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为我们活过，哪怕时平平淡淡地活过，我们就进入了历史，进入了文化。

一代有一代的优势与隐疾，个人拥簇在群体之中，却迷失了自己。如今明白过来，只有一声叹息，这叹息好悠长！本书粗略地勾勒了作者大半辈子的生活印迹，东鳞西爪，点点滴滴，虽然只是印迹，却也能看出当时的那个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里特别是“反右”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的性格。不必嘲笑他们当年的愚钝，不必蔑视他们当年的怯懦，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超越历史，只要从这东鳞西爪点点滴滴中，读出由盲目到清醒的生命演进轨迹就好！

自序

个人记历

亵渎北京图书馆

校门口个小老头儿

一记耳光的沉重

五角钱的惩罚

我与武侠小说的一段因缘

自行车的记忆

国政公，性好酒

亲人记趣

厨房过敏症

三B烟斗

那时我生命中唯一的快乐

妻

家常便饭好待客

友人记情

谁来策划我们的前程

挪威海轮送来我的一位同窗

教我下国际象棋的包石曾

山野一轮红月亮

忘记的一句话

国人记忧

一个孩子眼中的国民党中央军

搀和1957

困难时期大学生的形形色色

我加入了烟民队伍

一位农民中的智者

忆苦思甜中的小插曲

五七干校一束

有这样一位女士

不花钱，不生气

过街桥上的迷惘

不能忘却的冷脸

烧饼的调侃

知道女人喜欢什么吗?

别招人家不痛快

烧饼的调侃

我喜欢北京的小吃。不论灌肠、爆肚、炒肝、卤煮火烧，乃至最下里巴人的羊杂碎，每逢见到，无不令我馋涎欲滴。

可惜，口福有限。

前些年，这些雅俗共赏的小吃在市场上几近绝迹——大大小小的饭馆全是国营的，店堂里虽然高悬“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匾额，却极少有肯为人民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生意的。有时为了吃一碗卤煮火烧，我不得不骑上自行车专程前往东四北大街路东的一家小店。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个体饭摊贩的出现，这些北京传统小吃终又重见天日。可是，一位在卫生局工作的朋友极为郑重地警我：不许吃!他随口说出两个他们对个体饭摊儿进行卫生检查后的统计数字，我便心服口服地望“小吃”而兴叹了。

芝麻烧饼，是我爱吃的，可也几年不敢入口了。哪怕是吃涮羊肉时，也敬而远之。倒不是怀疑大师傅的那双手，而是惧怕混杂在芝麻中的沙子一我着实被硌过几次。由于年轻时生冷不忌，酸硬不忌，我的牙齿比身上的其他部件衰弱得尤快，而我又认为“吃”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因此后来深知精心保护牙齿的必要。烧饼既然威胁到我的牙齿，我就收敛对它的热情，决不含糊。

一天傍晚，妻从学校回来，说，我一会儿还得走，来不及做饭了。凑合一顿吧。

她从挎包里掏出一袋速冻馄饨，一块酱牛肉，还有——天哪!还有四个烧饼!

妻见我的眼神不对，怫然不悦道，看把你吓的!把皮儿撕下来，我吃。

吃饭时，我见妻很顺利地把一个夹肉烧饼消灭了，并没有狼狈地吐出什么。我受到了诱惑，也受到了鼓舞，细嚼慢咽地吃了一个，结果同样顺利，我的小心翼翼，竟是多余的。

这是在我们学校后边买的。妻说，外地的小两口儿，都挺干净，不像有的小贩，蓬头垢面。男的烙，女的卖。价钱也公道，两角。别处都卖两角二呢!

从此，这外地小两口儿烙的烧饼便不时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打破了多年来我们家米饭主宰正餐的单调局面——这是我久已盼望的。

一次，我发现盘子里的烧饼明显地较往常的大了一圈儿，我立即提高警惕问，这是从那个摊儿上买的吗?

放心!妻说，你猜，多少钱一个?

形象一变，身价自然不同。这是目前市场上的规律。我猜错了。这大了一圈儿的烧饼才一角八分，降了二分钱。

马路对面又多了一个烧饼摊儿，妻说，摊主是两个外地小伙子，也挺干净利索的。

这丢在地上都没人肯弯腰的二分钱，却使我颇为振奋。我好像从烧饼上看到了一点儿希望。公平的竞争，优质的商品，合理的价格，还有——“上帝”，将真正成为体现顾客尊严的代名词，而不像现在，仅是一些言不由衷的家伙们在广告中任意玩弄的新潮词汇。

那时正是冬天。按妻的待客之道，每有客人，必吃涮羊肉。自家吃饭，妻有时用素炸丸子和炸豆腐煮汤，洒上辣椒油，热腾腾一大碗，再吃两个烧饼，地道的北京风味。如果她去买馄饨皮，一定已经想着要和烧饼搭配了。总之，那一个多月，我吃了不少烧饼，把前几年没敢吃的，都补上了。

一天，妻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们学校后边又添了一个烧饼摊儿，距两兄弟的摊子仅十几米，摊主是两姐妹。妻说，这回是三家竞争了。看谁的质量好，谁肯薄利，谁就能多销。

前些日子曾经在烧饼上看到的一点儿希望之光，又一次使我的眼睛闪亮。竞争出质量，竞争出效益，竞争出文明，这不会错的。

几天后，随着一碗丸子豆腐汤，一碟烧饼也撂在饭桌上。妻愤愤地说，你猜，多少钱一个了?

我当然猜不着。

两角二了!

我端详一番，没发现烧饼的外貌有何变化。我也愤愤不平地说，怎么一下子涨了四分?四分钱不多，可涨了将近四分之一!

三家都是两角二。

噢，原来如此。本以为烧饼摊儿多了，互相要竞争呢，却不料人家联合了。P.238-240

我1963年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按照近些年的说法，我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文革”以前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产品。前年秋天，我们班三十多位同学在母校聚会，纪念我们毕业四十周年，可想而知，我这个产品，旧且老也!

社会生活中，一代人与一代人是不同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优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隐疾。

后来者正是祛除了前人的隐疾，才意气飞扬地跨出大步，推动历史走向一个新的轮回。

我不讳言我们这代人的隐疾——也无法讳言。

我少读社会学书籍，缺少这方面的基本知识，更不善归纳，不善升华。回想当年种种，我常常觉得自己仅是乱哄哄的人群中一个淡淡的影子，晃呀晃的，也抬胳膊也动腿，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极少能看清自己的鼻子，自己的眼睛；嘴巴张着，却听不出自己在说什么。我们这代人最剧烈的痛心之处，就是个人簇拥在群体之中，迷失了自己。

我们是最不自信的一群，最没有主见的一群。我们信任老师的话，信任工农劳模的话、战斗英雄的话，信任报纸杂志上的话，更不必说——党的话，领袖的话。在我们心目中，他们都是权威——绝对权威!而他们在教导我们的时候，“服从”、“听从”、“反省”、“检讨”之类的词汇出现的频率常常是很高的，加之政治氛围的威压，我们便不得不养成听话的习惯。所以，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挥巨手时，我们便一拥而上，高声欢呼了；当林彪说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时，我们虽然心存疑窦，也只是一闪而过了。

我们有强烈的角色意识，却不明白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我是一块砖，党往哪儿搬就哪儿搬。我是一颗螺丝钉，党往哪儿拧就哪儿拧。”当块合格的砖，当颗合格的螺丝钉，就是社会给我们确定的修炼目标。“砖”或“螺丝钉”，就是我们的角色。在业余大学，我这块“砖”是教师，走出校门，我仍然不能摆脱角色意识。星期天，如果有缺课的学生请我给他补课，我会认真地给他再讲一遍。我没想过，对不起!星期天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们满脑子的角色义务和角色责任，却不知道自己也是有权利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工资是学校发的，从没想过这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从没想过!你能相信吗?当时，我就是这样不开化!“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是丑恶的，是背离角色的，不能沾边儿，否则肯定会遭到别人的鄙薄。

我们习惯于循规蹈矩。在工作中自不必说，如果有谁擅自独出心裁，肯定就要领教同事的白眼、领导的指责。生活中也是如此。“穿衣戴帽，各人所好”，自古皆然，而我们却无缘享受这微不足道的自由。我们戴一样的帽子，穿一样的蓝制服，理一样的发式。如果有谁臭美，留个大转头或穿条牛仔裤，倒霉吧!先扣上一顶“有流氓习气”的大帽子，随后就是众人的侧目而视。循规蹈矩，弱化了我们的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根本无从谈起，我们只能以最简单的思维方式面对大千世界——什么都是一元的，非上即下，非左即右，非对即错，非好即坏——“做党的驯服工具”，做砖头，做螺丝钉，本就无须自出机杼的头脑。

我们个人的理想，个人的愿望，个人的志趣，即便有过，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这样渐渐融入到群体之中，最终化为乌有——其中包括最最个人的情感和习性。作为个人，我们都迷失了。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无法逃避。如今明白过来，也只有叹息。

这本小书，粗略地勾勒了我大半辈子的生活印迹，东鳞西爪，点点滴滴，虽然只是印迹，却也能看出我们走过的那个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里特别是“反右”以后我们知识分子群体的性格。我以为，为了今天，为了明天，它们是不该忘却的。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老同学，献给“文革”前十七年大学毕业的学长们、朋友们。

我还要把这本书诚心诚意地献给今天的青年朋友，并且说，你们不要嘲笑我们当年的愚钝，不要蔑视我们当年的怯懦。须知，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能超越历史，何况我们一介儒生!诚然，就个体而言，也有如顾准那样的华彩人生，他是我国知识分子们永远的骄傲，但，在那个时代，他只能是个体。

《自序》写完，读了一遍，觉得有些沉重。是的，一想起那个忧患的年代，总是感到压抑。好了!我们毕竟生活在今天了。今天总比昨天好，虽然远不尽善尽美，但比昨天好得多!