，我一边上课、写作、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一边搜罗新旧之作。没想到，四处翻检之后，竟然找到七八十篇。如何处理它们呢?从全面反映我本人的的学术成果并考虑到前两本文集印刷量不大、发行面偏窄的角度而言，我确实应该选一部分已经入集的专论，再收部分新作，合为一集，自然是上策。但一想到要让同行读者重复破费购书、浪费国家纸张，我有些踌躇了。现在书市上重重迭迭的著述太多了，我何必凑这个热闹呢!所以，想来想去，我最终还是决定将以往两部文集未选的部分旧作和近两年来新发表者选编成一本新文集，供各位同好参阅指正。

以写作时间看，本论文集有一小部分发表于1986—1997年间，大半以上发表于1998年以来及2001年11月我退休以后；从内容看，则基本上可以分为传统音乐、专业音乐教育和20世纪音乐及音乐家等三个领域；从文意文体看，则有专题研究、采访报告、音乐评论及书序书跋等，与前两本集子比，似乎更杂了。

文章大体选定了，也作了次序的编排，但书名总也想不好。这大概是选文太“杂”之故吧。曾拟用“思仁斋乐话”．但又觉得既“旧”且“迂”，很快就放弃了。之后，又很自然地想到了“音乐人文叙录”这个题目。不是吗?20余年来，无论我到偏远的草原、山寨作实地考察，还是在案头撰写专题论文。无论探究悠远的历史，还是描述身边的“当代”，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音乐、文化和人这个永远相依、相存、相托、相融的“大三角”，这个对音乐学来说具有永恒意义的命题。音乐作为一种“标志物”和“载体”，文化作为一种既实在又抽象的“场景”，最终都必须通过人——这个文化历史的主角(即当事人)的“行为”而展现、传承、传播。所以，多年以来，在绝大多数的文论中，不管是传统音乐论域，还是当代音乐范围，我一直都把视角集中于人——音乐中的人及文化现场(民俗活动、舞台、讲坛)中的人，力图通过人的种种音乐行为解析人的文化精神。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音乐人文”。至于“叙录”，则仅以个人之所见所思，作个人之“叙录”。用一句学术语汇，那就是个人对研究对象所作的“文化阐释”。经过这样一番思考，我于是初步决定采用“当代音乐人文叙录”这一书名。

然而，当书稿进入三校、很快就要付梓之际，一直为本书出版而辛勤阅校的王小龙博士很镇重地写信给我，说他认为我选定的书名仍不够明晰，建议再想一个新的。为此，我再作斟酌，并与几位文友交换意见，最终选定了一位朋友曾经建议过的“国乐今说”一名。该题目听上去颇为得体，特别是“今说”，很有当代感。不必回避的是，“国乐”一词，历来有广狭之别。或为“中国乐器之乐”，或为“中国音乐”，本集题名所指，当然是取其广义之谓。

作者本人对书名选择经过所作的说明，无非是给入集的篇目找到它们总体的学术定位。如果有欠确当，敬望读者诸君海涵。

特别想要说的一句话是，本书集稿、编辑过程中，洛秦教授、范进德先生、王小龙博士，费心费力，多有助益，令我感佩!借此再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乔建中

                2004年5月2日草

                2005年10月19日改

             北京德外丝竹园小区5—2—101

                     思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