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戏剧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创作充满了昂扬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贯穿着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歌颂，在世界文学史和思想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本套文集使得席勒的作品最大规模地呈现给读者。其中多数作品为新译。席勒的未完成作《德米特里乌斯》等为初次翻译。文集共六卷，二百万字，第一卷为诗歌、小说；第二至五卷收入《强盗》、《斐耶斯科的谋叛》、《阴谋与爱情》、《唐·卡洛斯》、《华伦斯坦》、《玛利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图兰朵》等十一部剧作；第六卷收入《人的美学教育书简》等理论作品。

I 诗歌小说

《诗歌》

《忍让》

《受侮辱的罪犯》

《命运的捉弄》

《招魂唤鬼者》

II 戏剧

《强盗》

《斐耶斯科的谋叛》

《阴谋与爱情》

III 戏剧

《唐·卡洛斯》

《华伦斯坦》

IV 戏剧

《玛利亚·斯图亚特》

《奥尔良的姑娘》

《图兰朵》

V 戏剧

《墨西拿的未婚妻》

《威廉·退尔》

《德米特里乌斯》

Ⅵ 理论

《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

《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

《悲剧艺术》

《论激情》

《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

《人的美学教育书简》

附录：

《人的美学教育书简》导读资料

《席勒年谱》

在这个人的全部历史中，没有哪一章比关于他种种迷误的记载对他的心灵更具有启迪作用的了。每一次严重犯罪行为莫不是一股相应强大的力的活动。如果说贪欲力的秘密活动在正常感情晦暗光线之下是隐而不露的，那么它一旦在激越感情的强光照射之下发生就会显得更加突出、更加狂烈、更加轰动视听；细心的人类学者知道，有多少行为可以归结为一般的自由意志的机械运动，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大可以对此作类比推理。他们将会从这一领域取得某些经验收入他们的心理学说并加以整理，使之成为生活的道德准则。

人的心是既简单而又复杂的。同一种能力或者欲望可能表现为千百万种形式和倾向，可能产生千百种互相矛盾的现象，可能在千百种性格中各有其不同的组合，而千百种不同的性格和行为可能又基于同一个倾向，尽管我们所论及的这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亲缘关系。假如像其他自然领域一样，在研究人类的这个领域内也出现一个林奈①，他按欲望和倾向分类，那么人们将会非常吃惊地发现，某个其恶迹仅仅局限于狭小的市民范围和法律藩篱之中的人跟豪族波尔治亚①竞属于同一个纲目之内。

从这一方面来看，通常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大可值得怀疑的，我想，历史研究之所以总是对市民生活毫无裨益，其困难也就在这儿。在行动着的人的激烈感情活动和阅读这一情节的读者的从容不迫的心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矛盾，横隔着一条宽宽的间离带，致使读者难以、甚至不可能看到这其间的联系。在历史人物和读者之间总是有一条断裂带，它排除了互相比较或者应用的全部可能性，它唤起的不是告诫人们对自己的健康不要沾沾自喜的那种有益的恐惧心理，而是表示惊异的摇头。我们眼前的这个不幸的人，当他正在作案或者正为此遭受惩罚的时候，跟我们一样也是人，而我们却把他看成是另一种生命，其血液循环不同于我们；其意志听命于不同于我们的准则；他的命运对我们的感染力甚微，因为感染力是以对于相似危险的模糊意识为基础的，。而我们甚至在梦境里也想像不到跟他有着这样一种相似性。教育作用因这种不相似的关系而丧失，历史没有成为进行教育作用的学校，只好以博得我们一点儿可怜的好奇心聊以自慰了。如果让它对我们发挥更大的影响而达到它伟大的最终目的，那它必须从下述两种方法中任选其一：要么让读者像主人公一样热情，要么让主人公跟读者一样冷静。

我知道，在古今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中，有些是遵循第一种方法写作的，他们以引人入胜的报告占据人们的心田。然而，这种作法是对作家的僭越，它玷污了个人有权作出判断的读者的自由共和思想；同时，它也破坏了权限原则，因为这种方法本来是为演说家和诗人所专用的，而历史学家只能采用后一种方法。

P307-308

摧毁精神巴士底狱的战士——席勒

今天，我们纪念德国伟大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二百周年忌辰，怀着崇敬，怀着感激，也怀着悲哀和遗憾。席勒英年早逝，只活了四十六年。但这短暂的一生却是不平凡的一生，在这一生中他经历了一次次惨烈的战斗，取得了一次次辉煌的胜利，其光辉的战果便是留给我们的卷帙浩瀚，思想深邃，内容丰富，精雕细刻的传世佳作。两个多世纪来，他的作品鼓舞着全世界亿万读者英勇斗争，奋发向上。

一七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席勒出生在德国符腾堡公国的马尔巴赫，这是坐落在内卡河畔的一座幽静的小城。直至今日，这座小城依然宁静如初，民风淳朴。二十世纪，德国许多名胜古迹毁于战火，歌德、贝多芬在法兰克福和波恩的故居都是劫后新建，席勒故居却是少数未遭兵燹的文化圣地之一。走进这幢两层小楼，看到诗人出生的那间不满十平方米的斗室和那狭窄阴暗的楼梯，不由使人肃然起敬。在这所寒碜的小屋里，席勒和他在部队里充当下级军官的诚实虔信的父亲、慈祥温柔的母亲和他深爱的姐姐一起过着简朴温馨的市民阶级的生活，尤其是母子之爱和姐弟之情使他的童年抹上了柔美绚丽的色彩，这个金发碧眼的漂亮男孩在这里享受着人间美好的亲情。

然而，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的一道命令将席勒从这温情如水的小巢拽进残酷无情的人生的竞技场，从而开始了他从未终止的搏斗。公爵在路德维希堡创办了一所军事学院，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卡尔学院，为他政权的绵延永继培养忠诚驯从的臣仆。公爵下令：他手下的军官臣子都必须把儿子送进卡尔学院学习。一七七三年，小小年纪的席勒离开慈爱的母亲，温柔的姐姐，进到这所“奴隶培训所”①。学院纪律严酷，学生不得回家，也难得接受亲人探望，有如一所监狱。然而学校的教学内容却出人意料的开明，法国启蒙运动大师们的思想居然由思想进步的老师公开传授给学生。这丰富的精神滋养，再加上身受的沉重压迫，使席勒心中萌发出反抗专制暴政的火花，这个医学生写出了一部激情如炽的剧本，讨伐专制暴政，号召人们反抗。这就是席勒的第一部剧作《强盗》，剧本的初版题记是一句拉丁文：a tyrannos(打倒暴君!)

一七八二年一月十三日，《强盗》在曼海姆剧院首演，观众为之热血沸腾，剧院中群情激昂。目击者说，观众高声喊叫，互相拥抱，把帽子抛到空中，整座剧院几乎成了一座疯人院，这并非由于《强盗》扉页上“打倒暴君”的那句题记，而是由于剧作家让人们看到封建专制的残暴凶狠，绝灭人性。他让人形象鲜明地看到了人们身受的专制压迫，即使没有这句题记，“打倒暴君”也在作者写作意图之中。席勒着便装前往曼海姆，观看了这次演出，亲身经历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深受鼓舞。

《强盗》的演出大获成功，轰动一时。一七八二年五月末，席勒再次私自前往曼海姆。公爵得知了席勒擅自弛行以及该剧公演的消息，大发雷霆，将席勒关了两周禁闭，禁止他再写“喜剧”，并威胁道，否则将给以严惩，把他囚禁在关押重犯的塔楼中。席勒知道，著名诗人舒巴特①的命运正等待着他。无奈之下，他只好逃亡。席勒的逃亡在世界文学史上颇具传奇色彩，在其一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斯图加特已无他容身之地，他若想成为一个作家，自由自在地讴歌自由，反抗暴政，必须脱离这个囚笼，自由翱翔在蓝天上。至于前途如何，他已无暇思考。一七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公爵与来访的贵宾围猎，席勒估计当晚可以不引人注目地通过城门，决定夤夜冒险逃亡。席勒一生中，似乎命中注定，也恐怕是由于他的善良真诚，在困厄危难之时，总有无私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若没有他最忠诚无私的朋友、青年音乐家安德烈亚斯·施特赖歇尔和他患难与共，真不知他能否渡过这个难关。城门口值班的恰好是席勒的军校同学沙尔芬施泰因，于是化名里特尔博士的席勒顺利通过城门，驱车前往曼海姆。

《强盗》上演后好评如潮，席勒一举成名。《埃尔福特学者报》的一位极有远见的评论家写道：“我们倘若期待着一位德国的莎士比亚，那么这一位就是。”②

但这位德国莎士比亚的命运充满坎坷，符腾堡的公爵并未放弃追捕这个胆大妄为、抗命出逃的狂悖臣民，曼海姆剧院总监达尔贝格男爵也不愿担当风险，留下这位才气横溢的文坛新星。然而席勒并不绝望，为了自由，为了写作，他早已做好一切思想准备。幸运的是，他始终有朋友相助，好友施特赖歇尔并未弃他于不顾，在艰险的逃亡途中仍然陪伴着他；曼海姆的导演和出版家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军校同学的母亲封·沃尔措根夫人邀请他到自己在鲍尔巴赫的庄园去避难。

符腾堡的冬天异常寒冷。就在这隆冬时节，席勒离开曼海姆，前往鲍尔巴赫，投奔沃尔措根夫人，于一七八二年岁末抵达冰封雪盖的鲍尔巴赫。鲍尔巴赫是座小村庄，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自由村镇，符腾堡公爵无权在此追捕逃犯，但席勒还是隐姓埋名，作为里特尔博士在鲍尔巴赫住下来。

经过曼海姆以及此后这段困苦的逃亡经历，鲍尔巴赫对于席勒不啻沙漠中的绿洲。这位习惯于在艰苦中奋斗的诗人仿佛进了田园诗一样的理想境地，可以全力以赴地任幻想翱翔，任诗兴驰骋。席勒在这里集中精力修改写作抗击专制暴君的剧作《斐耶斯柯的谋叛》，兴致勃勃地写作一出新的悲剧《路易丝·密勒琳》。同时又收集资料，考虑下一步写作计划。在这方面他得到了新交的朋友，迈宁根公爵图书馆的秘书(即管理员)威廉·赖因瓦尔德的大力帮助。他与席勒一见如故，十分投契。赖因瓦尔德在日记里写道：“今天他和我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这位青年——席勒——这么年轻就已饱经沧桑。我觉得他很有价值，值得一交。我不相信，我把我的信任给予了一个没有价值的人，除非一切都欺骗了我。在他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我相信，德国有一天将怀着骄傲称道他的姓名。我已经看到他那双被命运的阴霾笼罩着的眼睛喷射出来的火星，认出这双眼睛让人预感到的丰富的精神。”①

与此同时，忠实的施特赖歇尔在曼海姆散布消息，说席勒正在写一部市民阶级的悲剧，大概已经写完。这个消息引起了剧院总监达尔贝格的注意。这位男爵一反常态，立刻要为曼海姆剧院争取这个剧本。席勒听到剧院的呼唤，立即以惊人的速度赶写他的市民悲剧。

“我的路易丝·密勒琳催促着我在五点钟就披衣起床。我坐起来，削削羽毛笔，开始构思。”①这就是日后被恩格斯称做“第一部德国的有政治倾向的戏剧”②《阴谋与爱情》。

历来都有一些以伯乐自居者在赏识千里马时，总是为了利己的目的。他们并未善待千里马，必要时骑之，用后便弃之。曼海姆剧院总监便是这样一位伯乐。诗人身陷困境时，他根本不愿援手。现在他突然又对席勒表现出极大热情，邀请席勒担任该剧院的剧作家。然而年轻诗人的薪金竞比十五岁的女演员还低，任务却极为繁重：一年得写三个剧本。席勒接受了这苛刻的条件。他急于找到演出他剧本的剧院，并未去计较收入多少，待遇优劣。

毕竟正直的人，不以金钱为衡量幸福程度的人，脱离世俗观念、欣赏真正天才的人还是存在。一七八五年，德累斯顿的四个年轻人，刻尔纳和他的朋友胡伯以及他们的未婚妻，从北方向席勒发出友情的召唤。这四位年轻朋友真诚的友谊使席勒忘却了人世间的丑恶和凄惨，他欣然离开南德向北驰去，来到素昧平生但志同道合的朋友身边，沐浴着友谊的阳光雨露。如果说鲍尔巴赫是一块绿洲，在他长途跋涉于沙漠之中时给他以休憩和怡养，那么德累斯顿应是他第二次休养的绿洲。这里水草更丰盛，空气更宁静，而每一次休养都伴随着灵感的激发，新作的问世。对于席勒来说，工作就是生活，安宁无扰的环境，友好和睦的气氛使他才思泉涌，而逆境困厄又激起他拼搏的精神，战斗的意志。于是他又得到滋养，又创作新的作品，这就是他一生的历史，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总在充实自己，总在创作，一刻不停。友谊在席勒的一生中至为重要，始而是物质上的帮助，继而主要是精神上的鼓舞，精神上的支持!

这几个朋友和他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他们代表了一代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倾向。他们给他的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慰藉使他在悲剧《唐·卡洛斯》中，写出了唐·卡洛斯和波萨侯爵之间的动人友谊，为我们树立了为友谊而献身的范例。自我牺牲，为崇高的目标而奋斗，互相支持，共渡危难，这才是真正的友谊。于是他写下了充满乐观主义激情的《欢乐颂》。只有经历过巨大的苦难，才能知道欢乐的价值，而这种欢乐来自友情，来自对真挚友人的讴歌。席勒的诗表达出拥抱全世界的强烈愿望，希望普天之下，人人相亲相爱，都是兄弟姐妹，这才是人间乐园。《欢乐颂》实际上是对友谊的颂歌。这首名篇经贝多芬谱曲，成为响彻全球的第九交响乐中的著名合唱。①

正当席勒在友人宁静和睦的圈子里歌唱欢乐，畅饮友谊的甘美酒浆之时，天际正隐隐传来雷鸣电闪。十八世纪封建制度的丧钟已快敲响，专制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席勒在《强盗》中发出的“反对暴君”的怒吼，在《斐耶斯科的谋叛》里展现的对共和国的向往，对独夫民贼的鞭笞，在《阴谋与爱情》里对腐朽封建制度的无情揭露和谴责，成为即将铺天盖地向人们袭来的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怒潮的最初波浪。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像铁盖子一样令人窒息，社会无法发展，人才备受压抑，出身血统决定人们的命运，爵位门第袒护贵族的特权。腐败贪婪的贵族官吏如狼似虎，民不聊生，正义无从伸张，邪恶恣意妄为。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的革命人民终于忍无可忍，攻陷象征专制暴政的巴士底狱，震惊全欧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在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中，封建制度迅速坍塌，《马赛曲》的激昂歌声响彻四方。

（序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