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

本书是按照由宏观到微观、由全局到具体这样一个逻辑展开的，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宏观的世界局势及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第二部分讲美中两国的对外战略和实力对比。第三部分讲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负两方面的因素。结束语主要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对中国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姿态和战略思维的思考。受访专家的言论多集中在第三、六、七章，其他各章相对少一些。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受访专家的言论所表达的思想，书后附上了《受访专家简介》。

本书是按照由宏观到微观、由全局到具体这样一个逻辑展开的，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二章的内容，讲宏观的世界局势及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第一章讲总体的国际局势和美中两国对局势的认识，两国都看好当前的国际局势，认为自己的发展面临一个“战略利好期”；第二章讲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势，让读者了解美国和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第二部分即第三、四、五章的内容，讲美中两国的对外战略和实力对比：第三章讲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态势；第四章讲中国对美战略的变化态势；第五章讲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现状及变化态势。第三部分即第六、七章的内容，讲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负两方面的因素：第六章讲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消极因素；第七章讲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积极因素。结束语主要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对中国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姿态和战略思维的思考。受访专家的言论多集中在第三、六、七章，其他各章相对少一些。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受访专家的言论所表达的思想，书后附上了《受访专家简介》。

前言

第一章 共享的战略利好期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天下大势

国际秩序的百年嬗变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第二节 美国打造单极世界

“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

抓住“战略间歇期”

“新帝国”梦

 第三节 中国要和平崛起

民族复兴的百年历程

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顺世界潮流者昌

第二章 未来世界，谁主沉浮?

 第一节 “一超”将名存实亡?

还是全能冠军

单极时代，还是老鹰坠地?

 第二节 “多强”有多强?

俄罗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欧盟：团结就是力量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

印度：南亚巨象走向世界

 第三节 关于“极”的神话

 第四节 “非极化”：国际政治大趋势

第三章 对手还是伙伴：美国对华战略变化

态势

 第一节 何时打赢“反恐战争”?

美国反恐30年

搂草打兔子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第二节 “皮疥之疾”与“心腹大患”

 第三节 中国是老几?

第四章 与鹰为伴：中国的对美战略

 第一节 崛起之路：中国的大战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安全第一

稳定压倒一切

实现国家统一：多重战略意义

维护世界和平：利益与道义的会合

 第二节 以美为师

 第三节 双重角色

多领域的合作伙伴

亦是战略对手

第五章 龙鹰比宝：中美实力对比

 第一节 硬碰硬

谁更财大气粗?

谁更船坚炮利?

继续“比宝”

 第二节 国力之魂：软实力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民主与国力

第六章 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

 第一节 台湾问题：一枚定时炸弹

“台独”战车加足马力

美国要为“台独”保驾护航?

捍卫“台湾民主”?

 第二节 反共主义：美国的冷战思维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民主和平论”

鸿沟依旧在

 第三节 极端民族主义：危险的潜流

人类的蠹虫

美国至上主义

“义和团情结”

 第四节 “大国政治的悲剧”

一山不容二虎

秘将到来的龙鹰之争

第七章 中美合作：大势所趋

 第一节 智者之虑：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再重演

结束国际政治学的悲剧

核毁灭：大国冲突没有赢家

太平洋之“壕”

 第二节 没有“零和”：更为成熟的双边关系

三脚凳：多维棋盘上的双边关系

压载舱：经贸关系的战略价值

 第三节 大环境：推动中美合作的无形之手

多极世界：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全球化：“地球村民”同舟共济

宇宙空间论：龙鹰可以相安无事

 第四节 内忧外患：难以走出山坳的中国

遥远的崛起之路

美国可以坐山观虎斗

 第五节 务实灵活：中美共享的政治文化

结束语 以“太极”克“拳击”：中国对美战略畅想

附录：受访专家简介

国际秩序的百年嬗变

世纪之交的国际局势可谓是纷纭复杂、变化多端。从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给人的感觉是，当今世界仍然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9·11”事件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又使人觉得当今世界是恐怖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许多现象让人感到，当今世界是漆黑一片，未来也不光明。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域，就会看到彼此大不相同的图景：中东是个民族、宗教冲突之地，和平遥遥无期；非洲到处是部族冲突、种族仇杀；南亚也充满着冲突的种子；东亚虽然尚无战事，但却处在军备竞赛的阴影下；朝鲜半岛在冷战结束10余年后，仍然处在因冷战而发的分裂之中，而且核危机还不时地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从中亚经中东、南亚，到东南亚，则是恐怖主义多发的、不稳定的“动荡弧”……这些图景似乎在告诉人们，当今世界仍然是不太平的，和平问题并未解决，而且新的矛盾却不断涌现，世界不安定因素增多。难怪布热津斯基曾预言，在21世纪前夕，全球有可能失去控制，陷入混乱。但是，在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的部分地区，却很少见到战火硝烟，这里的人民享受着和平，而且有些地区，比如欧洲，正在向一体化迈进，民族仇、国家恨已逐渐被遗忘，各国都在分享着民族和解的“红利”。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些所谓的“失败国家”好像已经绝望，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问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却在快速发展，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赛场上奋进，其速度和气势让发达国家惊叹，甚至生畏。

如果静止地看这些不同的图景，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是混沌的、无序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将当今世界与过去相比较，特别是同一个世纪前相比较，我们就会透过纷繁的表象看出：世界在进步。科学技术在进步、生产力在进步、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在进步、人的观念在进步，特别是国际秩序也在进步。

在20世纪，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政治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审视21世纪初的世界，可以看到，现行的国际秩序虽然仍存在着很多不合理之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仍任重而道远，但与20世纪初比较起来，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20世纪初的国际秩序有两大特征：一是欧美列强占绝对统治地位；二是没有维护国际秩序的保障运行机制。关于第一个特征，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那时，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和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领土面积共计894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3；人口约93000万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56％。整个世界划分为进行压迫、掠夺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和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状态的多数被压迫国家和地区。日本虽然已经跻于列强行列，但地位与作用十分有限。一些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只适用于欧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曾放言，只有欧洲才有权批准独立。这是当时国际秩序的真实写照。到20世纪初时，美国加入了“有权批准独立”的行列。关于第二个特征，当时的世界处于绝对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国际组织米调节国家问的关系，列强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上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的调节，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P2-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扑朔迷离。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令许多研究者神往，并愿意为之付出心血和劳动。笔者就是其中的一员。将中美关系作为主要研究领域，是工作需要，也是研究兴趣所在，更是因为自认为中美关系对中国、对世界太重要了。中美关系怎样发展，不仅关系到两国15亿人民的福祉，还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甚至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太深远的不说，单说中国，中国能否实现中国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了100多年的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同美国的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将对美关系定位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眼下，中美关系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一名研究者，不仅要分析现状，对已发生的事情探究原委，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做出合理的解释，乃至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思路，更应该寻找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及中长期发展态势，以便能为国家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变化做好准备，提供参考。

有两件事更坚定了我研究中美关系中长期走势的信念。第一件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依笔者之管见，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中美关系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内能较平稳地发展，否则战略机遇期就不能存在。问题是：第一，怎样确保战略机遇期内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第二，还应当着眼于战略机遇期后的中美关系。

第二件是，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并引起中美两国战略界的极大关注。本人有幸参与了中国战略界对和平崛起课题的研究工作，促使本人对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进行了一些思考。中国要实现崛起，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而和平崛起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是美国。所以，搞好中美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环节之一。

就在课题基本思路已经形成的时候，笔者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从事6个月的研究工作。这是笔者深入研究所设课题并与美国战略界人士进行交流的绝好机会。从2003年10月1日到2004年3月31日，本人走访了60位美国的战略专家，涉及18所大学、22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为了便于采访专家，经美方学术合作者的同意，笔者于2003年12月1日至2004年1月31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做了为期两个月的客座研究员。

笔者采访的专家按身份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曾在政府中任职的前政要，他们熟悉中美关系，离任后又在思想库中从事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斯莱辛格、托尼·雷克、布莱尔等前政府负责安全、外交和国防事务并熟悉中美关系的官员，还有洛德、芮效俭、李洁明、尚慕杰等前驻华大使。第二类是国际战略专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其中不少是中国学界所熟悉的大家，如约瑟夫·奈、亨廷顿、保罗·肯尼迪、沃勒斯坦、福山、华尔兹、基欧汉、米尔斯海默。第三类是中国问题专家，其中许多也是中国学界所熟知的，如傅高义、陆伯斌、盖瑞特、谢淑丽、江忆恩、兰普顿、李侃如、何汉理、沈大伟、施乐伯。第四类是保守主义思想库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传统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其中有新美国世纪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尔，执行主任斯密特，传统基金会副总裁沃策尔。

他们都是在美国战略界和中同问题研究界非常活跃的顶尖级的专家，有些是中国学界熟悉的大师、大家，有些是正在“崛起”、前景十分看好的青年学者。同他们的交流，既完善了我已经形成的思路和基本观点，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这些专家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虽然差异甚大，有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但有助于人们了解美国战略界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问题上的现实状况及动态。

按思想倾向划分，这60位专家多数都可以划归如下四类：一是新保守主义者，如克里斯托尔、斯密特，他们都旗帜鲜明地称自己是新保守主义者；二是传统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一般都是大学教授，是国际关系理论家，最有代表性的是米尔斯海默和华尔兹，此外，能算人这类的还有瓦尔特、白瑟维奇等；三是自由主义者，多为前民主党政府的官员，如安东尼·雷克、布莱尔、李侃如、谢淑丽，此外还有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如约瑟夫·奈、基欧汉；四是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其中包括许多前共和党政府官员，如斯考克罗夫特、斯莱辛格、芮效俭，很多中国问题专家也属这类，如陆伯斌、兰普顿、沈大伟、何汉理。上述的两种现实主义，是笔者命名的。所谓传统的现实主义，主要是指固守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强调大国间的实力对抗，特别是对中美关系持悲观看法。其实从学理上分，这一类包括了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以华尔兹为代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而理性的现实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理性的”，是因为，他们虽然也信奉权力政治理论，但并不强调大国间的对抗，而是强调合作，寻求双赢，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上，他们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实际上都属于理想主义，只不过自由主义是理想主义的主流，新保守主义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这两派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从理念、道德出发，将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与之相对，现实主义只把推进民主作为推行对外政策的手段。但是，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区别是，后者主张采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推进民主，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法，而前者主张通过接触、交往来影响对方，使之逐渐向民主方向转化。上述归类，有些是根据受访专家本人的自我定位，有些是笔者根据其观点来归纳的。

当然，60位专家不可能全部归入上述四个流派。有些人的观点是复杂的、矛盾的，比如布热津斯基，曾在民主党政府任职，而且从其《大失败》这部著作所表达出来的观点看，他当属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大棋局》又是研究地缘战略的，有些人以此认定他为现实主义者。依笔者之见，布氏基本上属自由主义者，在他的《大棋局》中，“民主的国际体系”和“民主桥头堡”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亨廷顿也是个特殊人物。从他的《第三波》看，他当属自由主义者。但是从他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近年对美国种族问题所发表的观点来看，他的思想又与新保守主义接近，所以有人把他算成新保守主义者。福山也是这样，他本人并不承认自己是新保守主义者，但他的观点却与新保守主义吻合。有些专家确实无法归入上述四个流派。比如传统基金会的沃策尔，属于传统保守主义者，但与两类现实主义者又有所不同。江忆恩自认为是建构主义者。不过在对华政策上，建构主义在许多方面与自由主义和理性的现实主义相近。沃勒斯坦被许多美国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观点确实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他自己却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战略家否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也许他们确实超越了各种“主义”和“流派”。在本书的附录中，能够明确判定其思想倾向并贴上标签的，都加以说明，无法贴上标签的，也只好作罢。  在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些对中美关系颇有影响的事件。主要是朝核问题第二次六方会谈、台湾通过“公投法”、温家宝总理访美、台湾“总统”选举。这些事件对受访者的思想观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也促使笔者与受访者较多地谈论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

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很难将采访成果整理成纯粹的“访谈录”出版。笔者的处理办法是，以笔者的研究成果为骨架，即把笔者的思路、观点以及必要的论述和背景知识按照没计好的体系、框架展开，然后将专家的言论作为佐证材料附在所论问题的后面。由于书的篇幅有限，不可能将专家的言论全部附上，这里只能选取精华，虽然有点杀鸡取卯、掠夺式开采的味道，但也只好忍痛割爱。

笔者采访专家时所提的问题，一般都集中在笔者最感兴趣、最想知道这些专家持何观点的问题上，比如“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与中美关系”、“中国和平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反恐战争的前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民主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如何评价新保守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等等，而对那些笔者认定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则提得较少，甚至根本不涉及。但是，为了照顾到系统性，该书的框架依旧。所以使用专家言论做佐证材料时，显得有点不平衡，在某些问题上，专家的言论较为集中，而在某些问题上则较少。好在专家言论集中的问题，也正是学界关注但尚未很好解决并形成共识的问题。

受访专家的处事风格各异。有人非常严谨，严格按所提问题来回答；有人则按自己的思路，就某一两个问题长篇大论，而笔者又觉得他谈得很精彩，不忍心打断之，结果根本没有时间谈别的问题；有的专家在交谈过程中甚至就某些问题同笔者发生争论。为了更好地展示出专家们的思想，有些言论就没有严格地按所论问题拆分开，而是放在一起附在某一个问题后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家都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谈问题，并且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他们的某些看法，特别是对中国内政的看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是，为了保持他们言论的完整性，同时也供读者参考，没有做特殊的处理。相信读者是有足够鉴别力的。

本书是按照由宏观到微观、由全局到具体这样一个逻辑展开的。全书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二章的内容，讲宏观的世界局势及其对中美两国的影响：第一章讲总体的国际局势和美中两国对局势的认识，两国都看好当前的国际局势，认为自己的发展面临一个“战略利好期”；第二章讲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势，让读者了解美国和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第二部分即第三、四、五章的内容，讲美中两国的对外战略和实力对比：第二三章讲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态势；第四章讲中国对美战略的变化态势；第五章讲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现状及变化态势。第三部分即第六、七章的内容，讲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正负两方面的因素：第六章讲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消极因素；第七章讲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积极因素。结束语主要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上，对中国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姿态和战略思维的思考。受访专家的言论多集中在第三、六、七章，其他各章相对少一些。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受访专家的言论所表达的思想，书后附上了《受访专家简介》。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接待笔者为高级访问学者，为笔者提供了办公条件，成了笔者进行果访活动的基地。两位学术联系人傅高义和陆伯斌为笔者的研究和采访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陆伯斌帮助笔者拟定了初步的专家各单。笔者在同受访专家联络时，两位学术联系人的声誉和人缘起了很大作用。有些专家确实非常繁忙，很可能是看在两位学术联系人的面子上才答应接受采访的．当笔者提出为了便于采访专家，需要在华盛顿特区从事两个月的研究工作时，大西洋理事会欣然接受笔者为客座研究员并提供了办公室。盖瑞特作为理事会的学术联系人也提供了很多帮助。柯伟林、汀忆恩、葛莱仪、美国前驻华使馆官员费迈克先生也为笔者的采访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他们向笔者推荐了一些很值得拜访的专家。大西洋理事会的总裁克里斯托弗·麦金斯先生主动关心笔者的研究工作，并推荐了几位在大西洋理事会兼职的著名专家。在从事这项研究之前和期间，一些中国的学友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对研究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向笔者推荐受访专家。他们是：王缉思、袁鹏、朱成虎、朱锋、杨文静。特别是袁鹏博士，不仅为笔者挖掘到了几位重要专家的联络信息，还为笔者提供了难得的生活上的帮助，使笔者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以上所有提供了帮助的人和机构，在此郑重表示感谢。我的学生杨子辉、张妍为整理采访录音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在此表示感谢，、中旧改革开放论坛为此项研究提供了部分资助，使得笔者可以更从容地周游美国，走访那些身在波士顿和华盛顿之外的专家。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特别是秘书处的曹化银和王学军两位先生。

在将这项研究落实到写作上时，应出版方的要求，在不影响学术性的同时，尽量写得通俗一些，以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这也符合笔者的一个理念：学术研究成果，不仅要给学界同行看，还要给大众看。同各种扰乱视听、误国害民的极端思想争夺舆论阵地，影响公众，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朝这个方向努力了，期望能产生理想的效果。为此，要特别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使笔者的这一心愿能够有机会实现。由于笔者学术功底有限，书中难免存在各种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以及这样那样的瑕疵和问题，减请渎者，特别是学界同人、学长、学友批评指正。

刘建飞

2005年2月

于北京大有庄100号

中美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双边关系。两国实力对比的不对称性决定了两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处境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处于主动的一方，而中国则处于相对被动的一方。也就是说，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而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美国战略界的辩论情况来看，出现较大变化的可能性很大。而中国出于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需要，会尽最大努力维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

从发展态势来看，促使美国对华战略转向遏制或合作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就取决于这两方面因素的消长情况。概括地说，促进美国对华战略中遏制成分增长的因素都能较直接地发挥作用，有些还是很紧迫的问题，如台湾问题；促进美国对华战略中合作成分增长的因素多是软性的、间接的，但却是更宏观，能更长久发挥作用的因素。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美国对华战略中遏制成分将趋于增长，但有限度；美国对华战略将由目前“合作加遏制”向“遏制加合作”的方向转变；中美关系不会好于目前的状况和20世纪70—80年代，甚至不会好于90年代，但也不会坏于50—60年代。

当然，作为双边关系中的一方，中国在中美关系发展上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无所作为的，中国对美战略和政策也会对美国的对华战略产生反作用，进而影响中美关系。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崛起，这是坚定不移的战略目标，但是在当今世界，中国崛起不可能不对外部世界带来影响，因此也不可能不受外部世界的关注，甚至是疑虑、担忧、抵制、反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既可能转化成中国崛起的促进因素，也可能构成制约因素。就国家行为体来讲，中国崛起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是美国。美国作为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它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和态度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从美国的战略文化和思维来看，美国绝对不愿意世界上出现一个能挑战其世界地位甚至威胁其安全的大国。问题是，在“一超多强”的当今世界，谁最有可能先成为这样的国家。从美国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要有两个要件：一是有挑战和威胁美国的实力；二是有挑战和威胁美国的意愿。根据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思维，中国是最有可能最先同时具备这两个要件的国家。而中国要想消除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就要从这两方面人手，培育、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信任感。

布莱尔谈国家决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认为，发展中关关系的最关键环节是什么?

答：我认为，对中关关系来说，最危险的东西是存在于两国内部的旧思维，美国把中国看成威胁，中国把关国看成威胁。如果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看成威胁，那么另一个国家肯定会用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这是恶性循环。所以，将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两国的决策。我认为，在低层面，中关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作用，在军事、文化、旅游等方面，总体上讲，关系是积极的，有相互促进。问题是两国领导层的政策如何。我认为，美国正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全球恐怖主义给两国认知双方的共同利益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们应当一起努力，实现这些利益，要把这些利益看成一个整体。

首先，要让美国人明白，中国的崛起是个长期的过程。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同美国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不是几十年内能消除的。仅就经济实力来讲，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仅相当于美国的1／10至1／8，即使按照现有发展战略所规定的速度发展，也要经过30年至50年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现有的水平，而美国的经济绝对不会止步不前，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赶上美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这还没有考虑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因素。至于综合实力的其他方面，中国要赶超美国，恐怕更为困难。美国在1895年经济总量就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但是美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直接参与列强间的角逐，成为海上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从英国手中和平地接过“世界霸主”的席位。中国并没有美国那样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如果按传统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中国将来能够赶超美国，那要比当年美国赶超英国需要更长的时间。客观地讲，在“一超多强”中，中国要想超越其他诸强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如果考虑到欧洲现有的基础和发展条件以及政治一体化的前景，中国成为世界综合实力的“第二”，甚至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其次，要让美国人清楚，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也是理性的战略选择。中国人渴望实现现代化，渴望实现民族的复兴和崛起，但是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走和平崛起之路。非和平的崛起道路在过去行不通，现在也行不通，将来更行不通。通过对抗、扩张而实现崛起，只能是死路一条，那是导致民族衰败、毁灭之路。中国领导人早就一再申明，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这意味着，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中国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观，“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①美国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要学习的对象，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可借重的力量。改革开放的中国，无意威胁美国的安全。

最后，还要让美国人了解，中国虽然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美之间虽然存在着很多差异、争议和分歧，但是中国不要同美国搞对抗。对双方之间的争议和分歧，中国寻求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大局出发，将争议和分歧暂时搁置，待条件和时机成熟时再来解决。同时，中国会积极努力地工作，为解决争议和分歧创造条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麦克尔·史文谈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

问：您如何看未来的中关关系?是趋于走向对抗，还是更加合作?

答：一方面有若干因素会打破中关关系的稳定。台湾问题是第一个。台湾问题随时有可能使中关关系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在至少20年内不大可能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它的能力还不够。需要分析的新因素是“9·11”事件和与之相关的某些因素。双方需要努力促进合作力量，降低台湾问题破坏形势稳定的危险。

除了“9-11”事件外，中美间还有巨大的经济纽带。中国对关国的市场、投资和技术来源有更大的依赖。中国对台湾的优势正在增长。由于经济联系、由于台湾存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且由于中国的自信和在亚洲的影响在增长，许多国家都要保持同中国的良好关系。它们不会为了台湾而卷入冲突。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想我们将有更强大的促进因素，在未来有合作，尽管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也许10年，也许15年。但与此同时，肯定有些问题会导致困难和麻烦。

我们不十分了解，中国或者美国，在怀疑或坚持两个问题的合作上会走多远。一个是台湾问题，另一个是朝鲜问题。对后一个问题，我想，美国和中国的底线是控制形势，保持无核。双方可能会产生大的分歧，特别是在为了可进入的核查和监视而对朝鲜实行制裁问题上。我想，中国政府不想用强制手段来对付朝鲜。美国政府正努力同北京协调政策，以便在保持对朝鲜的压力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也许在这里中国不愿走得太远。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如果危机在朝鲜出现，你可能看到两国关系的全面毁坏。

葛莱仪谈塑造中美关系

问：您如何评估中美关系的前景?应该怎样使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答：中关关系中仍有不确定因素，未来中美关系需要塑造。

第一个不确定因素是中国的国内局势。中国是否开始从事政治改革?它是否向更民主的方向迈进?或者是这个进程很慢。如果美国看到中国在往这个方向走，会给予支持，会帮助稳住双边关系。

第二个不确定因素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行为。比如核不扩散问题。中国是否在防止WMD扩散上努力承担更大的责任?再比如wTO。在经济领域履行WTO的义务上，中国是否努力合作?在地区范围和全球范围，中国怎样作为?在联合国，中国的行为是支持我们的利益，还是反对我们的利益?如果你看最近，比如像阿富汗事务，中国是合作的，至少没有挑战美国，没有让自己成为美国实现其全球安全目标的障碍。这是美国政府欢迎的。但是当中国变得更强大后，是否能继续这样做?如果中国强大后从事的政策会破坏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目标，我们就会有麻烦。

第三个是台湾问题。虽然中关在其他许多方面合作得很好，但台湾仍会引起危机。部分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能控制台湾干什么。台湾可能引发我们双方都不愿看到的麻烦。

所以有许多不确定性，不仅仅是反恐战争结束还是继续。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应着重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1．妥善解决台湾问题，避免中美直接对抗。

在近期内，能够引起中美走向直接对抗的因素就是台湾问题。中国一方面要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运用一切手段阻止台湾“独立”，并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和平统一，同美国的斗争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应该看到，美国目前的对台政策还是以“维持现状”为优先选择，不愿意看到台海局势动荡。这是可为我所用的因素。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共识的。在阻止“台湾独立”上，中美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是中国对美国的作用又不能期望过高。台湾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还是发展海峡两岸关系，能否实现和平统一，关键在于争取台湾民心。同时，两岸关系发展了，也就消除了中美走向对抗的重要诱因。

傅高义谈台湾问题前景

问：现在人们都很关注台海两岸的局势，担心会恶化下去。您怎样评估台海局势的前景?

答：台海形势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两岸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台湾对大陆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增强，这有利于推进统一。但是，台湾民众对中国的离心倾向是个严峻问题。

中国挤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阻止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是对的，否则台湾人更认为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了，对中国更没有认同感了。

问：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台湾分裂势力搞冒险，挑战现状，大陆应该怎么办?

答：如果台湾挑战现状，正式宣布“独立”，大陆方面不应动武。如果大陆攻打台湾，美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尽“保护”台湾的义务。到那时，政府很难顶住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无论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亲台势力在美国影响很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就在美国培植、经营亲台势力，很成功。相比之下，大陆这方面的工作差得多。当然，最近有所改善。

如果台湾挑战现状，大陆应同美国协调行动，可在取得美国谅解的前提下，对台湾实行经济制裁，或用什么办法影响台湾的股市，让台湾人感受到来自大陆的压力。但不必直接动用武力。

谢淑丽谈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问：您如何评估台湾问题的前景?

答：我相信北京的政策是明智的、更务实的。我相信这种政策会继续下去。我认为，同台北展开政治对话更符合北京的利益，只是经济上的往来还不够。就政治对话来说，北京应考虑台湾人民的一些诉求。北京应尊重他们的一些意愿，换句话说，要向他们承诺一些东西。我想进行这样的谈判是可能的。甚至可能达成某种结果。中国可以更灵活一些。

问：中国能否实现和平统一?

答：中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很可能在形式上是很松散的。北京应该认识到，台湾已经拥有“主权”长达半个世纪。他们有政治上的“主权”，你们应该与他们的“政府”打交道，即与“中华民国政府”打交道。我想应该与之在政治上对话。

有些人认为，美国不喜欢看到中国和平统一，比如南希·塔克在一篇文章中就谈了这种观点，我不同意她的观点。中国和平统一并未对美国构成主要的安全危险。美国不愿被迫卷入同中国的军事冲突。卷入同中国的军事冲突是危险的。更强大的中国是可能在掌控之中的。美国还是会有足够的安全。可以这样想，中国分裂还是统一会使美国更安全?我认为，中国与台湾实现某种松散形式的统一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统一形式必须被台湾人民接受。

问：如果台湾当局挑战两岸现状，搞渐进“台独”，中国怎样应对?

答：除非别国承认，否则陈水扁宣布“台独”也没有意义。对护照问题，中国可以感到很放松，不必担心。主权上独立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应着眼于长远考虑，不要担心台湾方面的一点小动作。那样确实会使形势变得更好。我想北京可以给台湾一种很有信誉的承诺。坦率地讲，北京应该开启同陈水扁的对话，没有先决条件。北京应该说，让我们对话，无先决条件。

李侃如谈解决台湾问题新思维

问：您认为两岸关系的出路在哪里?

答：我认为，首先，解决台湾问题要有新思维。

目前海峡两岸都坚持对台湾拥有“绝对主权”，这是使台湾问题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应放弃“绝对主权”的传统观念。美国的联邦与州就分享着各州的主权。联邦总统和州长们在就职时都宣誓要维护他所管辖领土的主权，实际上双方要维护的主权都是相对的。两岸将来也可以分享“中国”和“台湾”的“主权”。

傅士卓谈发展两岸关系

问：您认为海峡两岸应该如何避免走向冲突?

答：要缓解两岸政治关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两岸各方面的交流，实现三通，互相承认学历等等。

在发展两岸关系上，可以“摸着石头过河”，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制定新的政策。

伊维德谈两岸关系发展

问：您怎样看两岸关系状况及发展前景?  答：就台湾方面讲，陈水扁以极微弱优势胜选，而且“公投”失败，这会促使他更小心地处理两岸关系及同美国的关系。

美国方面虽然不喜欢陈水扁，但必须接受现实。美国希望台海维持现状，它现在忙于反恐，不愿卷入台海战事。所以美国会继续配合中国大陆压制“台独”。不过，美国仍会表态“协防”台湾。

中国大陆也不喜欢陈水扁，但也得接受现实。今后应同陈水扁接触、谈判。

容安澜谈两岸关系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评估两岸关系的走势?中美两国应该怎样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合作?

答：关于台湾问题，中美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我相信中国负有更大的责任。我的观点是，有些人很愚蠢，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对台政策不应该有变化。所以我认为，北京需要有更大的弹性，在表述“一个中国”上应考虑新的方式。按现在的说法，只有一个在北京的中央权威，即使台湾拥有充分的自治，也是在北京的权威下面，这不会被台湾人接受。因为在台湾，“台湾人”的认同感在上升，他们不愿意从属于大陆，即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大陆政府。

关于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重要的是，当美国需要确保台湾不采取走向“台独”的举动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做一些积极的事情，而不是消极的事情。北京不喜欢陈水扁，不信任他，但是如果陈水扁连任，北京可能不得不面对他。不断重复“如果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就没有对话”，不会有助于使局势由危险向好的方向转变。

2．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改革必须依据中国的国情，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而且要走中国自己的民主建设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然而，中国的民主进程又确实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中国不能迎合美国的要求，但是完全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地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在民主上的进步，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会产生多重效应。一是有助于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一方面有利于弱化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有利于强化自由主义的影响。二是有利于改善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进而削弱美国政府制定、实施对华强硬政策的民意基础。三是有利于增强美国的西方盟友和那些实行民主宪政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一旦美国从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出发，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时，这些国家能够同情中国，不参加美国导演的“反华大合唱”。四是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打消“民主统一论”对台湾公众的影响，而且还有助于消除美国以“保卫”台湾民主为动因的对两岸事务的干预。总之，中国推进民主政治改革，会使美国外交中的“推进民主”牌在对华政策中失去效力。

傅高义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中美关系

问：您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会对中关关系有重要影响吗?

答：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确实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许多美国人，包括决策层，都相信“民主和平论”，赞成美国在世界推进民主。他们也希望中国早日i实现民主化。

问：但是，政治稳定对中国来说更重要，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矛盾。您怎样看?

答：确实如此。中国的民主化必须是渐进地推进，不能过激。许多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越快越好。他们不了解，在现今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控制住局势，有能力领导中国。

一些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有关民主的问题时有些片面。比如对台湾选举的报道，只讲台湾实现了民主，而不讲台湾的黑金政治。实际上，台湾的民主还是很不成熟的。

中国虽然需要渐进地实现民主化，但是目前确实有许多工作可做，在某些方面可以有所突破。比如，可以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城市搞直选的试点。这样有利于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减少一些美国人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担忧。

傅士卓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

问：我知道，您对中国政治很有研究。您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会影响中关关系吗?中国应该怎么办?

答：中国的民主化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如果实现民主化，中关关系和两岸关系都会好得多。

还有，中国腐败问题严重，与民主建设有很大关系。

我理解中国需要保持政治稳定，但是中国在民主建设上也应有新的步子。比如说，差额选举在1987年开始实行，到现在15年过去了，没有什么进步。“十六大”搞预选制，很让人不理解，预选的功能是什么?

3．抑制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影响。

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已经引起了一些美国战略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担忧，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的对华战略调整。作为中国方面来讲，首先是在制定对美政策、处理中美之间的重大问题时，尽量避免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言词、呼声的影响。由于那些鼓噪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往往都打着爱国的旗帜，所以他们的言论很容易迷惑人，容易引起那些只有朴素的爱国热情，但不了解国际事务的普通公众的呼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们的极端言论又得到很好的发表阵地。所以，对互联网上的言论，对普通公众的呼声，要进行科学的甄别。更为重要的是要努力抑制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和影响。要通过国家所掌控的宣传、舆论工具，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大力宣传科学的国际观，宣传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宣传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宣传中国要走和平崛起道路的理念，要让国人清楚，和平崛起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理性选择，也是必然选择。为此，中国必须同美国搞好关系，那些同美国针锋相对搞对抗的思想和言论，是误国害民的。二是要让国人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和两面性，美国虽然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但同希特勒德国、军事主义的日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美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上，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上，还是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

4．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从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来看，成功者往往都是那些在初兴阶段避免与现存大国发生冲突的国家。美国虽然在紧盯着那些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在当今的“一超多强”格局中，美国眼中不只是一个国家。在“多强”中，中国的发展势头较好，所以更应该韬光养晦，而有所作为主要体现在那些不易引起美国担忧的领域。

单纯从实力政治的角度讲，当今世界的战略格局很像一个山林，里面住着各种野兽，其中有一只老虎是山中王，那些小狼因惧怕老虎都显得比较老实，老虎也以这种虎威下的和平而自鸣得意。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时有个莽汉想当打虎英雄，向老虎发起挑战，会是什么情景和结局?一种可能是小狼们为了讨好老虎而攻击莽汉，结果是莽汉被小狼和老虎一一起吃掉。一种可能是小狼们静观其变，见机行事：如果老虎占优势，小狼出来助虎；如果莽汉占优势，小狼们助莽汉；如果老虎和莽汉两败俱伤，小狼们就将两者都吃掉。可见，挑战山中王者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且胜算的概率远小于失败的概率。这种丛林法则恐怕是以往想通过非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大国均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实力政治的角度看，“一超多强”格局也很像是中国人喜欢玩的麻将牌局。这种牌局与两军对垒的桥牌不同，它是各为一方，互为对手。各方的目标都是使自己尽快和牌。为此，任何一个玩家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利用各家打出来的牌，即借重各方的力量；同时又要尽量防止别家吃牌或碰牌，因为别家和牌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和的机会，别家赢就是自家输。在防范别家时，最重要的是防庄家，因为庄家和牌，其他三家要输双倍；而庄家在防范时，也不能只防一家，而是同时关注其他三家，这三家都有可能破坏自己和牌的机会。在当今大国关系中，各国的核心目标都是在确保基本安全的基础上，尽快发展自己，增强自己的实力，同时防范其他大国对自己利益的损害。而在发展自己上，其他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又都是可借重的合作者。这就是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伙伴关系，各方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竞争中求合作，合作又不排除竞争。

麦克尔·史文谈中国新外交

问：我发现许多美国学者在讨论中国的新外交，他们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外交上有许多新的做法。您怎样评价它?

答：关于中国新外交，有许多争论。有人认为只是策略性的变化，基本方针仍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如果是重大变化，对中关关系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因为美国政府有很大的理由相信，中国在核不扩散、解决地区问题、不反对美国在亚洲发挥积极作用这样的事情上将更加合作。在这三个关键问题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感到更乐观，你会看到“中国威胁论”更少有人支持。中国在核不扩散、地区稳定和美国在亚洲存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具体政策是什么，这是重要的。

5．加强中美两国思想库的交流。

要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促使中美的战略家一道，从两国的长远利益出发，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出谋划策，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消极的破坏性作用。中美两国的战略家、政治家如何经营中美关系，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也会产生重要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建构”作用。如何减少摩擦、避免冲突、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促进、培育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抑制、排除消极因素，是两国战略家所共同面临的任务。

美国对华战略之所以一直存在着“遏制”成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缺乏战略上的信任，而促使这种战略猜疑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美两国思想库之间缺少应有的交流。加强思想库之间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对华政策接触派的立场，扩大它们对美国公众和决策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弱化遏制派的声音，缩小它们的影响。

基欧汉谈中美战略互信

问：您认为，中关之间是否缺少战略互信?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头看美苏之间的关系，一点战略互信也没有，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没人相信任何人。美中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敌对的东西，我指的是军队。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确信他们在政治上控制着军队。我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够真正对军队实行政治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两国军队互相认知也是非常可能的。

问：两国军方互信，会促进双边关系吗?

答：会帮助朝那个方向发展。美国和苏联之间在20世纪70年代曾在海上有过一些偶发事件。双方在海上离得非常近，并且都试图获取对方的情报。假设有一方攻击另一方，想看看对方的反应，那可能非常危险。对公共关系，最成功的是以色列。中国应当看看以色列。为什么以色列对美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并不只是犹太教国家的缘故。我并不赞成以色列的政策，但我非常赞成犹太教国家。以色列的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它将自己变成了民主国家。

易明谈中美战略互信

问：在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前，两国有战略互信，因为有苏联因素。现在两国有反恐合作，但没有战略互信。您怎样看?

答：我认为，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理由。过去，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缺乏透明度。那是最大的理由。我还认为，国防部依赖五角大楼不穿制服的人，这些人相信中国威胁。所以这是两国军事关系没有取得它应该取得的进步的真正理由。但是我认为，对那一点的指责是互相的。原因部分在于美国的现任领导，部分在于中国不愿把它的大门打开得像美国的那样宽。克林顿政府为此受到许多批评。所以，两国战略互信需要时间去发展。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不发展战略互信。为什么不应该发展?．甚至我们在太空开发上也可以有合作。

总的来看，中国在民族复兴和崛起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美国这个庞然大物。是把它变成对手，从而成为中国崛起的阻力，还是把它变成合作者，从而成为中国崛起的助力，这是对民族智慧的考验。从美国现行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来看，在某些方面，如实现祖国统一、实现国防现代化，它已经成为阻力；但是在某些方面，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对付非传统性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安全、阻止“台独”，它则是助力。中国要做的是，尽可能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抑制美国的阻力作用，同时通过交流、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的助力作用。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一场中美之间的大博弈、大竞争、大较量迟早要到来。人们关注的是这场世纪大博弈会以什么方式进行，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从主观上讲，中美双方都不愿意出现两败俱伤的结局。但是，在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已经没有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的零和游戏。要么是双输的负和游戏，要么是双赢的正和游戏。中美博弈，能否取得双赢结局，关键看双方采取什么样的博弈方式。如果以美国战略界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所青睐的方式，肯定不会有双赢结局。但是，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战略思维在美国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可能增大，甚至有可能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到那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会发生明显逆转，美国朝野会在各方面打压中国，甚至寻衅滋事。如果中国与之针锋相对，肯定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如果避其锋芒，巧于周旋，必要时忍辱负重，以待转机，就有可能峰回路转。即使是必要的斗争，也要留有余地，不使关系破裂。要坚信中美关系总会有柳暗花明之时。因为世界很大，矛盾很多；而中美之间合作的潜力也很大，共同利益也很多。

美国人喜欢拳击，美国外交在某些方面也像拳击。这是拥有实力、依靠实力的国家常有的风格。如果一个较弱的对手，以拳击对拳击，不会占到什么便宜。幸好，中国人喜欢打太极拳，而太极的特点是以柔克刚，柔中有刚；当对方的拳头打来时，不是与之迎头相对，而是退避三分，甚至还要巧借对方所发出的力量，顺水推舟，以求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同时消磨对方的锐气，耗其气力；待对方气力竭尽时，再抓住对方的破绽，攻而克之。中国古人不仅创造了太极，而且还积累了许多珍贵的战略思想，更提供了很多体现大智慧的典故，如韩信忍胯下之辱，刘备和曹操煮酒论英雄。这些文化遗产足可以滋润当今中国战略家和政治家的头脑，使之在这场中美大博弈中有优异的表现。

促使美国采取现行对华政策的两大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消失。这两大因素一是反恐战争，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

——布热津斯基

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现在它只是个地区强国。我看不到将来中美冲突有什么必然性，因为我看不到我们相互之间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斯考克罗夫特

除了霸权国家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安于现状的，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就一定会向外扩张或在本地区称霸。只有成为霸权国家，它才会感到安全有了彻底的保障。所有大国都未逃出这种逻辑。中国也不会。现在中国的实力尚弱，还是“纸老虎”，所以在韬光养晦。但总有一天中国会变成真老虎的。

——米尔斯海默

美国和中国将会在变化的国际力量中有更多的可选择的合作领域。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传染病扩散，或全球基金变化，这些问题在20年后会比现在严重。所以，我认为它们将为美中合作带来压力，特别是当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较大组成部分时。而经济将是中美关系的重点。

——约瑟夫·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